是“教育和教师”的问题，而是他自身的问题，是一个中年男人不甘贫穷，但又不敢采取行动改变这种贫穷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年职场人士，如何利用和开发既定资源，增加收入的问题。

2.问题根源：导致夜夜舞蹈贫穷的，是更可怕的精神的贫穷。这个精神的贫穷，包括鄙视钱财、鄙视为钱财去努力的行为、鄙视传统挣钱方式之外的任何挣钱方式，也包括他不甘贫穷的精神状态——假如他甘于贫穷，他就不会感到贫穷，日子依然过得去，因为收入比他低的人很多，如果他“一贫如洗”别人是否可以遭到洗劫才富？他为什么不甘于贫穷？因为，时代在变，他直觉中知道他可以不穷，但思维中和行动力中却不知道如何努力才能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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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一贫如洗”的穷教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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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决问题的思路：不甘贫穷，是改变贫穷的第一步，但改变贫穷，最终要的是改变思想，改变价值取向，改变思维方式。这个改变，对于一个35岁的中年男人，是非常艰难的血与火的考验。你以为俞敏洪“辞职离开北大”好玩啊！？个中血泪，可能只有老俞知道。我课余教琴，就觉得被剥光了衣服！还常常用“笑贫不笑琴”来聊以自慰。夜夜舞蹈，要改变贫穷状态，先改变自己的灵魂，否则就不要叫穷！tmd，520。

4.解决问题的方法：夜夜舞蹈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改变贫穷不必大动干戈，连根拔起。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下：第一，如果能够拿到教学奖金，在本校做一个收入最高、地位也最高的教师，为什么不争取？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立足作文教学、提高教学艺术、更新教育观念、做一个令学生耳目一新的老师。第二，如果能够课余给学生补课挣钱，为什么不投入？家教做得好，需求找上门，如果能够建设自己的家教网络，建立一个家教中介服务（想做婊子但又不敢走出牌坊的教师遍地都是），为什么不建立？夜夜舞蹈来自山东，孔子的故乡。弟子三千——补习学生，贤人七十二——补课老师，这是孔夫子创建的伟大传统，为什么到了夜夜舞蹈这一代人就反而数典忘祖？夜夜舞蹈可以成立山东s城孔子家教基地嘛！“天天上课，夜夜舞蹈，不虚青春，不惧高考——孔子家教，作文高分的保证！”我连广告词都替他准备好了。

夜夜舞蹈还有其他路走吗？1月15号那天，在我对他连续咨询将近8小时之后，他突然问我：考心理学研究生怎么样？我气得七窍冒烟。理论上，他还可以考杨振宁的基础物理研究生呢！气死我也！

人到中年，应该根据自己既有资源，重整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夜夜舞蹈就是一个作文老师，把这个题目做好做深——做一个在高中作文领域最好的老师，一个超越特定体制、特定学校、特定地域，在“高中作文教学”这个领域优秀的作文老师，他的人生必然可以得高分！

作为朋友，我爱夜夜舞蹈，作为老师，我痛夜夜舞蹈。哀莫大于心死，夜夜舞蹈，把你奋斗的心激活！上帝只救自助者，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

而我，作为“上帝”的使者，已经给了你最值钱的月光宝盒！——这就是我对你的咨询以及这篇基于我们咨询的文章。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挑战夜夜舞蹈明年此时来新东方，和今年见面的那些博友再次见面，向我们汇报他的成功，而且，一切费用由他开销！等着瞧吧：一个穷男人，如何变成了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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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为什么说中国本科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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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离开北京，八点来到石家庄，明天在这里有一个演讲。

现在深夜，想念各位博友，就在这里向大家问好！如果你正在你失眠，我陪你睁眼；如果你已经酣睡，我替你摇篮。

在石家庄的演讲还是我讲了很久的老话题：大学生就业难，以及相应的人生职业规划和人生设计问题。

石家庄有几十所大学，这又使我很意外。几个月来我在珠海和太原，看到了规模浩大得完全出乎我想象的校园，令人激动。

经过几年的大学扩张，中国大学在数量上有了惊人的发展。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庆贺和肯定的事情，毕竟我们依然还有太多的青年不能实现大学梦，被遗弃在残酷的高考失败的青春低谷。

但中国大学在质量上亟待提高。大学生就业难，虽然不是大学扩招的必然结果，但至少是质量没有和数量同时提高的一个症结。从量变到质变，将是中国教育的下一个突破口，这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教育的人，积极参与批评，积极推动改革。

说到中国大学教育质量问题，6号下午在北京国图会议厅，参加“首都大学生社团负责人”会议，我做了一个短短的演讲，热情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指出这是和学习知识同样重要的一个修炼，是获得综合素质和确立人生方向的主要途径之一。

演讲完了一个学生立即站起来问我：徐老师，你觉得中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和它应该有的水平比，还有相当相当远的距离。

这个学生的问题，显然是冲着杨振宁说中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很好而发的。于是我说：

“杨振宁说中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很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老人家处在新婚的幸福中，看什么都一片玫瑰色，rosy，一切都洒满阳光，充满欢乐，所以自然会对中国大学的积极面看得多一些——换谁谁都会这么看。”

杨振宁说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很好，我开始也不理解，直到现在我才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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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更新与文化的更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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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版《新东方精神》序言

一、走近废墟

1996年初，我结束了十年海外漂泊生涯回国创业，回到新东方，就住在俞敏洪家里。敏洪当时的家，位于圆明园北边一个居民小区。

每天清晨，敏洪开车带我经过圆明园废墟、经过清华西门、北大东门，到达新东方。

清晨的圆明园，残破荒芜。

每天夜里，我们又经过北大东门、清华西门、圆明园废墟，回到居住的地方。

夜里的圆明园，阴森恐怖。

每次从废墟经过，想象当年园中的烧杀抢掠和冲天火光，成为我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精神折磨。我总是想起希腊神话中那个遭宙斯惩罚，被天鹰啄食肝脏、啄完又长出来、长出来再啄食、备受酷刑的普罗米修斯。

圆明园引发我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创痛，有时会使我感到自己也成了这个遭到天神惩罚的人。我获得这种精神酷刑，不是因为我偷了天火、犯了天条，而只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爱着我的文化、爱着我的历史、经受了中西方教育、理解了中西方文明差异的中国知识分子……

假如历史是一位老师，圆明园应该是中国人最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的教材，但我总觉得，我们这本记载了最悲惨回忆的史书，似乎还遗漏了很多东西。

一天，我突然问了敏洪一个问题：“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到底来了多少人？”

“好像是两万多人。”

“什么？才两万多人！”我惊叫起来。

敏洪看了我一眼，知道我在想什么：“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但好像来到中国的，总共也就是两万多人吧……”

听了敏洪的回答，我也什么没有说。但是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场景，我心里出现了一个沉重的问题：

一边是两万多远征军，一边是四亿多天国军民。

为什么区区两万多英法侵略者，就能够把堂堂四亿中华民族，打得一败涂地？

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本性吗？这不能缓解我的痛苦。

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珍宝就有强盗。问题是：能够创造出圆明园这种稀世珍宝，以及万里长城这种世界奇迹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抵挡几船远道而来、水土不服的匪盗？一个民族的强大创造力，固然可以用来创造赏玩之物，也可以用来堆砌被动防御的围墙，但是否还应该发展出同样强劲的精神和力量来保护这些文明瑰宝免遭侵犯？

指责满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吗？这也不能解答我的疑问。

五千年文明古国，为什么却传承出这么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如果说是满清腐败有什么特殊性，那么，想一想被满清王朝推翻的明末政权，其实更加腐败无能、更加不堪一击。要知道，满清入关，只有二十万军队，就横扫中原、屠城江南、入主京城……

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五千年中华历史，就在这种王朝兴盛与衰败、王朝崛起与崩溃中交替轮回，演绎着中华民族的大喜大悲。

我们的民族也许优秀，我们的文化也许深厚，但华夏土地，为什么总是孕育出这一代代的昏庸统治？

我们的文化也许伟大，我们的传统也许神圣，但炎黄后代，为什么总是演绎着这一出出文明浩劫？

走近已经成为废墟，但却曾经象征过中华文明骄傲的圆明圆，我似乎走近了中华文明的废墟。

我的心里，涌动着一个个令人不安但难以回避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是否带有某种疾病？我们的民族是否缺乏某种素质？我们的文明是否应该经历某种烈火重生，洗礼更新？我们的人民，是否也必须经历某种脱胎换骨，凤凰涅槃？！

……

二、走近历史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的发明。这是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成员前赴后继、上天入地寻求的答案。

自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面对长达百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家国浩劫，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痛苦探求，就开始了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艰难长征。

从留学之父容闳开始，到鲁迅、陈独秀一代五四启蒙先驱，到钱学森、李四光这些科学救国者，到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开国革命家，一代又一代肩负着中华民族希冀与嘱托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唱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出征曲，远赴重洋，壮志救国，济世图强，盗取天火，为点燃华夏大地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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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更新与文化的更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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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负笈求学的国家，有曾经把圆明园付之一炬的英法帝国；他们十年面壁的地方，有曾经在甲午海战中战胜大清的日本列岛；他们寻找科学技术的地方，有曾经参与八国联军趁火打劫的美国。他们苦苦寻找、孜孜探求救国救民知识和真理的异邦，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血染中国近代史、凌迟中华民族心的西方列强国家。

啼血的杜鹃，填海的精卫，挥斧的刑天，追日的夸父……我看见，这些象征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传奇形象，在我们这些去西天盗取天火、寻找真经的祖辈、父辈、先辈柔弱的身躯、苍白的面容和炽热的眼神中复活。

容闳在美国看到新大陆的强盛因此提出了派遣幼童留美，拉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帷幕；鲁迅在日本看到体格强盛但精神麻木的国人决定弃医从文，揭开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古老疮疤；钱学森以他在美国获得的导弹科技，迅速改变了中国的国防力量；邓小平，这位十五岁就旅法求学的“小留学生”，直到七十多岁还东渡日本访问考察，站在日产汽车的流水线上感慨地说：“来到这里，我这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

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代，无论在屈辱的过去，还是在繁荣的今日，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中国社会最先进人士，都意识到一个不能忽略的真理：要使中华强大，要使民族繁荣，中国人必须向西方学习，向列强求教，拜敌人为“师”，与群“狼”共舞……

要使屈辱不再重演，我们就要卧薪尝胆；要使烈焰不再肆虐，我们就要西天取火。

从圆明园焚毁之后满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康梁变法的改良维新，从五四运动中来到中国开启民智的德赛二师，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就大力提倡的留学政策，中国人去西方取经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向西方学习的目标越来越深入。

仅有能工巧匠，不能保护圆明园在一场大火中烟飞灰灭；仅有船坚炮利，不能防止大清海军在一场海战中全军覆没；仅有家国仇民族恨，不能抵挡巡航导弹对我使馆和主权的轰炸；仅有爱国心赤子情，不能确保我们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格局前，永远保持强劲增长、自信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中国的人均gdp，比起日本，依然只是三十几分之一。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比起美加，依然滞后七八十名。中国在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指标，和美国日本这样先进国家相比，依然有令人震惊的巨大差异！今日中国青年肩负的向西方学习的使命，即使没有容闳时代那么曲折漫长，至少也同样地任重道远。

留学之父容闳所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从太平洋彼岸吹来，穿越时空的隔膜，跨过文明的沟壑，依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