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是对的。就拿我个人来说，五十八个春秋恐怕也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可以算作“正常时期”。对于人生而言,“正常时期”与“非常时期”也许只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

所以加缪又说:“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我想写的，也只不过就是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境遇。

角度是很个人化的，当然也免不了打下时代的“烙印”（借用一个“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用语)。另外,“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反思”也总是会有的。但不曾刻意追求。我总在想，只要我还没有变成一个白痴，我的任何回忆就都会带上我的反思。倒不见得非得坐在马桶上作“思想者”状不可——对不起，我在这里是突然想起我所见到的一件雕塑了：明显是仿制罗丹的《思想者》，但雕像却是坐在马桶上的。

有些用语比较陈旧，有些用语过于特指，但我觉得用它们可能有助于显现一下当时的语境，保留一点当时的气氛，所以就没有换成时令用语。老实说，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还有人建议我适当加几个注释，据云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时期的好多好多事都已经一无所知了。我当然希望我写的东西年轻人愿意读，事实上我一多半是想为他们写的。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我写的毕竟不是古汉语，没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弄成了“学问”。年轻人不知道的事多半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真要关心起来，他们自会找到了解的途径。

至于大牢中的一些特定用语，我在行文中多半有解释，而且还在《号子风物》一文中集中地做了一些介绍，相信不会妨碍阅读。此外，由于每一篇文字都是单独成篇的，彼此间不存在上下文的关系，所以有些很必要的背景交代会有重复出现的情况。考虑到这种情况其实有利于单篇的阅读，而读者又未必有兴趣通读全书，我也就没有下功夫避免。

也许我还有必要交代一下自己的动机?——为什么一放再放放了三十多年的东西终于还是要写?为什么去年冬天又会“一念再起”?我想过，结论依然是：我自己也不太说得清。要编故事当然也可以编出一个“感人”的理由的，可是，那又何必呢?还是让我再借用一次加缪吧，他说:“人们真是缺乏想像力啊!他们总认为自杀要有一个理由，其实自杀完全可以有两个理由!”我想，活着做的其他事就更是如此，写作自然也不会例外。

就这样吧。

记于2005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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