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为四个腔室。纤维素的消化是在微生物(瘤胃细菌)的作用下在一个胃室里完成。当动物吃了硝酸盐含量异常高的植物后，瘤胃中的微生物便对消酸盐作用，使其变成毒性很强的亚硝酸盐。于是引起一系列事件的致命环节发生了:亚硝酸盐作用于血色素，使其成为一种巧克力褐色的物质，氧在该物质中被禁锢起来，不能参与呼吸过程，因此，氧就不能由肺转入机体组织中。由于缺氧症，即氧气不足，死亡即在几小时内发生。对于放牧在用2·4－d处理过的某些草地上的家畜伤亡的各种各样的报告终于得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一危险同样存在于属于反刍类的野生动物中，如:鹿、羚羊、绵羊和山羊。

虽然其它种种的因素(如:异常干燥的气候)能够引起硝酸盐含量的增加，但是对2·4─d滥卖与滥用的后果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这种状况曾引起威斯康星州大学农业实验站的极大关注，证实了在1957年提出的警告:“被2·4－d杀死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如同危及动物一样，这一危险已延伸到人类，这一危险有助于解释最近连续不断发生的“粮库死亡”的奇怪现象。当含有大量硝酸盐的谷类、燕麦或高粱入库后，它们放出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这对于进入粮库的任何人都可产生致命的危险。只要吸几口这样的气体便可引起一种扩散性的化学肺炎。在由米里苏达州医学院所研究的一系列这样的病例中，除一人外，全部死亡。

“我们在自然界里散步，就仿佛大象在摆满磁器的小房子里散步一样。”所以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的一位荷兰科学家c·j·贝尔金这样总结了我们对灭草剂的使用。贝尔金博士说:“我的意见是误认为要除去的野草太多了，而我们并不知道长在庄稼中的那些草是全部都有害呢，还是有一部分是有益的。”

提出这一问题是很难得的:野草和土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纵使从我们狭隘的切身利益观点来看，也许此关系是件有益的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土壤与在其中、其上生活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依赖、互为补益的关系。大概，野草从土壤中获取一些东西，野草也可能给予土壤一些东西。

最近，荷兰一个城市的花园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玫瑰花生长得很不好。土壤样品显示出已被很小的线虫严章侵害。荷兰植物保护公司的科学家并没有推荐化学喷药或土壤处理;而是建议把金盏草种在玫瑰花中间。这种金盏草，讲究修辞的人无疑地认为它在任何玫瑰花坛中部是一种野草，但从它的根部可分泌出一种能杀死土壤中线虫的分泌物。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一些花坛上种植了金盏草;另外一些不种金盏草以作为对比。结果是很明显的。在金盏草的帮助下，玫瑰长得很繁茂，但在不种金盏草的花坛上，玫瑰却呈现病态而且枯萎了。现在许多地方都用金盏草来消灭线虫。

在这一点上，也许还有我们尚很不了解的其他一些植物正在起着对土壤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去残忍地将它们根除。现在通常被斥之为“野草”的自然植物群落的一种非常有用的作用是可以作为土壤状况的指示剂。当然，这种有用的作用在一直使用化学灭草剂的地方已丧失了。

那些在喷药问题上寻找答案的人们也在关注一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事情——需要保留一些自然植物群落。我们需要这些植物群落作为一个标淮，与之对照就可以测量出由于我们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它们作为自然的栖息地，在这些栖息地中，昆虫的原始数量和其它生物可以被保留下来，这些情况将在第十六章中叙述到。对杀虫剂的抗药性的增长正在改变着昆虫，也许还有其他生物的遗传因素。一位科学家甚至已提出建议:在这些昆虫的遗传性质被进一步改变之前，应当修建一些特别种类的“动物园”，以保留昆虫、螨类及同类的生物。

有些专家曾提出警告说，由于灭草剂使用日益增加，在植物中引起了影响重大而难以捉摸的变化。用以清除阔叶植物的化学药物2·4－d使得草类在已平息了的竞争中又繁茂起来——现在这些草类中的一些草本身已变成了“杂草”。于是，在控制杂草上又出现了新问题，并又产生了一个向另外方向转化的循环。这种奇怪的情况在最近一期关于农作物问题的杂志上被供认:“由于广泛使用2·4－d去控制阔叶杂草，野草已增长为对谷类与大豆产量的一种威胁。”

豕草——枯草热病受害者的病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控制自然的努力有时候象澳洲土人的飞去来回一样，投出去后又飞还原地。为控制水草，沿道路两旁排出了几千加仑的化学药物。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地毯式喷撒的结果使豕草更多了，一点也没有减少。豕草是一年生植物，它的种子生长每年需要一定的开阔土地。因此我们消除这种植物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促使浓密的灌木、羊齿植物和其它多年生植物的生长。经常性的喷药消灭了这种保护性植物，并创造了开旷的、荒芜的区域——豕草迅速地长满了这个区域。此外，大气中药粉含量可能与路过的水草无关，而可能与城市地块上、以及休耕地上的豕草有关。

山查子草化学灭草剂的兴旺上市是不合理的方法却大受欢迎的一个例子。有一种比年年用化学药物除去山查子草的更廉价而效果更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使它与另外一种牧草竞争，而这一竞争使山查子草无法残存。山查子草只能生长在一种不茂盛的草坪上，这是山查子草的特性，而不是由于本身的疾病。通过提供一块肥沃土壤并使其他的青草很好长起来，这会创造一个环境，在此环境中山查子草长不耙来，因为它每年的发芽都需要开阔的空间。

且不谈下达基本的状况，苗圃人员听了农药生产商的意见，而郊区居民又听了苗圃人员的意见，于是郊区居民每年都在把真正惊人数量的山查子灭草剂不断喷撒在草坪上。商标名字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征，但在它们的配制中包括着象汞、砷和氯丹这样有毒物质。随着农药的出售和应用，在草坪上留下了极大量的这类化学药物。例如:一种药品的使用者按照指数，他将在一英亩地中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他们使用另外一些可用的产品，那么他们就将在一英亩地中用175磅的砷。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鸟类死亡的数量正在使人苦恼。这些草坪究竟对人类毒害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

一直对道旁和路标界植物进行选择性喷药试验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希望，即用相当正确的生态方法可以实现对农场、森林和牧场的其它植物的控制规划;此种方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某个特别种类的植物，而是要把植物作为一个活的群落而加以管理。

其它一些稳固的成绩说明了什么是能够做得到的。在制止那些不需要的植物方面，生态控制方法取得了一些最惊人的成就。大自然本身已遇到了一些现在正使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但大自然通常是以它自己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足够的知识去观察自然和想征服自然的人来说，他也将会经常得到成功的酬谢。

在控制不理想的植物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对克拉玛斯草的控制。虽然克拉玛斯草，即山羊草是一种欧洲土产，它在那儿被叫做“圣约翰草”，它跟随着人向西方迁移，第一次在美国发现是1793年，在靠近宾夕法尼亚州兰喀斯忒的地方。到1900年，这种草扩展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拉玛斯河附近，于是这种草就得到了一个地方的名字。1929年，它占领了几乎十万英亩的牧地，而到了1952年、它已侵犯了约二百五十万英亩。克拉玛斯草非常不同于象鼠尾草这样的当地植物，它在这个区域中没有自己的生态位置，也没有动物和其它植物需要它。相反，它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牲畜吃了这种有毒的草就会变成“满身疥癣，咀里生疮，不景气”的样子。土地的价值因此而衰落下去，因为克拉玛斯草被认为是折价的。

在欧洲，克拉玛斯草，即圣约翰草，从来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与这种植物一道，出现了多种昆虫，这些昆虫如此大量地吃这种草，以致于这种草的生长被严格地限制了。尤其是在法国南部的两种甲虫，长得象碗豆那么大，有着金属光泽，它们使自己全部的生存十分适应于这种草的存在，它们完全靠这种草作为食料，并得以繁殖。

1944年第一批装载这些甲虫的货物运到了美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在北美是利用食草昆虫来控制植物的第一次尝试。到了1948年，这两种甲虫都很好地繁殖起来了，因而不需要进一步再进口了。传播它们的办法是，把甲虫从原来的繁殖地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们以每年一百万的比例散布下去。先在很小的区域内完成了甲虫的散布的只要克拉玛斯草一枯萎，甲虫就马上继续前进，并且非常准确地自居新场地。于是，当甲虫削弱了克拉玛斯草后，那些一直被排挤的、人们所希望的牧场植物就得以复兴。

1959年完成的一个十年考察说明对克拉玛斯草的控制已使其减少到原量的百分之一，“取得了比热心者的希望还要更好的效果”。这一象征性的甲虫大量繁殖是无害的，实际上他需要维持甲虫的数量以对付将来克拉玛斯草的增长。

另外一个非常成功而且经济的控制野草的例子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殖民者曾经有过一种将植物或动物带进一个新国家的风习。一个名叫阿休·菲利浦的船长在大约1787年将许多种类的仙人掌带进了澳大利亚，企图用它们培养可作染料的胭脂红虫。一些仙人掌从果园里面漏出来，直到1925年发现近20种仙人掌已变成野生的了。由于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天然控制这些植物的因素，它们就广阔地蔓延开来，最后占了几乎六千万英亩的土地。至少这块土地的一半都非常浓密地被覆盖住了，变成无用的了。

1920年澳大利亚昆虫学家被派到北美和南美去研究这些仙人掌天然产地的昆虫天敌。经过对一些种类的昆虫进行试用后，一种阿根廷的蛾于1930年在澳大利亚产了30亿个卵。十年以后，最后一批长傅浓密的仙人掌也死掉了，原先不能居住的地区又重新可以居住和放牧了。整个过程花费的钱是每亩不到一个辨士。相对比，早年所用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化学控制办法却在每英亩地上的花费为10英磅。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密切研究吃植物的昆虫的作用，可以达到对许多不理想的植物的非常有效的控制。虽然这些昆虫可能对所有牧畜业者是易于选择的，并且它们高度专一的摄食习性能够很容易为人类产生利益;可是牧场管理科学却一直对此种可能性根本未予考虑。

七 不必要的大破坏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最近几世纪的历史有其暗淡的一节——在西部平原对野牛的屠杀;猎商对海鸟的惨害;为了得到白鹭羽毛几乎把白鹭全部扑灭。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正在增加一个新的内容和一种新型的破坏——由于化学杀虫剂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撒，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物直接受害。

按照当前正在指导我们命运的这种哲学，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人们对喷雾器的使用。在人们扑灭昆虫的战役中的附带被害者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驹鸟、野鸡、浣熊、猫，甚至牲畜恰好与要被消灭的昆虫住在同一地点，而被杀虫毒药水所害，那么，不应该有人为此提出抗议。

那些希望对野生物遭受损失的问题作出公正判断的居民们今天正处于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外界有两种意见，以保护分子和许多研究野生物的生物学家为一方，他们断言:喷撒杀虫剂所造成的损失一直是严重的，有时甚至带来灾难重重。但以控制机关为另一方则企图断然否认喷撒杀虫剂会造成什么损失，或者认为即使有些损失也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观点呢?

证据的确凿性是最重要的。现场的野生物专家当然最有资格发现和解释野生物的损失。而专门研究昆虫的昆虫学家却看不清这一问题，他们思想上并不期望看到他们的控制计划所造成的不好影响一面。甚而，那些在州和联邦政府中从事控制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化学药物的制造者——他们坚决否认由生物学家所报道的事实，他们宣称仅看到对野生物很轻微的伤害。就象有关圣经故事中的牧师和利未人一样，他们由于彼此关系不善，因而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我们善意地把他们的这种否认解释为由于他们对专家和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漠不关心，但这也决不意味看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言之有据。

形成我们自己见解的最好方法是查阅一些主要的控制计划，并向那些熟悉野生物生活方式以及对使用化学药物没有偏见的见证人请教，当毒药水像雨一样从天空进入到野生物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对于养鸟人，对于为自己花园里的鸟儿感到欢乐的郊外居民、猎人、渔夫，或对那些荒野地区探险者来说，对一个地区的野生物造成破坏的任何因素(即使在一年中)都必将剥夺他们享受欢乐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正当的观点。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