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的文人风骨：1949年后的梁漱溟(节选)

作者：汪东林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1)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2)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3)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4)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二部分(1)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二部分(2)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二部分(3)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二部分(4)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1)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2)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3)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4)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5)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6)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1)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2)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一部分(1)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一部分(2)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一部分(3)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二部分(1)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二部分(2)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三部分(1)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第三部分(2)

梁漱溟的晚年生活(1)

梁漱溟的晚年生活(2)

梁漱溟的晚年生活(3)

梁漱溟的晚年生活(4)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1)

许多人都知道，1953年9月间，毛泽东主席曾经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梁漱溟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始末，将留在本文的最后加以叙述。现在先要介绍的，是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笔者诚恳地希望，当读者们耐心而饶有兴味地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会实事求是地得出一个结论，即：梁漱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一位身份特殊、作用亦特殊的老朋友！习仲勋同志在《相遇贵相知》第一辑《序》中所说：“交朋友，还要交畏友、诤友。就是要同那些刚正不阿，直言无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人做朋友。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自己能够耳聪目明，辨别是非。”如果把这段话用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上，或许是很相宜的。

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

远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居家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他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由浅及深，确有所得。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一来二去，特别是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就常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杨先生对这位二十多岁的哲学爱好者颇为注意和关切。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本人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梁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因此，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便主动登门，到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家拜访，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这以后，除了在北京大学有时见面，更多的在杨怀中家，而杨本人，反而很少去梁家了。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不久杨怀中先生不幸病故。因为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蔡校长便出面发动捐款，希望大家资助，凡杨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资，梁是其中之一。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杨家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2)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同样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卢沟桥扩大了战火，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有人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的延安。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

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象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部分(3)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