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象通了窍。

我于二十二日当天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

我这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总的说是，觉悟前我总在如何辩解误会上用心思，觉悟后便不想辩解什么，感到的是惭愧、歉惜、悔恨。觉悟前亦有反省，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现前——惭愧得不能自容，便是恻隐之心。觉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对，却始终扔不开它！觉悟后惊于“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觉悟前正所谓顽钝无耻，心死已久；觉悟后悔恨不已，此心渐渐苏醒……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无疑是在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细情如前所说。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譬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勘问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譬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难道怕言不由衷吗？那倒不是。每当我想及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钹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犟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犟讲骨气的。我之倔犟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说到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亦有很久的历史背景。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成长，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或熟人、同事。但我历来对共产党只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这一思想经常在我过去写的若干论著和文章中流露，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主张加以反驳。而我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随着我行动。因为这，每当有左倾的朋友批评我时，自己总不服气，心里想着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我也是革命的!自国民党忘记革命、背叛革命之后，我甚至希望长时间吃苦头而坚持革命的共产党，能修改路线，发生转变，与自己走到一起。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今天听起来可笑，但却是我当初存有若干年的真实想法。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九月十八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上说，回顾我一九五三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三部分(6)

基于上述事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认识和检讨，我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毛主席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我，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自此，我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二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我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我，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我寻思此意是否来自上头。其实呢，我是认为铸成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再说，我等待着政协方面给我一个什么处分，但又久久没有下文……

是的，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4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主席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1)

拙作《梁漱溟与毛泽东》在1988年第1期《文汇月刊》上发表后，反响热烈。有读者来信询问：从文中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场合里，似乎是一边倒地批判梁漱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梁说一句公道话或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疑问，难道在一二百之众的高层人物中硬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者?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正是《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的不足之处。笔者在这里根据事实，略作补遗。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不过，即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毛泽东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

在批判梁漱溟十分激烈，已经把梁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何香凝先生在会上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按：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

就在何香凝讲话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气头上说过，梁漱溟这个人一生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其他人在会上的即席批判发言，都已把梁漱溟归入“反动分子”一类。因此，尽管何香凝的发言也在批判梁的错误，但口气之缓和，特别是发言中肯定了梁曾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这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不协调的。

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

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佛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他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2)

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10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应该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李、张二先生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响超过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9月12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曾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

至于李济深、张澜二先生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简要的补述。

李济深（任潮）与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时代。1922年梁漱溟29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李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梁漱溟婚配。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庸伯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去办“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的交往和友情由此而进了一步。20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务委员，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任潮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