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曹操身边，旋将阴谋暴露的徐他等人一一击杀。

大概是这类教训太多的缘故，唐代的公休制度有了新的面貌。《唐会要》卷八二上有条记载:“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唐高宗）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与百僚休沐。”迄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又有敕令:“自今已后，百官每旬节休假，不入曹司。”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一、唐代官员十日一休的制度已经确立；二、凡遇旬假，照例是从朝廷到百司全都停止办公，不再像汉魏时的轮休，即部分官员休沐而行政体系照样运转。旬休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旬尾，即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对《唐大诏令集》中写明日期的诏令作过统计，发现在这三个日子发出的诏令明显比其他时间为少，当是旬休的缘故。不过发得少不等于没发，“乾纲独断”的皇帝突然有所决策，自然要找人草诏发令，因而旬休时虽然百司都不对外办公，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都要安排好值班。《南部新书》追述唐代御史台的值班制度说，凡新入台省的官员，照例都是“节假值五日，谓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者皆有此名”。可知各级衙门逢节假公休都要安排专人值班，而且多欺负新来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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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僚同休说节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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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二四四里，还记有这样一件事，唐文宗因受握有禁军大权的宦官王守澄、郑注等人挟制，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党，不料密谋泄露，郑注等便谋先发制人，趁太和五年二月戊戌“是日旬休”，诱逼文宗传旨逮捕宋申锡的亲信“于禁中鞫之”，获得屈打成招的“谋逆”口供后，即将宋申锡罢免，牵连进来坐流死者数百人。当时与宋申锡同居相位的尚有路隋、李宗闵、牛僧儒数人，如果在正常朝令即皇帝召诸宰相共商国事的情况下，宦党要来这一手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扑，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可见“百僚同休”的唐朝旬假制度，仍给想干坏事的宦党钻了空子。从史料记载看，至少唐武宗一朝，宰相轮休的制度又见恢复，未知是否从这起政变中汲取了教训的缘故。

唐宋时代国定节假最多，明清时代国定节假三个，再由封印制度将之连缀一体

与汉魏时仅有冬至、夏至两个节假相比，唐代节假制度的又一变化，是随着传统时令年节系列的渐趋完整和定型，公休之外的节日放假大量增加。据《唐六典》卷二所载开元假宁令，当时的节日名称及放假天数是:“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并给休假一日。”这个系列中多为民间传统节日，其中“正月晦日”至德宗时改为二月一日，称中和节，与三月三日的上巳及九月九日的重阳合称三令节。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原为佛教中的佛诞日，可能是武则天信奉佛教的缘故，也被纳入国定假日。其后唐玄宗奉道教，说老聃是唐朝始祖，于是将二月十五定为道诞日，亦给假一天。玄宗开元十七年起，又把当朝皇帝的生日命为千秋节（后改天长节、天成地平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初给假三日，肃宗时改一日；而寒食通清明的假日则由四日延长到七日。据此统计，每年的节假日超过五十天。由于唐代宦员多享有职田，还有不少人就是官僚兼地主，为方便大家料理各自的农田事务，唐制又规定每年的五月和九月，各给官员“田假”十五天与“授衣假”十五天。加上每月三日旬休，总计唐代官员每年的节假与公休近一百二十天，除少数节日如元正、冬至、千秋节等，照例应参加朝贺、团拜等机关集体庆典活动外，其余均得自由安排。而所有这些节假、旬休，以及田假、授衣假等，国子监和州县官学的诸生，均得一体享受（《新唐书·选举志》）。《旧唐书·裴炎传》记裴炎在弘文馆当学生时，“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裴）炎独不废业”。这就是今日校园中所谓“牛人”了。

宋代的节假比唐代更多，据宋神宗元丰五年祠部重定休假节日，全年共七十六天，除大体沿袭唐制，将民间传统岁时节令纳入国定假日外，又增加了天庆、光天、降圣、天祺、天贶等道教节日，并将当朝皇帝与皇太后的生日都定为“圣节”。但是宋代的节假又有“朝假”与“休务”的区分，朝假就是皇帝不坐殿，官员不必起早赴殿朝参，可以睡个懒觉，免去了站班礼节，但仍得去各自所属的机关办公；休务则连上班亦免去。此外，所有官员均得享受每月三天的公休，其日期同唐代相同，也是放在每旬的最后一天。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时，仁宗皇帝命前十名进士去枢密使晏殊的办公厅致敬，因为都来自江西临川，晏殊单留下王安石叙乡谊，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默记》），因知虽官居至尊，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设饭局。宋代的休沐日亦有值班制度。神宗元丰时，李端愿“每休沐，必置酒高会”，专请侍从馆阁的学士们赴宴，已成惯例。某一天该翰林学士孙洙值班，也循例来饮，正喝得起兴，侍从提醒他再不回机关就要锁门了，正好“李饬侍妾取罗巾求长短句”，他即援笔匆匆书道:“城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回头肠断处，却更廉纤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所谓玉堂，即翰林院的代称。俟其匆匆告别后，在座者即有人指出，最后两句“非佳语”。结果第二天便传来了孙学士昨晚病倒玉堂的消息。等下一个旬休来到时，他已经是古人了（《南游纪旧》）。这一阙《菩萨蛮》似乎便成了旬休当值日最好别赴饭局的典故。

元代是蒙古族皇帝坐朝，但节假安排基本遵循汉族的传统习俗。世祖至元元年（1264）有个关于官员休假日的文件:“若遇天寿（皇帝生日）、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通制条格》卷二）计算起来，比唐宋时“缩水”许多，而且还规定凡旬休日不许杀生，那就意味着即便置酒高会，也只好办素斋了。他如元正、冬正、天寿、立春等节，照例都有集体活动要参加，所以元代官员实际能自由支配的休假时间，要比唐宋时少了许多。

不过与明代比较，元代的制度又可称不错了。明制的三大国定节假就是元旦、元宵和冬至，给假天数三至五日不等，后来元宵的假期得延长到十日，但又规定凡与外官进京接受考察的时间相冲突，则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等相关的部门都不放假，也没有补休（《万历野获编》卷一）。同时皇帝还有以各种理由取消节假的特权，如孝宗弘治三年（1490），灾荒频仍，京师地震，迄年关将近时，皇帝接连下诏，要求“群臣修省”，即思过反省，又宣布“罢明年上元灯火”；迄来年春节，又“以修省罢上元节假”（《明史·孝宗本纪》）。此外，《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但没有史料表明其他官员也能享受五日或十日一次的公休。据《明会要》载，宣宗时曾仿照宋元旧制，在每年岁首时许百官旬休，而三大节即元正、元宵和冬至都在年末岁首，旬休与节假的复合势不可免，意义不大，何况又仅限于“岁首”。清制与明代相似，也是偏重这三个节日，在休假上索性连缀一体。每年腊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各署封印。至次年正月，亦于此二日开印”，差不多就是自冬至起到闹过元宵了。但是“此一月中，并非不办公事，预用空白印片若干份备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因知亦非天天休务。我读作者身居衙幕的《坦园日记》（清杨恩寿著）时，特别留心了一下，凡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地民俗比较重视的传统节日，皆无官衙休务的明确记载，甚至照样批告期呈词，但腊月廿日“封篆”则与京师百司保持一致。此外亦无旬休或半月一休的记录。另据《明史·选举志》称，国子监的学生“朔望给假”，即每月初一和十五放假。《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宪宗时，周洪谟任国子监祭酒（大学校长），因“酷恶鸮声，募监生能捕者与之假”，这就是善于捕鸟之同学的外快了。

像周校长这种在给假上随心所欲的事例，在汉魏时的官署中也不罕见。西汉时的宫禁“三署”一度实行过谁出办公经费谁就可享受外快休假的办法，因贫寒而出不起钱的小公务员，“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汉书·杨恽传》），就是因病告假，还得用例定的五日一沐抵偿，甚至有终年无缘享受公休的。三国魏曹芳时，刘类任弘农太守，属下有“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碰到这种“促狭”的领导，下级只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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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僚同休说节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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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进修，干活挣钱，游戏市里，吃喝赌博……休假的方式，也是各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

历代官员在节假公休期间的活动安排，也颇能看出一些时代风气的变化。西汉时冬至放假，说明当时还保留着先秦时以冬至为岁首的习俗。《轩渠录》记北宋时刘颁任职馆阁，“节日，同舍有从者以书简盛门状遍散于人家”，就是有同事命侍从捧个名片盒子，以散发名片的办法给朋友同僚贺节，可见节假中相互拜年贺节的风气形成已久，已经到了不胜烦扰，因而用分送贺卡代替的地步。“贡父（即刘颁）知之，乃呼所遣人坐别室，以酒炙犒之，因取书筒视之。凡与有一面之旧者，尽易己之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贡父投刺，而主人之刺不达”。这个会玩幽默的先生以一顿酒食省下了请人分送贺卡的快递费。又清明扫墓并非古礼，约自唐初趋向流行，到玄宗时“编入礼典”，为提供官员扫墓方便，“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大历十三年敕改五日，贞元中更增为七日，此为唐人重扫墓的标志。两宋因之，假期也是七天，还有《清明上河图》可资当时风俗佐证。但《能改斋漫录》记“章郇公（章得象）作正字（秘书省职称）日，寒食与丁晋公博。……明年寒食复博”。年年寒食节假均用来赌博，约见假期太多，官员的重视度亦不及唐代了。想想也是，唐代任官还是门阀与科举并行的双轨制，许多人出自京兆望族，祖墓就在京畿或长安周遭；宋代官员净是科举出身或其子弟荫袭，祖墓多在原籍，若无里程给假，七天是没法扫墓的，只好用作娱乐。所以元代的寒食假缩为三天，明清则干脆取消。

再以汉魏与唐宋的休沐相比。《后汉书·宋均传》：宋均任郎官，“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好比今日在职进修，利用星期天去老师那里听课，结业后履历上的“学历”一项更加光鲜。《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英雄记》:“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这是因为家境贫寒，只好利用休沐时间砍柴卖钱，贴补生活。《后汉书·蔡伦传》:“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躬持实践，最终造出了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蔡侯纸”。又《后汉书·种拂传》称，种拂任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种]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前引《汉书·杨恽传》述郎官因出钱得多休，行文间也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因知当时的吏风以休息天干正经事为尚，或学习或劳动，或搞科技实验，才够得上垂青史册。唐宋就不同了，像卢照邻“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山邻休日田家》）这种观照田景野趣的，就算是雅兴了，更普遍的是声色管弦，尽兴游宴，所谓“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白居易《郡斋旬假命宴》）。其实乐天先生还算是勤政的干部，抓紧旬休放松一下，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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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显神通说收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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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署郎官无钱赞助单位的办公经费，便不能享受公休，由此引出“机关收入”和行政收费的话题

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秋天，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以检举大司马霍禹谋反有功，被提拔为宿卫皇宫的三支侍从队的队长（中郎将）之一。

皇帝的侍从统称郎官，虽然级别很低，但因为经常随侍君主，容易取得宠信而出任较高的官职（张骞、李广、司马相如等都是从郎官起家的），所以小小的郎官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捷径。许多有钱人通过向政府大批捐输军粮的办法，为子弟谋取郎官的职务。

杨恽到任未久，就发现了问题：按制度，所有的郎官平素均须在“三署”即五官、左曹和右曹三个办公机构值勤待命，并依五天一次的规定轮流休假。但是这个规定在具体实行时又变了样：只有按额定数字向本机构提供办公经费的人，才可以享受休假。这一来，很多靠德行才学被荐举为郎的寒士，便因不能按时定额交钱被剥夺了休假的权利，甚至“岁余不得（休）沐”。相反，那些有钱人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