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充分。于是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给侄子皇帝上书求情：“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且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诚，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周王若是谋反证据不足的话请陛下您体谅我们是至亲，对他加以宽恕，如果谋反证据属实的话，就按照祖训惩治他，臣是不敢有任何意见的。

言辞之恳切之亲卑，让二十一岁的年青皇帝不禁“观之戚然”。虽然理性上知道削藩是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但要让他亲手举起屠刀杀害自己的叔叔，对这个从小仁弱的孩子来说，是件太过为难的事。朱允炆把这封奏书拿给黄子澄和齐泰看，跟他们说：“周王之事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削藩的事情不如就这么停了吧。”

这番话把黄子澄和齐泰吓了一跳，他们怂恿皇帝削藩，本来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行为，若是就这么停了，只怕立刻就会有人告他们离间皇族骨肉情分，重蹈当年平遥训导叶伯巨的覆辙。他们赶紧从春秋大义、国家形势等各个方面拉住朱允炆的理性，让他继续削藩的计划。

没主见的皇太孙(4)

转过年来的建文元年（1399年）初，又有人告发湘王朱柏意图谋反，朱允炆不再像周王那次直接发布诏书定罪，而是派人前去讯问。朱柏是个颇有文才武略的人物，自尊心也很强，他既不愿像周王那样被废掉王爵，也不愿意像燕王那样对侄子皇帝卑躬屈膝，又怒又怕之下，竟然“阖宫自焚”，一把火烧死了自己和全家，朱允炆的皇冠之上第一次染上了亲人的鲜血。

如果说周王之事尚且属咎由自取，朱棣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选择向侄子皇帝低头，则湘王的自焚可以说彻底敲响了他头上的警钟——同是太祖子孙，竟然被逼自杀——唇亡齿寒，他不能不考虑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自己了呢？

周王、湘王之后，从四月到六月，短短三个月间，陆续有人迎逢上意，告发齐王、代王、岷王谋反。朱允炆不再派人讯问，只是下诏将这几个叔叔废为庶人，囚禁起来。

即位刚刚一年，朱允炆就废掉了五个亲王，看起来似乎雷厉风行，实际上却是将朝廷渐渐逼上绝路——实力最为强大的燕王还活得好好的，先易后难的削藩政策正好给了他喘息的时间。比起实际带兵征战的四叔，深宫里的朱允炆还是太嫩了。

朝廷之上对于削藩也有各种意见，大致来看，共有三派。一派支持严厉削藩，这一派除了黄子澄和齐泰外，最大的支持者是大儒方孝孺，他们主张就像对待周王这样，行动迅速果断，在诸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将他们连根拔起。朱允炆一方面觉得这一派的人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狠不下心来对付没有明显过错的叔叔们。

第二派可以称为曲线削藩派，觉得毕竟是皇家至亲，做得太绝了不好。他们有的主张像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却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样既保证了朝廷的统治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有的主张将现有亲王们易地而封，比如户部侍郎卓敬在周王事件之时就上书朱允炆，请求将燕王从北方广袤的边境转封到狭小的江西——“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应该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法是最符合建文初期的形势，也的确是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允炆也召来卓敬商讨了老半天，结果觉得燕王什么过错都没有就减少他的封地不太好，还是没有实行。

第三派则主张亲睦政策，反对削藩。朝廷和诸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御史郁新却上书说：“诸王都是太祖的儿子，孝康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封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的兄弟，陛下您的叔叔。二帝在天有灵，看到陛下您贵为天子，而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却遭杀戮，他们心里能够平安吗？削藩的建议都是些竖儒的愚见，臣劝陛下不要听他们的，不然不出十年，只怕悔之晚矣。”他的言辞很是激烈，认为对诸王的削藩到此为止就行，已经削的不管，还没削的不但不能再削，而且更要礼遇，否则的话，就是在逼他们造反。

持第三种看法的大臣还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时候，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时局的发展有最为清醒的认识了。朱允炆理性上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对上书的大臣却没有任何处罚。至于他感性上是否伤怀就不得而知了——不用再等十年，仅仅一个月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靖难之役拉开了帷幕。

清君侧(1)

要说朱棣从来没有觊觎皇位的心思，只是在建文元年被侄子皇帝逼反，那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信。

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棣已经九岁，也算是经历过战乱之苦，并且感受到自己的父亲奋斗的艰辛。皇位对他而言，是强者最终取得胜利的证明，但朱标是父亲的长子，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自然就成了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在年龄尚小的朱棣眼里看着很不舒服。他不是不愿意服从大哥朱标，但从小听人讲述朱元璋如何从一个小和尚奋斗到皇帝的故事，使他深深觉得，为王称帝，需要有能者居之。这种略带偏执的性格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痕迹，甚至影响到了他晚年时的皇位继承问题。

其实，在二十多个儿子中，可以说，除了长子朱标外，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朱棣。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也大封亲王，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地区，曾是元朝的大都，是明朝最重要的边备地区，将这个地区交给朱棣，可见朱元璋对他抱有厚望。

洪武九年，朱棣十七岁，朱元璋为他向徐达求亲，洪武十年，朱棣和徐达的长女成婚。虽然朱元璋的儿子大多和功臣家联姻，但功臣也有亲疏远近，徐达和朱元璋的关系最亲密，让朱棣娶徐达的女儿，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朱元璋对朱棣的喜爱。

洪武十三年，二十一岁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来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他藩王的生活。前几年，二哥秦王去西安，三哥晋王去太原，都大兴土木建造新的王宫。只有他没有建造新宫殿，而是住进了元朝的旧宫。本来王宫的建造规格应该比天子低一等，而北京的旧宫殿曾是元朝皇帝的皇宫，不但规制上和天子所居一样，而且元朝旧宫为倾蒙元国力所造，虽经战乱，其富丽豪华也不亚于南京。朱元璋知道别的儿子肯定心理不平衡，还特地给他们写信：你们不要和燕王攀比，你们住新居，燕王住老房子，盖新房子花的钱比装修老房子多多了，云云。一片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住在前朝皇帝住过的宫殿里，年轻的燕王不可能没动过心。

要说朱棣仗着父亲的宠爱从此存了个造反夺位的心，也不对，他的野心是在朱标去世后才膨胀起来的。

从洪武十三年就国到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去世，这十几年里，朱棣由一个没有任何政战经验的青年成长为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藩王。他的兄弟们大多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在领地里作威作福，横行不法，只有他从不耽于享乐，一边料理藩府事务，一边体察民情，在政务上积累经验。同时，在军事上他也展现了才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晋王和燕王挂衔主帅，分两路征讨北元余孽，朱棣在大雪天出奇兵，又使人劝降了蒙元的大将，立下大功。相反，晋王却表现得很差，他带领大军如无头苍蝇般在边境上转了好长时间，直到燕王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他还没有见到敌人的踪影。两相比较之下，朱棣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更高了。此后北方还有好几次较大的战役都是燕王朱棣牵头挂帅，在征战中，朱棣不但积累了不少军功，同时也和军方搞好了关系，为他日后夺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此时的朱棣还没有想那么远，洪武二十三年，除了首次挂帅出征的激动外，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八弟潭王朱梓的老丈人卷进了胡惟庸案，朱元璋让朱梓到南京辩解，朱梓恐惧之下，竟然自杀了。做儿子的害怕父亲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明此时的朱元璋杀人杀红了眼，以至于至亲骨肉都不敢保证在他的手里能有生路。朱棣平时和朱梓的关系并不亲，但毕竟是自家兄弟，想到老父那严酷的统治手段，心里难免不会有些恐惧，于是更加谨慎小心地讨好父皇，老实地做他的藩王。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让朱棣曾对父亲有过期待。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一生没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五个儿子过继给马皇后，太子朱标和秦、晋、燕、周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其他儿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惩罚，八子潭王朱梓甚至惊恐自杀，而秦王、晋王屡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们叫到南京骂一顿了事。

清君侧(2)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儿——所生的嫡长孙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侧妃吕氏所生的朱允炆。在这种情况下，立儿子辈的嫡子和孙子辈的长子，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一样的。

朱元璋也曾经想过立朱棣为储的事情，朱标死后不久，他召集亲近大臣，对他们说：“太子去世，皇孙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为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阻说：“立燕王，则将秦王、晋王置于何地？”不是不能立儿子辈，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标虽然不在了，老二老三还在，和平时期越过哥哥立弟弟为储，于情于礼都说不通。朱元璋被说动了，最终仍然立了孙子辈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为皇太孙的消息，黯然之时也只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晋王也死了，他这个老四一下子成了众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了。遗憾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是风中残烛，没有精力再折腾继承人的问题了。在晋王死后三个月，朱元璋也离开了人世，朱棣终究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继承权。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再难熄灭，已经到了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地方，朱棣无论如何不要再放弃了。

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罗织蓝玉谋反案，锦衣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次朱允炆处心积虑竟然没有抓住一点四叔的把柄，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藩，黄子澄、齐泰他们都希望能够抓住诸王的错处，好让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惩治，顺便也就执行了削藩的计划。如何找到叔叔们的错处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闲置的锦衣卫。

朱元璋晚年宣布收回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但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朱允炆登基之后，朝中形势复杂，诸王在朝中各有亲厚大臣，让年青的皇帝觉得除了几个老师之外大臣们都不可信。而寻找诸王的错处，属于先定罪再找证据，三法司对此显然没有锦衣卫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启用了锦衣卫，锦衣卫狱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金枝玉叶的公子王孙。

锦衣卫出马，果然不负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谓谋反证据，让朱允炆顺利地制裁了几个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觊觎皇位的燕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是朱棣根本就没想造反所以没有动静呢？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没有露出破绽呢？

朱允炆坚信是后一点，或者说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是后一点，不然他们行事的一切都成里空中楼阁。

于是，从南京到北京，官吏来往不绝，军队调动频繁，朱棣和侄子之间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张昺、谢贵分别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两个重要机构，他们两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单独接见他，两人密谈了许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诚进京是为了刺探朝廷的态度，结果葛诚倒戈，反过来帮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说朝廷对您还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圣，朝廷就相信您没有反心。潜台词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这激将之法其实没错——不进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进京就有可能被软禁，还是一事无成。

进京，还是不进京？这是一个问题。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问自答，最后选择了自我毁灭。而朱棣身边却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