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韩非认为要实现君主专制，就必须破除的障碍之一。蔽的字义，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了，就他不知道。——这真的很要命。——韩非着急的，要保证的，正好和这相反。

此外，联想到韩非一干人，那个所谓“法家团队”，个个都认同、强调的“告密法”，甚至韩非的名篇名作《孤愤》、《说难》，以及与此有关，韩非对于纵横家的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见《说疑》《五蠹》等文），这其中，都体现出、包含着信息权的争夺与掌控。韩非与姚贾（还有相当部分的李斯）的冲突，核心即在于此。

2.没有革命的手段，就没有革命的目的

孔子讲政治（狭义的），只有4个字，君君臣臣（《论语 颜渊》）。孟子更简洁，俩字：仁政（《孟子 梁惠王上》）

韩非不同。

韩非明确于目标，更精娴于手段。深知没有手段，就达不成目的。

手段，在韩非的字典里，称为“术”。

在把韩非思想划定为“三叉戟”，或“三尖两刃刀”的人那里，术，占到韩非思想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有的稍多，有的稍少），基本与法、势并列（有点三权分立，或三位一体的味道）

韩非对手段（方法）的重视，表面看，与申不害有关，实际更可能与荀子有关，这是韩非思想极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它不仅远超孔孟，整个先秦诸子，也无人能出其右。

抽象的方法论，先摆在一边，仅《内储说》上下篇，韩非就给君王，结结实实提供了13种各式“兵器”。

以下是13种“兵器”的简略说明书。

参观：不轻信任何一人，不以一事断事，不以一事断人。多看看，多想想。

必罚：该处罚的，捕爹捉娘，天王老子也不放过（君王则暂且搁置不议）

赏誉：说好给多少，就得给多少，只要肯给，就有人干。

一听：预防合谋搞鬼，最好单独面对，个个击破。

诡使：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装模作样，也办不成大事。

挟智：明知道王二是李三的舅舅，却问李三听说过王二吗？

倒言：能当上副科长是心藏已久的宿愿，却每每告人，从来就不想当官；然后听听、看看周围有什么反应。

以上七种，专供君王使用。以下六种，一则提醒君王防备六处攻击点，同时，它又是君王反攻击对手的六种有力武器，所谓：“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内储说下六微》）

权借：权势不可借，谁借谁有难。

利异：你出钱，人办事，办的都是人家事。

韩非的官场攻防手册(3)

似类：君王，借你的宝刀杀个人。

有反：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获利最大的那个人。

参疑：鹬蚌相争，渔翁受害。看人打架，别以为就跟你无关，小心烽火急转。

废置：树烂从根，菜烂在心，关键位置一定要摆对人。

以上兵器全为官场而设，是官场就用的着。事实上，它们一直沿用至今。

韩非的“兵器库”里，还有些别的常规和非常规 “武器”，性能各有优劣，有兴趣者可自行参观、浏览。

3.当官，你就得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现在是妈妈教小朋友做人的最低的道德训诫，但在韩非那，是具有战略高度的官场“栏闸”——亦即刑名学说。小朋友言行不一，最多让妈妈训一顿，打两下屁股，在韩非那，是死罪。

“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主道》）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不当则罪。”（《二柄》）

说大话，不行；说“小话”装怂（音近假借），留有余地，也不行。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而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南面》）

有过遭罚，无话可说，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这也太可怕？！太不讲理了吧？！既然如此，那我什么都不说，总行吧？——韩非说，不行！

官员，你没有沉默的权利。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南面》）

莫敢妄言，又不敢默然，言、默皆有责。——这人臣不好当。

在另一处，韩非再次强调：

“（非）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定法》）

这样的政策之下，时越2000年，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该说谎的照说谎，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热闹，越说越有水准；不该沉默的一直在沉默，沉默已成为他们终生的通行证。

4.破群散党

党在先秦，不是个生僻词。朱熹《论语集注 述而》有注曰：“相助匿非曰党”。相助匿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相包庇。朱熹这个解释，其实有点偏。党的词义（词性？）至少在先秦时，实际是半贬义，半中性的——应该还稍许带点弱褒义——但主体倾向于贬义，所以《论语 述而》才有：“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陈司败对于孔子的质疑。而孔子也很诚恳、诚实地承认：“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党的这种偏私性，非正当性，和危险性，在韩非的著述里，凸显得倍加强烈，成为韩非专制之途的主要“拦路虎”之一。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与众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有度》）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爱臣》）

“故内搆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

韩非的官场攻防手册(4)

《奸劫弑臣》有段文字，更是将大臣、官员为何要结党营私，走上层路线，搞帮派，结人脉网，公权私化，凡事入私门，以敷衍、马虎心态对待公职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宝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矣。’”

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精准得一塌糊涂！看来确实是给黑格尔说着了，2000多年，的确是没有变化。顺便说一句，“以足搔顶”，这是整本《韩非子》中，唯一可见的幽默语。难得，也够形象。

结党成群，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亡征》之中有数条，指私党成群，皆可致亡国败君），严禁、破散、清除党群，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穷追猛打、狠叮猛咬之处。

“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

“作斗以散朋党”（《八经》）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顺带说一句，破群散党，在先秦时期，并非是韩非个人，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共识，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不仅如此，或许完全是意外，破群散党，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甚至，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如甲申三百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字样，此亦源头之一。

孔子真是儒家的创始人吗？(1)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