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理解，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都有相同的说法，把拍自印度的照片用印度哲学分类，是挺天才的做法。这得益于一个人在路上的经验，是我人生一场大梦的心得。一个人一辆车开了三个月，回到梦中，就又回到了西行路上。

印度没说“食色性也”，可是印度比中国更“食色性也”。印度是最注意饮食男女的国度。印度人用手吃饭，直接接触食物，比用刀叉筷子的民族多了一层触觉享受。印度味道浓郁的咖喱等特色调料刺激食欲。印度还是最推崇蔬菜水果的素食民族。食之外，印度也是最有爱心的民族，从纸上谈兵的《爱经》到现实生活中的泰姬陵、印度神油。

佛经有很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汉译，我怀疑这些汉人的理解不一定是印度人的原意。世俗生活的庸庸碌碌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人类只有饮酒，或借助某些药物，才能进入遐想境界。性爱，大概是进入另一世界的唯一自然的捷径。印度的《爱经》详细描写了男欢女爱的每一个步骤，并被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卡吉拉侯印度神庙的性爱雕塑，与真人同样大小，姿势各异，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说到这儿，你们都放声大笑。不听，其实是假装不听。这种不听，说明长期和世界不接轨。这些知识上的接轨不是我瞎编的，是联合国规定的人类共同遗产。这是世界的规则。由此可见，伟大的政法大学也有软肋，对这些人生大事不了解，不但不了解，还羞于启齿，“非礼勿言”，和世界不接轨。联合国早就公布了这个文化遗产，不但公布了，还出钱保护，让世界人民分享。

像卡吉拉侯几十座神庙那样生物多样化的雕塑，在中国肯定不可能存在。政法大学的大学生听了还捂耳朵、闭眼睛，在我老唐面前装纯洁，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小镇。小镇路西有20多座雕塑，路东我没数。神庙里的性爱雕像大小都和真人相仿，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动物，一个人和很多人，很多人和一个人。只有在印度这样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才能出现。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扼杀人性。偶尔有走向世界的人，也是郑和那样没有欲望的宦官。宦官们用纳税人的钱去显示国威，既不像哥伦布、麦哲伦那样攫取殖民地，也不想在当地女人身上繁殖后代，都是人间活雷锋。而卡吉拉侯不仅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其文物等级好像比玄奘的那烂陀寺的还高呢。一个是世界级别，一个是国家级别。

印度是一个文化多元性、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如此茂盛的国度源于他们独特的自然环境。印度北边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再向北是地球上最大的欧陆板块，寒冷干燥。印度往南是地球上温度最高的海洋—印度洋，温暖湿润。印度乞拉朋齐是地球上降水最多的地区。南北交汇，冷热、干湿会合，仿佛中国人说的太极、阴阳，一旦有了水，就交媾出无限的生命可能性。为什么要保护湿地？湿地是地球生命的起始之地。寒冷干燥的地方什么都不长，人身上也是。长东西的地方肯定潮湿、高温，比如脚气什么的。

新闻时代的旧事(28)

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人民币上面除了汉语，有四种文字，可印度货币上除了英语，还有十四种文字，由此可见印度文化的多元性。一说到神，有三亿五千万个，牛头马面，苍蝇、蚊子、老鼠……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神，有信仰猴子的，有信仰耗子的。没有因为自己信仰耗子就把别人家的猴子消灭的。这就是印度的多元文化。

在印度，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印度教庙宇的山墙紧靠着一座耆那教的庙，而这座耆那教神庙可能与佛教寺院公用一面墙。就连为中国人熟知的佛教诞生地菩提伽耶，也归印度教管理，因为很多印度人坚持佛教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菩提伽耶的现状传到了中国，马上被理解为印度教对佛教的侵害。可是当地人似乎从没这么想过。

就是这样古老、多元的印度哲学，让我一见倾心。于是把《一个人的远行》分成四章，“地”、“水”、“火”、“风”，并对它作了“我”的诠释。

第一章是地，我认为地是男人，是承载一切的基础，是人类的种子。

第二章是水，水是女人，是生育、阴柔、和谐……地有了水就要发展。

第三章是火，是男人和女人的矛盾、冲突，男人加上女人能生育，也能打仗。我还把它们看做是男人和女人、个人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矛盾冲突。不仅有人和社会的矛盾，也有人和自然的矛盾。占了牛的地，占了马的地，占了河流的地，抽出了地球深处的石油，大气层变暖，咱们作为人，自己不觉得，仍使劲儿愚公移山，修梯田，修水库，战天斗地，龙口夺粮。其实，这都是科学上的解释。我认识渭南地委书记刘新文，《一个人的远行》的第一篇文字，就是刘书记写的。

渭南曾经是陕西最大的产粮地，号称八百里秦川。后来在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的撺掇下，搞社会主义竞赛，修三门峡水库，以为赚了多大便宜。现在回头一看，还不如不修三门峡水库呢。他告诉我，连水电部部长钱正英都主张要把三门峡水库炸了。他有生之年，要为人民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把三门峡水库炸了。三门峡水库原计划发的电发不出来，泥沙淤积还把黄河水位提高了，倒灌渭河。千年古城、水旱码头潼关，永乐镇……都因为修三门峡水库要葬身库底，而被强行拆迁。当地唱秦腔、老腔、山西迷糊、河南坠子等的戏园子、妓院全拆了，现在潼关是一座建在山顶上的新城。王震曾说要到华山顶上洗脚，可拆迁之后，中苏翻脸，水库未能按原计划修建。在一个科技主义的工业时代，文化艺术注定无法幸免。

现在的潼关已经马马虎虎，失去背靠华山，面临黄河、渭河的要冲地位，千顷良田尽失，只剩下一个小金矿。待在矿井底下，恍若隔世啊。

无论是科技主义，还是人类社会，都脱离不开根本的规则，那就是自然规律。孔繁森、李素丽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成的，要不然人家是英雄呢。而本性是自然属性，不用努力就自然而成。

1991年夏，发大水，我在河南驻马店的固始、淮滨两县，趟着臭水，天上水上两个太阳，水面漂着屎，恶臭冲天，什么叫水深火热呀。

大水一般十年九不发，一发就不可收拾。河、湖、港、汊、湿地是鱼鳖之地，就是给这十年一涝预备的。地球上有多少水是自然规律，今年下少了，明年下少了，后年下少了……说不定就要发大水。可是现在是商业社会，商业利益第一，人们为了各自利益，根本不管是否和谐发展。地、水、火、风之中，自然有自己和谐发展的平衡点。可是人的野心太大，那些逃避计划生育的、私自开荒的、在家乡犯了事的……首先到河湖港汊里谋生，侵占鱼鳖之地。随后就有经营旅游的、开发房地产的、挖鱼塘养殖的……连年下来，侵占鱼鳖之地已经顺理成章。就在大家都为自己的牟利心花怒放的时候，大水下来。这时，计生部门才发现蓄水分流的鱼鳖之地涌现出许多计划外人口，水利局发现防汛的石头不见了，民政部门提出有数不清的灾民需要救济，妇联……各级干部异口同声地高喊“防汛救灾”，可他们在大水面前惊慌失色。好在这个国家有特别好使的、战无不胜的解放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奋不顾身地冲入水中，舍命抢救大水中的老太太。

新闻时代的旧事(29)

如果单从科技主义看，这种做法缺乏科学思想。这时也许有，像我的编辑江林这样的记者，讴歌张华烈士，歌颂“生命的价值”。我个人崇拜张华烈士，但是反对机械照搬。其实，那些牺牲或伤病的战士，反过来还会增加社会和政府的抚恤负担。我们不能总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军队好用，但应该维护它的特性和权威，不可滥用。历史上新中国的建立，“支左”、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自然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文化传统。但是政府其他职能方面的软弱无力，使军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工作，超出了它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男人和女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矛盾冲突，形成我这里的“火”。

第四章是风，也是最后一章。风，是清新的空气在大地的水平流动，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希望。“风”可以灭“火”，也可以风助火势。人得有信仰，风是男女冲突之后的最佳解决办法，所以，我在这里借用“风”表达人类对信仰的追求。照片涉及对毛主席的信仰，对安拉的信仰，对印度教的信仰，对佛教的信仰，对喇嘛教的信仰，对基督教的信仰……

“远行不说话，远行本来就不说。”这是《中国青年报》卢跃刚给毛主席雕像这幅照片写的文字。还有一张是一个白马寺欢迎我的大和尚，手持高级手机，戴金丝眼镜、水獭帽子。张卫东看了说，你拍的印度和尚个个面有菜色，瘦小干枯，破衣邋遢。还是咱们中国的和尚改革开放，面大膘肥，光鲜亮丽，与时俱进……

这是他们看了照片的自然想法。我只拍照片，本能地拍照片—像一个机器那样本能地反应，把我遇到并刺激我摁下快门的场景拍进画面，尽量不带个人感情，尽量减少个人好恶。我担心我的职业可能桎梏我的思想，惯性地将机器给我的影响再传染给他人，强加于他人。所以，我努力避免科技主义，反对科技主义，提倡科学思想。

老百姓需要的是“语像”，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声音

由上述可见，带有试验性质的《一个人的远行》，与十年前我上班时拍摄的传真照片明显不同。过去是按照计划，主题先行，到社会上找一个能够图解的目标，再运用镜头、光线、构图……记录下来，交给编辑剪裁，待审稿人、领导审批后，配以统一的文字说明，放到新华社的传真系统上，昭示天下，让所有的媒体采用，形成统一的说法。

而这本《一个人的远行》，却是一个人随意徜徉，事先毫无计划，随走随拍，拍回来顺手交给冲洗部门，让朋友们选取。选出的照片通过互联网为主的网络传输，跨界解释，自由讨论，随便评论，形成二度创作。比如有几张泰姬陵的照片，不同作者看后，看法截然不同。即使同一位作者对同一幅照片，每次看时的感想也是不同的。

熊光楷副总参谋长的文字就字斟句酌，改了三遍。最终成品，折射出这个被西方称做“中国鹰派”的侠骨柔肠，他写道：“泰姬陵是沙贾汉王为他的爱妻修建的爱的陵墓。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综合了东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的建筑特点。文化因多元而美好，因交融而和平。” 一位副总参谋长，写出如此有涵养的文字，说明对自己的超越，对自己文化的超越，也说明中国国防的文化包容性。

每一篇文字都反映了作者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工作风格。我曾经担心某位外交官写的太不好看，可是，我的编辑不许我改。她说，我的语言具有超级语言霸权，具有侵犯性，我的点滴润色，都会让原作失去意义。所以她拒绝我改，担心我举一发而动全身，破坏我自己发明的“语像”。

我刚当新华社记者的时候，新华社总编南振中召见过我，原因是他间接地看到我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我的bp机126呼5566，还写有“日夜工作”的字样。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书中说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的60％来自视觉，我们学习来源的60％通过眼睛获得。可能因为我是摄影记者的缘故，我坚信，现代人通过眼睛获得的学习来源肯定高于60％。即使我聋了，只要眼睛“明”，也仍然能够靠阅读弥补听觉上的不足，获取各种信息，凑合活着。但是反过来，一旦失明，面对黑暗世界，仅像蝙蝠那样靠听觉判断方向与距离，简直不能想象。因为视觉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如一个小孩“睁眼了”，标志他开始了生命；“闭上眼睛”几乎等同于“停止呼吸”或“停止心跳”。

新闻时代的旧事(30)

前面提到，我的编辑写过的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张华，为抢救掉在粪坑里的农民大爷英勇牺牲的事迹。事过多年，还能记得这个故事的人已经不多，文字记者就是这样。如果当初拍下那个瞬间，现在指着照片说事，就是“语像”。现而今说世界七大奇迹，金字塔、长城……说的都是图像。看图说话，“语像”。

可是我们上学时没人教，不知道照相重要。当时我给海子照的那么多相，都扔在刑侦教研室了。1989年，海子在辞世前打电话给丁元力，让他来昌平拍几张照片。丁元力忙，愣是没去。多大的损失啊。现在丁元力老后悔，要是去了，照几张相，说说话，这么一“语像”，说不定海子就不自杀了。

“语像”，“语像”，语言的力量事后还能弥补，可是如果当初没拍照片—没有原始图像，就没有事后的话语权—即使现在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仅仅是讲演，而不是“语像”。我希望中国政法大学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