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9)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2）

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连、宋来也好，李敖来也好，都在谋求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所以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这个人是一辈子从不服输，从不认错，他只能顺毛捋，谁逆着他来都不行。彭德怀的悲剧，很能说明问题。从1959年7月2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吹风会上定在批左倾、批瞎指挥的基调到7月下旬罢免彭德怀，20天内翻云覆雨的惊天巨变，和彭耿直的性格有关，和彭刚刚出访东欧八国的见闻感想有关，和党内党外的舆论有关，和国内尤其是国际大背景有关，更和毛泽东的好斗性格有关。若干因素凑在一起，彭德怀在劫难逃，这就是时也命也。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处就不再细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都无济于事。（23） 毛泽东一意孤行，谁说都没用。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凤凰卫视做了个节目，叫“林彪叛逃之谜”。凤凰台经常做一些比较微妙、敏感、前沿的题目。他们采访了当年中国驻蒙古的一个参赞，这个人是第一个赶到林彪坠机现场的中国人。他出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赶到现场一看，看那个三叉戟飞机的右翼上有个斗大的圆洞，我心里一惊，心想是不是被导弹打的呀？！

这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了许多年，他等于是以目击人身份又提出这个疑问。凤凰台很会做，后来话锋一转，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又回到传统说法，说周恩来监视屏幕，看着飞机出了山海关，继续往北飞，然后马上报告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但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我还很清楚地记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敲锣打鼓地传达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叶剑英的讲话，说经过医生会诊，毛主席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岁。这可是正儿八经传达的呀！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的确很好，但林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都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由此可见，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10)

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还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感觉毛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24）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25）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他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怀，博得毛的信任。从而导致邓的复出，取周恩来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做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6）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届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关于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作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去世之后，最先对毛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7）邓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已。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后迁延10年时间。前三卷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仅《矛盾论》一文，在便条上写意见，就和编辑小组商榷了十几个回合，最终还是将“逻辑问题”一节删掉，显示了毛的认真和严谨。但是到了第四卷，毛仅仅是主持审定，他曾带着康生、田家英、胡乔木等大秀才们，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宾馆住了两个月修改定稿，期间，毛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这个委员长。”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无论如何，《毛泽东选集》的多数文章正如《毛泽东传》所评价的：“内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艺术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特有的文风。”（28）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11)

问题是，总体看来，我觉得《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科学总结，大部分是通过毛泽东的笔写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大笔杆子们的心血和才华，他们曾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讨论、起草、修改和润色。他们在延安时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比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胡乔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干脆以模仿毛的文风而著称，据说，《别了，司徒雷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