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康梁一直在海外活动，中国的留学生、新式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孙中山在海外组织了同盟会等，经过了短暂的低潮，维新派又开始复活、开始强大了。这里头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家想想日本和俄国的战争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这场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事务对国内政治会有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陆续打了一年多，刚爆发的时候，中国国内两派中的维新派就说日本肯定胜，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俄国肯定败，因为俄国是专制之国。但那时更多人认为日本要败，因为近代以来还没有出现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情况，顽固派认为俄国肯定胜。打了一年多之后，俄国大败，这一下子使中国人认识到，胜利不在于黄种人或白种人的区别，而是在于制度，这是君主立宪制打败了君主专制。这样，从前怀疑君主立宪的人，也倾向于支持立宪了。这是维新派从低潮走到高潮的起点。

支持君主立宪的中国人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制度能使中国强盛，就支持这个制度，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立宪派也在活动，慈禧没办法，就说准备立宪，但她推到了以后，说要先研究，派大臣去外国考察。大臣考察回来后，汇报了各国的政治情况。但这些政治上的建议都没有实现。不过，她的新政有两个大成果：第一，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虽然这时光废除这个并不够，但还是值得肯定的。第二，这一点从前人们注意不够，我现在的历史观是比较注重日常生活的历史。中国人的公共观念从此有了加强，具体表现在哪儿呢？中国的图书以前有皇家藏书、私人藏书，没有公共图书馆，没这概念。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但没有公园。中国从来就有收藏古董的传统，私人收藏也很多，但没有公共博物馆。1905年大臣去外国考察发现国外有很多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园，觉得很好，他们给慈禧的奏折里都提到这个。所以最后新政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允许办公共事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最早公园游园有规定，比如单日男性，双日是女性。

刚才讲到清政府在1905年实行新政，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这时候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在活动，革命派要求推翻政府，立宪派要求开国会。对此，清政府迟迟没有响应。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实际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从体制内地位最低的知识分子移到了体制外的留学生、会党的身上。当一个社会改革的动力由体制外的人承担的话，它要求和达到的后果就不是体制内的改革改良，而是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把这个王朝推翻。而清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自己放弃了最后的机会。1905年后，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没有动作，立宪派应该说是政府的统治基础了，多是富商绅士等，他们都主张立宪，而清政府拒绝了，一点权力都不肯让出。立宪派就组织了很多次的和平情愿活动，但清廷还是拒不立宪。到慈禧和光绪都去世了，还是不立宪。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8)

1911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立宪的声音越来越强大了。政府说采用内阁制，但内阁出来以后，大家一看，称之为皇族内阁。按照立宪的规定，皇族成员是不能当内阁阁员的。但清政府的内阁大部分都是皇族成员，那就是搞立宪是假的，实际说明清政府根本没有立宪的想法。清政府的社会基础已经很薄弱的时候，只要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能使它灭亡，所以，1911年看起来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就导致了清朝的垮台。

从晚清历史看，清政府一直是被动变革，也是中国近代化一点一点被延误，有进展，但是在重重阻力中被延误的进展。清政府总是在下一个阶段做上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我在一篇文章说，它不知道积累越多，应付的利息越大。积累的利息越高，到后来承担不起，就连本带利没了，就是崩溃、垮台。

清政府垮台后，中国进入一个权力失衡的时期，军阀混战，我就不讲了。这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因为帝国主义都忙于打战，并且还需要大量的原料材料，中国的民族工业恰恰这时候有个大的发展。

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这时开始了工商业的建设。27年之后城市工商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从27年到37年抗日战争之前，但这个阶段是畸形发展的，城市工商业发展很快，但农村政策始终很失败，农村仍是一片凋败的景象。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城市在发展，农村在凋败，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共产党把重点放在农村。

抗日战争把城市的发展也给打断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除了香港澳门没收回以外，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梦寐以求的。

这时候，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但一年不到，他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低谷，为什么？因为财富的接收，接收了敌伪巨大的一笔财产，又没有政治权力的制衡制约，所以贪污腐败更加严重，无以复加。当时有句话很形象：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腐败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共产党人也没有想到，在后来的大决战中那么快就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没有珍惜自己的政治优势，白白丧失了。经济上的腐败吞噬了政治上的资本。

1949年中国现代化面临又一次模式的选择。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毛泽东48年下半年在倾全力组织三大战役，在战争过程中共产党也基本认识到中国是自己了的，怎么样建设这个国家呢？毛泽东就委托刘少奇具体规划新中国的建设蓝图。1948年9月，刘少奇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报告》，12月在华北财政会议上，也做了《新中国建设的方针的问题》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明确指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的资本主义也是不行的，制定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这次会议不仅仅是毛泽东提出的要警惕“糖衣炮弹”，它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制定一个新中国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要长期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允许发展私人资本，允许资本主义、民族资本的存在，这和共产党长期宣传的有不同，这使老百姓和一些工商业资本家感到困惑，不太理解。很多地方对工商业对资本家实行了比较左的政策，针对这个情况，很多资本家就很担心，想把资本抽出来转移。刘少奇到天津调研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以及一系列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七届二中全会中说了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夺取政权变为建设国家，需要学会管理，充分研究经济。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其实就是具体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他认为——我念一段，这是在《党的文献》上公开发表的——“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已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这就打错了。”因为“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斗争上”。他主张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因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在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刘少奇进一步强调了重点是要反“左”，而且反“左”比反右要困难得多：“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东西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天津讲话”反复强调现在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指出“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和“私营”一视同仁，从原料供给到产品的销售市场都必须公私兼顾，“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具体针对天津出现的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针对天津出现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的要求，结果一些私营企业不堪重负的现象，刘少奇指出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会造成“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实际“是工人的自杀政策”。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9)

1949年5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报告，东北局的领导是高岗，高岗在东北对资产阶级实行了比较左的政策，刘少奇对此提出了批评。

1949年9月，通过了共同纲领，也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民族资本。1951年3月，刘少奇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文件，其中第二条明确写到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1954年宪法没有公布之前，这个共同纲领起的是大宪章的作用，这是已经列入宪法里的了。

周恩来1950年春天针对共产党内有些急于转向社会主义的倾向，也发表了意见。涉及到高层领导的讲话，我都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发表的文献、《周恩来选集》为准，有些地方为了更准确，我来念一段周恩来在《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这一时期他经常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现在的政策”，今天“只有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他明确说道：“今天的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对于一些地方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等“左”的作法，他批评说：“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仍强调要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要向工人讲清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虽能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不是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

关于前面高岗的事情，高岗后来给中央送上了一份报告，要求有重点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批示，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赞扬。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有关通知，要求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和“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认为主要矛盾是帝官封和人民的矛盾。但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再把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这时刘少奇就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刘少奇在有关文件中总是对资产阶级作了个限定，比如说反对“不法资产阶级”，反对“违背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总是想把具体上某个资本家个人，不是想笼统的。这反映出他们有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要制定新的税制，因为社会在改变。当时薄一波是财政部长，新的税制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精神，就是劳资平等，公私平等。那就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同等纳税，待遇一样。对于一样，毛泽东非常不满，非常愤怒。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来，毛就撤销了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3年5月，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做了重大调整。把政务院的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重要的部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已经被调来当国家计委主任，把这八个部划出了政务院。

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