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说德国的教育体制的特点为“无地无学，无时非学，无人不学”，此说甚为精当。直到今天，这三条应当仍然有效。“无地无学”是说教育的普及程度，“无时非学”是说不同的行业和职业都有专门的教育和训练，“无人不学”则是说人人都有学习的机会，都有学习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机会。这种多轨、多类型的教育制度，虽然不一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但从效果和功能上看，这一体制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行业领域培养了特殊的人才，这倒是体现了人尽其才的思想。

从反面看，当教育不受到重视或受到破坏的时候，国家的实力就会减弱，强国可以变弱。在纳粹统治时期，教育和科学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大批犹太学人被迫离开大学、离开德国，德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因而受到空前的重创，从19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学术基础面临瓦解。经过这次浩劫，德国作为学术中心的时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段惨痛的历史为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

纵观近代德国的发展过程，我们有理由把德国看作一个教育兴国或教育强国的范例。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蒙森曾把大学、军队和关税同时并列，认为这三者是德国崛起的核心因素。他能够把大学列在首位，想必不会反对教育强国、学术强国的说法。

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1)

汤重南

“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陷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日本是东北亚地区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还只是一个弱小、落后的东方封建国家。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其兴速，其亡也速，存在不足百年。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起点，日本骤然于19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大日本帝国”迅速崩溃败亡。

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危害了世界和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朝鲜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也使日本国家败亡，遭致灭顶之灾，日本人民蒙受苦难，危害深重。

一、军国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与日本崛起同步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大体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标志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初步形成了。

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大体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的1894年。其间，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并发布《军人敕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1893年军部的形成等均为其路标。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大致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就不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几乎是每五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1936年“二·二六”政变标志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法西斯主义确立，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形态。

二、缘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就日本来说，军国主义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并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于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以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在镰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达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的武士阶级以作战杀伐为职业，成为古代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也自然是军国主义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阶级还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了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阶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日本的对外侵略思想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关于神功皇后的神话传说，即传说她于公元210年征讨新罗（朝鲜南部古国），三次用兵大获全胜。后来统治者均大肆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之战功，推崇有加。

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丰臣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

丰臣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基础。

一是明治维新这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政治上掌握统治大权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旧武士等级不复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跃在各领域且是主导力量。1871年时，中央9省（部）官吏87％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多是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到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

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2)

在经济原因方面，由于地税改革和士族授产等改革，使农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浓厚封建残余，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因而国内市场狭小。又使大批士族无法生存而对明治政权不满，统治阶级则以对外侵略扩张将心怀不满的农民、士族的不满情绪引向海外征战，使他们成为军国日本的基本社会力量。

二是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却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是以对东北亚弱小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武装侵略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压迫民族才迎来了日本的迅速崛起。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即产业革命的完成均与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相连。待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是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三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

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1)

王正泉

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1917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中，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挽救了人类文明。随后，苏联成为可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共的垮台，苏联也突然解体，出现“亡党亡国”的惨剧。

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怎么会突然垮台呢？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应该说问题出在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苏共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体制犯了错误，导致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他们脱离广大群众，利用权力图谋私利，最后与知识分子中的亲西方精英结合起来，抛弃社会主义方向，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干出了集体背叛的罪恶勾当。

一、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当然，这里所说的官僚特权阶层并不是指苏联的全体干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官僚特权阶层的子女，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干部特权还可以成为搞腐败的护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全国性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有些案件还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二、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

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苏共和国家的决策机制方面，惯于实行个人专断，压制不同意见；在任用干部方面，出现“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和任人唯亲现象；在经济领域，盛行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在党群关系方面，因干部特权严重而导致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官僚特权阶层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例如，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尽管如此，当时的官僚特权阶层仍愿意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只是始终墨守成规，不愿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对立。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戈尔巴乔夫起初说要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却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在这一过程中，除一小部分干部起来抵制和反对之外，多数干部却听之任之，随声附和，许多干部甚至起来充当“改革”的急先锋。例如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

叶利钦更具典型性。叶原是苏共的一个州委书记，后来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以“反特权”起家，起先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后来又同戈闹翻，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不久，他夺取了俄联邦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