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车公司兼并。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我们比亚洲其他国家有更有利的条件，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不过，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中国经济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的高增长也不一定能实现。

专家点评

马克：海闻教授的文章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从人力资源、潜在的市场规模、制度变迁和国际环境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经济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以及能够继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支撑条件。不过作者也指出，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从作者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到，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市场规模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可能也存在一定变数。这些不是文章的重点，但具有深入思考的空间。

毛泽东扔枪的启示

路 杰

领导人要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为总体、全局来看待。

领导活动的显著特点是“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为总体、全局来看待。县委书记的这个特点就更突出。

“中国奇迹”至少持续二十年(3)

红军时期，林彪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女式袖珍手枪，非常精致，不知是哪国造的，红军官兵自然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但不敢私藏，层层上交，把枪交给林彪。林彪也非常喜欢，又层层上交，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也不看，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我要它干什么）！”尼克松到中国来谈判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毛泽东说，那个事情你跟周恩来去谈，我不感兴趣，我也不懂，我要跟你谈谈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我要跟你谈谈哲学！延安整风运动时，周恩来做自我批评：我这个人，抓得太多、抓得太细、抓得太碎、抓得太小，抓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以后一定要丢开这些小东小西，跟毛泽东学统揽全局。

上述事例说明，领导人要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对象作为总体、全局，揽在怀里。但从能力的角度看，一个人拿什么能力“统揽”全局呢？从能力的倾向和类型上来看，统揽全局需要有统“摄”全局的能力。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你要大致地估计一下今天出席会议的有多少人、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人注意听讲等等，你就要故意眯起眼来、故意忽略细节，把对象作为一个总体、全局摄入进眼帘、摄入注意力的范围。

统摄全局、统揽全局的能力，直觉的能力，并不是感觉的能力、业务技术细节能力自然的延伸、延长、延续，恰恰相反，它是感觉能力的中断、跳跃和升华。感觉关注的是今天，直觉关注的是明天，明天与今天，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件事上，在同一个时间，不可兼得。感觉关注的是细节枝节，直觉关注的是总体全局，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件事上，在同一个时间，细节枝节与总体全局，不可兼得。

更重要的是，跳出来，看到全局之后，再回头看细节枝节，细节枝节才看得更清楚；看到明天之后，再回头看今天，今天才看得更真切。我们经常说，领导人要用大局看小局、用明天看今天。这种“眼光”是怎么实现的呢？从能力倾向和类型看，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转换：先是就小局看小局、就今天看今天；然后是跳出来，得到了全局和明天；然后是再回头看小局、看今天，这样才把小局和今天看得更清楚了！

南通状元张謇说得好：“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干过县委书记、县市长的人，甚至于可以直接干副总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能力倾向和类型的这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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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制度集锦

在古代封建的中国施行集权制，为强化集权政权采取所谓“铁腕”政策，其精华为历代统治者所屡试不爽。

任期制：官员的正规任职期限为3年，期满后派往外省。也有例外，某些高级官员以应急为由一连数任，如李鸿章在直隶当了数十年的最高长官。

异地为官制：禁止官员在其故乡省份任职。禁止官员的亲戚在同一辖区内任职。这些制度给中央政权带来的好处是，使首席地方官员不能常居一处，形成与中央政权抗衡的势力。代价是：在任期内难有政绩作为，异地初任，语言不通，民情不解，只能依赖本地旧隶，导致实权旁落，对下属的工作无力修正及监督，官衔越高越力不从心，越低层的执行权力的官差越缺乏监督。

俸禄制：古代官员最初是以皇家粮仓中的实物俸禄为生，随着货币的兴起取代了实物俸禄。当官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无法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线或因获一官半职要花费巨大代价，即这一官半职的取得成本（学费、买官费、礼品费用等等）过高时，往往使这些官员背上一身债，所以当官后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其所能地捞上一把。当官就能赚钱，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过甚才会遭到指责和处罚。

援疆“疯子局长”的心路历程

郭清俊

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国家林业局，是典型的“三门”干部。2002年8月，我有幸成为第四批援疆干部，感到特别高兴，并非常珍惜这难得的锻炼机会。

一到任，我便首先查处三十多万株劣质苗，顶住众多说情者的压力公开烧毁，震惊全疆。有人说：“北京来了个疯子局长”；整顿苗木市场时哄抬苗价的老板一次次受挫后扬言要让我躺着离开新疆；强化造林验收，要求4万多亩不合格造林地补植，使得因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的“年年造林不见林”现象大为改观。在工作中，我不仅了解到更多基层的情况，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全力投入不仅没有引火烧身，反而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2004年2月，我被破格提拔为林业局党组书记，这一任命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时林业局内部情况也比较复杂，党组成员年龄都比我大，作为援疆干部，任期只有一年半，因此，好多干部不是想着这一届党组会怎么干，而在想我走了谁会接班，局里表面一团和气，实则山头林立。可是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做好，我不想让别人说挂职干部不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再工作。

我一年去了60多趟濒临破产的园林场，办项目，搞改革，现已成了阿勒泰有名的旅游景点；离单位300多公里的河狸站经济困难，近十年的差旅费没有报销，站长上班只能偷儿子的压岁钱做路费，我为局里没有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向他们道歉，并想办法解决了站上的经济问题等。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

“中国奇迹”至少持续二十年(4)

在新疆，我确实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特别是在复杂条件下驾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也总告诫自己：必须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争取多做事，做好事，做实事，出实效，必须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援疆几年，我常常感叹：与其说是我在援疆，不如说是新疆在培养我。援疆的经历令我终生受益。

卖官鬻爵的历史反思(1)

李世愉

科举制度建立后，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

时下为人所诟病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历史上被称为“卖官鬻爵”，它历来为人们所不齿。

一、卖官鬻爵：秦汉开启恶劣先例

说到卖官鬻爵，不能不提到封建政府的国家行为。自秦汉以来，在遇到财政危机的时候，或由于战争而军费告绌，或因为灾荒而财政拮据，历代政府都曾公开进行标价卖官，以换取足够的财政收入。这种做法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一种制度，时称“捐纳”，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政府行为，尽管许多王朝在施行一段时间后即告停止，但这种做法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认为有损政府形象，且使一些有资财而无才能之辈充斥官场。

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怂恿灵帝卖官鬻爵，时任九卿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刘逵、余深、薛昂等人贿赂蔡京而得到超拔。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权倾天下，凡是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清初，买官卖官之风十分猖獗，时人称：“督学之门，形同商贾。”雍正时，四川知府程如丝以银6.6万两、金900两贿赂四川巡抚蔡 ，得以擢升为四川按察使。

在这众多的肮脏交易中，明代的严嵩可谓典型，他既以买官得以升迁，又以卖官聚敛钱财。史载，严嵩曾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其卖官，“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如文官州判300两，吏部官售价最高，郎中、主事开价3000两，后又猛增至1.3万两。严嵩败落后，抄其家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不计其数。

封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而卖官鬻爵，或许出于无奈，但它毕竟开启了标价卖官的恶劣先例，成为吏治腐败之源。其示范作用影响深远，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传》所言：“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

二、古代卖官鬻爵猖獗的背后

首先，卖官鬻爵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做官是众多人的毕生追求。特别是科举制度建立后，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因此，追求功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正如韩愈所言：“凡今之人，急名于官。”只有当了官，才能得到世人的重视，才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一些人在历经十年寒窗而又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便会想方设法以其他途径入仕当官，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跑官、买官，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进而贿赂当权者，以资财换取官位。在这种交易中，“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托以情”，一旦门路打开，当官之路即成坦途。

其次，官僚体制给卖官者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和可能。历代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都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官僚体制的问题，往往选官标准不一，选拔缺乏透明度，决策取决于长官意志，操作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又不能真正起作用，而某些权臣只要取悦于皇帝，便可恣意妄行，一手遮天。这样，自然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选官条例成为一纸空文，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明清时，吏部官靠卖官发财，礼部官靠科举获利，已成为百官心照不宣之事。故时人总结这一现象，称为“因官致富”，可谓一语道破某些人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的本质。

最后，看重功名的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卖官鬻爵的盛行。《水浒传》所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唐代王镣《感事》诗所称：“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尽管有人也曾憎恨朱门，而一旦有机会也要拼命跻身于朱门之列。特别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现实，更使买官者有了强烈的欲望和动力。

三、卖官鬻爵造成了吏治的腐败

卖官鬻爵的盛行造成了吏治的腐败。历史证明，凡是买官卖官猖獗之时，就是朝政腐败、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大量买官者充斥官场，必然会产生一批贪官、赃官、庸官、糊涂官、酒肉官，以及一大批尸位素餐者。而且，买官者一旦履任，大都要搜刮百姓，巧取豪夺，搞得民不聊生。

卖官鬻爵的盛行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严嵩以贿放官时，沈炼即指出：“贿赂彰，风俗坏。”古语云：“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买官卖官的盛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钱买得鬼推磨，无钱却教人顶缸。”最为可悲的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众人对丑恶现象表现出的麻木，正如明末清初人计六奇所言：“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

卖官鬻爵自出现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鄙视和批判。崔烈在得意于买到司徒之位时，却遭到儿子崔钧的抨击，认为他令“天下失望”，崔烈不解，崔钧明确告之：“论者嫌其铜臭！”《后汉书》记录了此言，成为对买官者的经典批判之语，一直为后世所引用。清代的陆陇其专门上疏批判卖官鬻爵之弊：一是使名节大坏，失国家养廉之意，买官之人，“不能发愤自励，则其志趋卑陋甘于污下”；二是买官之人越多，百姓受害愈深，故多一买官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严嵩倒台时，三法司定其罪状，第一项就是私下卖官，称：“爵赏，国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敛货于己。”其实，买官卖官是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