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2)

王锡爵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他不能阻止皇帝，开始他还为自己辩护，翰林院的庶吉士李胜芳一番分析让他感觉到，如果附和皇帝的待嫡、并封，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李胜芳理解王锡爵在搞迂回，巧借三王并封，实则想促使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但他分析道，一旦并封，册立就会更加推迟。先生在任时难以促成，一旦离开朝廷，别人当了首相，能像先生那样所愿那样促成皇长子成为东宫么？一旦不能，先生岂不是成千古罪人？王锡爵还在为自己解释，说当初给皇帝的密信中催促过皇帝册立，意思是说自己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没办法。李胜芳反问他，这件事外面的人谁能知道？到那时天子还会将你的密信公布天下。——意思是说如果事有不测，你的黑锅背定了。王锡爵的门生更是提醒老师，如此做恐怕有灭族之祸。这用不着多解释，如果万历帝以后不立长子而立老三，必定引发政局动荡不安，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如果拖到以后皇长子终于继位，当了皇帝的他会恨王锡爵当年支持父皇“待嫡”、“并封”，那后代的祸患恐怕不亚于张居正。

看到这一点，王锡爵感觉到自己的危机，为了一世清名和子孙后代，他也来了个大转折，明确表示反对皇帝的提议。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连开始替自己排忧解难的首辅王锡爵最后也反对自己，这下让万历帝意识到，固执己见，想要降伏整个文官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

皇帝终于让步，收回“待嫡”、“三王并封”的成命。但事已至此，万历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册立长子为太子，还在想出一切办法拖延，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就是不想让文臣们赢得轻松。

就如挤牙膏、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下，皇帝一步步妥协。二十二年，虚岁十三的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接受正是教育。二十九年十月，历尽波折，终于册立朱长洛为东宫太子，此时，他已经虚岁二十了。有了太子的名分，才能娶老婆，册立后第二年举行大婚，在寻常人家，当时也算晚婚了。因为天子家不如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和太子娶妻，那礼仪是差别很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时候，皇帝没法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不能结婚；他疼爱的皇三子不可能在长兄面前结婚。他所有的皇子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

国本之争总算有了结果，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被耽误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帝对文官更加的不满甚至是痛恨。他晚年的懒惰，不见朝臣，固然和身体多病有关。但如果多加调养不至于常年没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是他烦这帮臣子。

朱常洛被册立后，“争国本”的风波并未平息，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岌岌可危小心谨慎，郑妃母子虎视眈眈心怀鬼胎，皇帝心里不痛快在寻求逃避，廷臣们还在担心出现变故。后来的“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朱常洛的短命，儿子熹宗从小失教只能对木匠活感兴趣，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关系。可以说，“争国本”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文臣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但是一场惨胜，君臣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做赌注。

现在看来，立谁当太子似乎是家事，但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是最大的国事，文臣们焉能坐视？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皇帝只是法人代表，一大帮管理人员——文官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董事长和管理人员必定有利益间的矛盾，在“争国本”的问题上，与其说是破坏制度和捍卫制度之争，不如说是决策权之争，争夺重大问题上谁的话最管用。看起来皇帝在权力上有绝对优势，可相对的是文臣们有道义的绝对优势。在道德治国的明朝，道义优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没有公允独立的裁判机制和和平稳定的博弈体系的情况下，这种争斗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康熙帝能两废太子，搞出一种立密诏等驾崩后才宣读这种完全皇帝说了算的继承制度？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势异也，和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独裁专制得更彻底，文臣完全奴化，哪还敢像明朝那样和皇帝“争国本”？明朝君臣是在争谁更有发言权，清朝连君臣相争的土壤都铲除了。

援朝之战打响了

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闹家务事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打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是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加上万历帝，当时东亚地区是三大政治领袖并存，怎知道笑到最后的是当时看起来力量最弱的努尔哈赤。

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该国数千年传统的国策，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西向。而且日本每一次在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转折点，一定要挑衅他们文化上的老师——中国，引发战争，且战争总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上一次和中国过招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和新罗联军与日本和百济的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当时日本刚经过“大化革新”，以为有力量和唐朝抗衡，而唐朝经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二者力量相差太大。此役日军惨败，明白了两国的力量悬殊，退回列岛老老实实呆了900余年。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结束了各大名相互攻伐不已的战国时代，兵强马壮，又开始做起了西进大陆的迷梦。而此时明朝各种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国力不如洪武、永乐年间，早在嘉靖年间，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和中国海盗纠集起来，就可以横行中国东南，使日本有轻视明朝之心。

侵略中国大陆，必须先攻占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路径。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移驻到中国宁波，宁波是当时当时亚洲第一大港、国际贸易中心。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要占据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胃口不可谓不大。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三员骁将，统兵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今天的首尔）。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而且是倾全国之力。朝鲜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根本不修战备，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不堪一击。五月，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被俘虏。日本军趁胜北上，又于六月十五日攻占了平壤，朝鲜国王退到了中朝边境的义州，亡国在即，朝鲜国王一次次派使臣到天朝乞师，而且做好了请求内附的准备——即进入中国境内建立流亡政权。战火很快就要烧到鸭绿江，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战局出现了一丝转机，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因此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不得不暂时驻扎在平壤休整。

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时，自己正在打一场大仗。宁夏的蒙古鞑靼部落哱拜叛乱，波及到整个西北，帝国的精兵强将差不多全派到西北去平叛了。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明帝国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困难，也必须出兵支援朝鲜国。原因有二：

一是出于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责权关系。明朝的十数个藩属国中，朝鲜对天朝最忠心，大约和明朝皇帝有朝鲜族血统有点关系，朝鲜对明帝国的制度文化也学得最彻底，对朝鲜，明朝皇帝真有自家人的感觉。人家朝贡不断，尊明朝皇帝为老大，老大自然就有责任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二是朝鲜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他是大明的东面屏障，朝鲜要是沦于日本人手中，直接就威胁辽东，也就威胁到北京。

这场战争和倭寇骚乱东南沿海不同，倭寇只是图财，抢劫烧杀固然可恨，但政治目的不明确，对大明的国防安全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政府行为，大明焉能旁观？万历帝在处理立太子这类内政时，优柔寡断出尔反尔，但在处理外交、国防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派兵入朝参战。

一开始明朝对日本军的凶悍估计不足，两次派出小股部队，统领的军官级别也不高，这几乎是以卵击石。两军甫一交战，统兵的游击史儒在平壤阵亡，第二次交战三千人全军覆没，统兵官祖承训仅以身免。

初战失利，全国震动，万历帝立刻任命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副部长），专门经略对倭战事，在全国广泛募兵征粮。他和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没有战略眼光的书生。这宋应昌是个大忽悠，据文秉的《定陵注略》记载，朝鲜战争刚刚打响时，宋应昌正在山东巡抚任上，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当然要做战争准备。这宋巡抚命令在沿海登州、莱州收购数万枚鸡蛋，别人问他有啥用，他说如果倭寇的船来了，我军扔鸡蛋到他们的船上，船板就会变滑，倭寇站立不住，将全部被我军擒获。——就这样智力的人，靠吹牛当上了专司抗倭的侍郎，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宋侍郎对自己升官很乐意，但对打仗却害怕，这一点他和尚书石星一拍即合，于是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被提出来了。两位老爷派浙江嘉兴人沈惟敬去日本军营“招抚”，这沈氏一个无赖出身，家中有一个仆人曾经在日本呆过数年，沈惟敬从他那里听到一星半点的日本国情况，便俨然以“东洋通”的面目出现，说丰臣秀吉并无他意，无非想来朝贡大明天子，被朝鲜阻挡，所以举兵入朝。——这样的理由，是一种典型的天朝大国式意淫。可尚书、侍郎竟然相信了，将沈氏委以重任。

沈氏到了平壤，与小西行长会谈。看到明朝已经出兵，日本人觉得一下子吞下朝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哄骗沈惟敬，提出谈判条件，说如果明朝按兵不动，日军不久将班师，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南全部割让给日本。

这是牺牲朝鲜国的利益换取和平，而且对日本这样的国家，若不显示足够的武力，和谈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日本的谈判要求传到朝廷后，廷议哗然，纷纷认为倭人狡诈多变，决不可信，朝鲜问题，不如速战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