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

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

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

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

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

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

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

。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

，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

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

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

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

“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

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

，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后来皇太极又致

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

议划定疆界。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

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

。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

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

（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

，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

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

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

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

起长期的消耗战。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

明朝的文官。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

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

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

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其实，

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

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

和，影响甚小。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 、吴* 等大将，都是兵精能

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

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

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

。宋朝皇帝对金称臣。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

。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

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

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

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

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

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

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当

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

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

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

（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

，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

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

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

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

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

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

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

外，只是以大局为重。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

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

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

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

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

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

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

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

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

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

“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

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

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

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

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

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

多么严重的事。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

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

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

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

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

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

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

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

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

（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

，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

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

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

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

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

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

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

，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

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

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

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

经受。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

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

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

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

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

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

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

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

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袁崇焕是三

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

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

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

1 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 gro

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

：“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

结合起来。”2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

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

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

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

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

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

恰

正相反。3 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

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4 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

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

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5 《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