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委员。但是后来地位就下降了，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虽然我们在井冈山就成为战友，解放后也多次见面，但是对于中央已经做了决议的历史事件不敢议论，这是党的纪律，当然大家心里也是心知肚明。

“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但是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父亲说到这里，脸上掠过哀伤。

父亲又把话题转到井冈山，他说：“何长工也愤愤不平地说，袁文才、王佐的死是我们党早期犯的错误，应该毫不留尾巴地把人家算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想想，我当年代表党去谈判，他们把自己的武装交给了党，后来又把人家杀掉。为了做工作，我向王佐的母亲都打了保票，还和他们拜了把子，结果愧对两个结义兄弟。如果不给人家彻底恢复名誉，我死不瞑目！”

父亲的钦佩溢于言表，对井冈山的怀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我佩服井冈山的重要人物何长工，听说何长工临终前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给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如此真情真意，令我感动不已！听说何长工的遗愿已经实现了，2006年年初，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袁文才、王佐已经完全被作为革命先烈来纪念了，历史终于为两个冤魂彻底平反。

回忆何长工(2)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井冈山看看何长工伯伯，看看他身旁的袁文才、王佐。

李德不是草包，吃亏在水土不服(1)

我们依然回到父亲在红军大学的时候。父亲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教员。而一贯信奉毛泽东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有他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他对李德的印象并不坏。

90年代初，父亲早已经离休，闲来无事，同时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有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父亲摇摇头说：“一点都不像。”

父亲说：“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是拿着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他才比我大9岁，可是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 ‘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天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他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再由大连坐船，(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接上了关系。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李德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他满怀报复和理想，他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他的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李德到达瑞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他应尽可能的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父亲回忆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声势非常浩大，形势也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也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和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谗言，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却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怂恿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

李德不是草包，吃亏在水土不服(2)

父亲着重说：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做了错误的决策，而博古则是把平日的积怨带到工作中来，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险些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

我们对李德的评价不够厚道

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些李德的私生活，父亲笑着说：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如果听懂我们也不敢，人家毕竟是我们的指挥官。后来，一位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来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80年代初去世。”

父亲说，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比如，他举了我父亲指挥的长征中的垭口战役。这个战役是由教导营独立完成的，当时李德正好就在教导营里。垭口是一个一夫当道、万夫莫开的路口。两面山上都有敌兵守卫，正前方更是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我父亲决定一个连正面佯攻，两个连迂回包抄，断敌后路。战斗打响后，我正面部队佯攻积极，敌人集中火力拼力抵抗，没想到后面突然想起枪声，原来是我迂回部队已经占领了后面的制高点。敌人立刻乱了阵脚，正面的火力减弱下来，我军两面夹击，迅速拔掉了这块横在路上的绊脚石。

李德当时就对我父亲赞叹不已，弄得我父亲都有点不好意思。打完仗李德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向他的翻译伍修权绘声绘色描绘了打垭口的经过，让伍修权告诉军团首长：红一军团是模范，教导营是模范中的模范。

后来李德见了周恩来，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话。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职位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父亲还说过，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惊人的巧合。李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中国，另一个德国人冯.西克特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个西克特也是个军事家，为老蒋制定战术可谓用心良苦、周密狡猾。而李德对这个德国人的伎俩了如指掌，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无论红军还是国民党军将领都感到佩服，只是他虽然知彼，未能知己。

后来他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

从李德这件事情上，我也感到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不够厚道，把李德说成好像是故意破坏中国革命的敌人。其实李德不远万里来中国，还是想把战役打好的，而且为此殚思竭虑，其历史地位不应该是一无是处的。

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帐，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长征路上父亲被林彪禁闭

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会理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为什么要休整？是因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了，当时彝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装，不服从当地官府的统治，自己处理自己聚居区里的事情，有很浓的自治味道。 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对汉族军队有着极大戒备心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的红军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要求部队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外，他还想方设法接近彝族的部落首领，和他们交朋友。刘司令告诉这些彝民首领，红军到这里仅仅是路过，红军不在这里久留，我们要去攻打四川的军阀刘文辉。彝民们对刘文辉都很反感，因为他的军队经常骚扰彝民聚居区。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领导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彝民听说毛泽东是这里最大的官时，便想试探一下毛泽东的诚意。他们派出了十几名代表，端着一罐子自己亲手制作的酪枣来到军委总部，要毛泽东尝一尝。彝民有一个习惯，客人来了要先送酪枣品尝。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代毛泽东品尝。彝民代表的脸色当时就很难看，毛泽东立即制止了警卫人员的做法，恭恭敬敬的从彝民代表手中接过酪枣，边吃边称赞酪枣做得好。就这样，彝族同胞终于打消了对汉族军队的敌意，自发的给红军带路。

但这时候，我父亲却出事了。因为当时尽顾着如何与彝民搞团结了，部队都派出去做工作，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各自为战。等出了彝民区我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战士掉队了。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离队的，是有意识的离队还是迷失方向找不着部队了。反正我父亲是一头雾水。

但这毕竟是大事，当时军团司令员是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