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政委都在那里等我父亲呢，见了面邓小平政委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父亲说：

“陈士榘同志，你可来了，我们等你好长时间喽！”

刘伯承司令员拿来了军用地图，向我父亲讲述了当前的战场形势，希望我父亲能帮着出出主意。

邓小平政委说：“陈士榘，你的名声很响呀，打仗打得好，我们都晓得了。”

我父亲说：“首长过奖了，我主要是在陈司令员、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做一些具体工作。”

邓小平政委说：“不要谦虚吗？陈毅和粟裕都讲过你，说你的点子好厉害呀，华东的几个大仗都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是不是呀？这次你可要为我们也提出一些点子呀，解放军可是一家人呢！”

我父亲说：“当然了，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我父亲向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提出了自己对战役的看法：黄维兵团阵地之所以难以突破，主要是因为他们依托双堆集高地的地理优势。双堆集高地前方视野开阔，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发挥火力的优势。我们要想吃掉黄维兵团，必须拿下双堆集中的一个堆，不要分散火力，要集中火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个堆。这个堆拿下了，另一个堆就好办了。

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完全赞成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自告奋勇承担攻打双堆集中一个名叫尖谷堆的任务，两位首长都高兴得不得了。但当邓小平政委跟下属部队联系，要他们让出一个攻击位置时，没有一个纵队愿意让出攻击位置。

没有攻击位置，我父亲自然无法施展身手。我父亲平和地对邓小平政委说：“二野部队一定能够独自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不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我去华野打援的部队那里看看，他们要能多坚持一些时间，二野解决黄维兵团就能从容一些了！”

邓小平政委无奈的摊了摊手，说：“也好，我这的部队都和敌人杀红了眼，你谅解一下吧！”

我父亲于是驾着吉普车离开了二野司令部。

可他的车刚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发现前面路口处站着一个军人向我父亲的车队摆手。到近了一看，原来是二野第六纵队的政委杜义德。他认识我父亲的那辆吉普车，但对我父亲不是很熟。

杜义德在我父亲的车子前大喊：“是陈士榘参谋长吗？邓小平政委要你去接电话！”

原来是邓小平政委改变了主意，要我父亲留在二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经过邓小平政委的协调，攻击位置已经给我父亲让出来了，那就是六纵的攻击位置。

邓小平政委在电话里对我父亲说：“不仅仅是攻击位置，六纵也归你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他们都听你的！”

我父亲立即将这几个纵队的首长召集到一起，要他们调整部署，将他们原来分散的火力和兵力集中到一个堆上，即尖谷堆。

12月14日傍晚，我父亲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后，我军密集的兵力趁着夜色向尖谷堆发起了强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一举拿下了尖谷堆。见尖谷堆被我军攻占，平谷堆的敌人慌了阵脚，多次组织兵力向尖谷堆反扑。

我军居高临下，用火力狠狠地射杀敌人。敌人无可奈何，只能望洋兴叹。

邓小平政委知道了此事，高兴地说：“还是陈士榘有办法呀！”

邓小平让父亲当南京警备司令

攻下南京城以后，八兵团本来是要向南方进军的。南京城的城防和维护治安的工作，说好了是由陈赓的四兵团来负责。

但八兵团攻下南京好几天，也没见四兵团的人过来。我父亲赶紧向上级报告，上级说陈赓兵团还在江西呢，可能得一个多月才能过来。

我父亲着了急，他是一个离开了战场、听不到枪声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的职业军人，多年的战场生涯养成了他这种嗜好打仗的情结。而且不仅是我父亲，八兵团的绝大多数官兵都不希望呆在城市里无事可做。况且，南方确实还有许多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被消灭，包括上海、杭州、南昌、广州、福建、广西的诸多城市与乡村都没有解放。

眼看着别的部队在英姿勃发地向江南进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八兵团战士都有些着急。而越是着急事情越出岔子。4月底，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率领渡江作战前敌委员会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南京以后，刘邓首长把我父亲找了去，说：“陈司令员，这次我们还要麻烦你做一件事，上次围歼黄维兵团你帮了我们的忙，这次你还得帮我们！”

我父亲笑着问：“是什么事情呢？”

邓小平政委说：“我们前委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八兵团留下两个军作南京的警卫部队，这个南京的警备司令呢，就由你来担任！”

我父亲说：“首长，我还想去打仗呢！我现在对城市攻坚战很有研究，是不是能让别人来做这个警备司令？”

邓小平政委笑着指了指刘伯承说：“这你要问刘主任，他现在是南京市军管会的主任。”

刘伯承司令员说：“不要推辞了，你看我，不是也放下枪杆子，当起南京市的父母官了嘛！”

我父亲看难以推卸，于是对刘邓首长说：“请首长放心，我陈士榘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把南京的警备工作作好！”

邓小平政委说：“这才像我们潇洒的陈士榘嘛！听说你吉普车开得好，南京这么大，你可以尽情兜风哩！”

我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在我父亲这个级别的首长中，包括更高一级的首长，都没有会开车的，他们都有专职的司机。轻松是轻松，但是他们体验不到自驾车的乐趣。

而我父亲自己开着美国吉普，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四处转一转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确实能使自己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

当上警备司令后，我父亲仍然是八兵团的司令员。八兵团兵团部仍然有我父亲的办公室，我父亲也经常回来办公，处理一些大事。

当时南京市的领导体制有些重叠，除了解放军军管会以外还有中共南京市委。我父亲荣幸地成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常委。

南京市委书记是刘伯承，副书记是宋任穷，常委是五个人：除了正副书记刘伯承、宋任穷以外，还有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

没过多久，刘伯承书记就给我父亲肩上加了一个担子：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

说起刘伯承，正值壮年的他简直是太忙了：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冬，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父亲说过，刘伯承是最重视军事院校的，他早年就主张：“治军必先治校”。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可以说是我军军事院校之父。

父亲感到刘伯承抓军事院校是时至名归，可父亲有点自惭形秽。他对刘伯承说：“我哪里懂教育呀？我就会打仗！”

刘伯承院长说：“我要的就是会打仗的人，你把你的作战思路理一下，就是很好的讲义嘛。当然不会让你讲很多的课，你是教务长，主要是替我管理学校。”

女中豪杰陈修良(1)

（1）她战斗在国民党政权的心脏

这里不得不提到陈修良，她是我父亲刚刚打下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地下党负责人。

当时我父亲率领八兵团兵团部抵达南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在中山东路35军军部迎接我父亲。

我父亲正在与他们握手说话，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我父亲他们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着旗袍、气质优雅的年轻女子。

她径直走向正在与我父亲交谈的35军政委何克希的身边，亲切地喊了一句：“老何！”

何克希一回头，立即激动万分地说：“是你呀。陈修良同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会师了！”

何克希赶紧将那个女子拉到我父亲面前说：“报告陈司令员，这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我们以前都是新四军的，当年在梅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她被派到南京组建地下党，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我父亲立即与陈修良握手致意。我父亲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陈修良不好意思的笑了，说：“陈司令员，我知道您的大名，知道您率领大军来解放南京，我们这些天都没有睡好觉，就盼这一天到来呢！”

我父亲说：“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协助，我们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干净利索的解放这座古城。特别是那些接送解放军的小火轮，没有它们没准到现在我们还在跟南京守敌作战呢！”

陈修良说：“陈司令员过奖了，我们只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哩！”

因为都是市委委员、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我父亲更多地了解了陈修良，发现她真正是了不起的女杰。在军警林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她居然能够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发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

甚至在保密局、国防部和美军顾问团这样极其重要的机构内，陈修良也都发展和安插进我们的同志。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谋！

正是由于以陈修良为首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有勇有谋，大量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手中。

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京沪杭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等等。这些情报为我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巨大而独特的帮助。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解放大军渡江将会遭遇很多麻烦，会增加大量的人员伤亡。

（2）父亲对一些同志用有色眼镜看我党地下工作者提出批评

对解放后的南京，陈修良也有极强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她对南京市情非常熟悉，无论是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还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动态，抑或是南京工商业的现状，治安的维护，她的点子常常是满堂喝彩。中共南京市委发布的好多政策和法规，都是出自陈修良的智囊库。

但当时部队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对出生入死的南京地下党同志予以高度评价的，许多部队上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现出一定的轻视和怠慢情绪。

有的人甚至还对地下党员的立场和出身产生怀疑，认为他们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有甚者，还有派人跟踪地下党的同志，看他们是不是向敌人发送我军情报。

我父亲多次严厉地批评这种糊涂思想。我父亲对部队的同志讲：“打仗谁都会，地下党的同志要是来到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要让我们部队的同志去搞地下工作，你不见得就行！打仗只要勇敢就行了，而搞地下工作光勇敢是没用的，还要有智谋，有勇无谋绝对会把党的事业搞砸的！”

针对部队一些同志反映地下党员着装洋气，女同志烫头男同志穿皮鞋的问题，我父亲坚决地予以批驳。我父亲说：

“烫头怎么了？穿皮鞋、旗袍怎么了？只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穿着旗袍，我看很不错嘛，难道你怀疑陈书记的思想有问题？笑话！”

女中豪杰陈修良(2)

当时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刘伯承跟我父亲的想法一样，也在各种场合批评某些部队干部的不正确思想。

在南京市委的正确引导下，南京解放军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相处的很好，做到了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真正会师。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委关于正确处理地下党和部队党组织关系的经验介绍后，立即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句：

“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3）可惜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还是遭受沉重的打击

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