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山区作战的阶段，闰八月初一日，就进克永安州，取得起义后第一次攻打城市的胜利。太平军既克永安州，清朝大军紧随其后，分为南北两路围困永安。咸丰帝下严诏勒令赛尚阿在永安把太平军全部歼灭，不许一名漏网。赛尚阿仍采用封锁战略，断绝接济，又用金钱官职收买叛徒，派遣奸细，潜入永安州，企图里应外合。这样一来困守孤城，太平军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有些人见官兵势大，信心再次动摇。

转战江南(2)

此时杨秀清出谋划策，认为要想鼓舞士气，唯有让大家看到继续起义的好处和希望。于是在永安城内洪秀全大封功臣，将杨秀清封为东王，并且令他主持军政大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起义途中带兵来投的洪大全为天德王；其余秦日纲、罗亚旺、范连德、胡以晃等四十八人任丞相、军师等职。这样一来，太平军内部划分了明确的级别，有利于军事上的组织，也给将士们看到了起义未来的前途和希望。永安封王的事实是太平天国小富即安农民思想的初露端倪。

不封王就军心涣散，从这件事上我们已经隐隐能够明白，为什么后来太平军攻占南京，占据半壁江山之后就不思进取，还爆发了内部争权夺势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也就是大清咸丰二年-二月，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在和清军的交手中互有胜负，天德王洪大全还被清军俘虏，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太平军火药渐渐用完，敌人包围线越收越紧，又到转移的时候了。三十日，洪秀全向全军颁布破围令道：天王诏令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天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早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这种迷信手段还真是有效。

第三天，太平军就打破清军东面的围困，从永安撤出。在龙寮山口大败清朝追兵，还重创了清军大将乌兰泰，乌兰泰随即死于军中。洪秀全听从杨秀清的建议，率兵乘胜向桂林挺进。当时的桂林是广西清军总部所在地，如此一来，清军大为惶恐，向荣急率本部人马星夜兼程，终于赶在太平军之前到达，提前布置防御。太平军到达后清军已经有所准备，双方相持不下，太平军见战机已失，遂于五月，出广西，向两湖进军。至此太平军走出广西一省境内，终于成了大清朝的心腹大患。冯云山、罗大纲率兵为先锋，首先攻克了兴安、全州，准备随后顺流而下攻打长沙。

然而不料在全州一处名叫蓑衣渡的地方，当地知县江忠源布置了防御阵地，南王冯云山竟然不幸在此中炮身亡。冯云山之死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一大损失。冯云山是最早跟随洪秀全宣传拜上帝教的人，可以说是洪秀全的老哥们。

冯云山胸怀大志，在广西紫荆山地区传教之时，就曾写下“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他在拜上帝教早期宣传教义、建立组织等方面居功至伟，本来应该在天平军中是仅次于洪秀全的二号人物。只不过因为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的代言地位，冯云山才在永安封王时屈居南王。后人曾称之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对于其死又说“使其不死于是役，将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

虽然从后来天京事变的经过和太平军的阶级局限中可以看出，裁制东王是做不到的，但至少能让东王不那么目中无人，以至于“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所以说这么关键的人物却这么早就战死沙场，而且又是在一场无关紧要的战斗中，太平天国的失败，的确也可以让人感慨天意难违。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局势一度危急，于是太平军选择了退走道州。道州一带当地农民起义者很多，声势浩大的太平军一到，这些不成气候的起义者纷纷投靠，于是太平军重新壮大了声势。遂于咸丰二年六月，连陷江华、宁远、嘉禾；七月又陷桂阳。而击毙冯云山的清朝知县江忠源率军一路紧跟太平军，与太平军交手后立即退守郴州，太平军大军为报南王之仇，围攻郴州。在围攻郴州的过程中，太平军接到谍报，说长沙城正拆修城垣，没有防备。

转战江南(3)

西王萧朝贵突发奇想，认为若带轻兵奇袭，长沙唾手可得。杨秀清也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于是萧朝贵率领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带战士千余人，绕山道急行一百九十里，连克安仁、攸县、沣陵，遂从沣陵直奔长沙。八月初七，萧朝贵率兵抵达长沙城南十里石马铺，石马铺有清朝陕西西安镇总兵福诚率兵屯守。八月初八，萧朝贵下令进攻，大破清军连营七八里，杀死清朝总兵福诚以下将领数十员，清兵二千余，获得军粮、大小炮、火药、骡马不计其数。清军残兵退回长沙。

八月初九，萧朝贵指挥将士向长沙各城门进攻。清军在城上开大炮轰击，炮弹打中萧朝贵胸膛，洞穿乳部，于是萧朝贵伤重不治。三个月内，太平军连丧南王、西王，将士们悲愤之余，也大起同仇敌忾之心。洪秀全听说妹夫萧朝贵战死长沙，放下郴州不管，直奔长沙，亲自督战，誓夺长沙为妹夫报仇。然而一直到九月，太平军用尽各种方法，包括挖隧道攻城，都没有成功。随着战争形势的继续发展，洪秀全、杨秀清等认为大军不能再继续滞留长沙；而长沙不克，西王之仇不报，对军心士气是一大影响。

于是洪秀全又心生一计，他派人将一块事先做好的玉玺偷偷拿到长沙城南门外正在挖掘的攻城地道里，然后就诈称是天命所授，预示着他是真命天子。这同一招数变换形式，反复使用，还真是有效果，人总是有从众心理的，再加上迷信的作用，很容易让人相信这样的所谓奇迹。于是太平军将士高呼万岁，于十月二十七日夜撤围而去，清军阻拦不住，向荣率兵追击又被年仅二十一岁的翼王石达开设伏兵打败，损兵折将。

于是太平军渡过湘水，北上进兵。太平军初期采取的战略是和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的流动作战，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军事策略，是没有根据地的农民起义军的无奈选择。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也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根据地丧失，而被迫转入这种不利的军事态势。作为具有国家力量的统治者们来说，由于他们在整体实力上占据绝对上风，所以要对付农民起义军的这种战略，理论上来说其实不难。

红军长征时候就有人给蒋介石提过一个建议叫做“外锁内攻”，具体说来就是调动大军在前沿阵地对红军加紧攻击，不给红军喘息之机；同时在红军所到之处实行坚壁清野，断绝红军补给。其实如果此人的建议能够得到坚决贯彻实施，红军危矣。

然而这种策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实力绝对占上风；二是必须整体协同作战，指挥权高度集中，不能各自为政。蒋介石正是因为桂、黔、川各地军阀对他阳奉阴违，不能协同一心；再加上毛主席当时又灵感喷涌，四渡赤水等等妙招迭出，这才使得红军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仍然虎口脱险，转战陕北。

太平军从起义到攻克南京建立根据地之前，也是类似情况。长沙之战就是典型：而之前太平军一直转战各地，为了给南王、西王报仇，在湖南停留了太多时间，如果被清军集中兵力包围，形势必然大为不利。所以洪杨等人做出撤围长沙，继续转战的策略是非常英明的。而从清军方面来说，却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没能抓住太平军滞留长沙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军队腐败、官场倾轧等等造成的不能戮力同心，协同作战。当时在长沙城中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的时候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清朝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勾心斗角，绿营军队的腐朽无能，在骆秉章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

而在长沙清廷也丧失了最后一次扼杀太平军的机会，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等到了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双方展开的就是旗鼓相当的对抗，而不是清廷围剿太平军了。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十日，克岳州。在岳州居然发现了当年吴三桂作乱时候留下的大批刀枪军械，虽然已经事隔百余年，但是这批军械仍然给太平军带来了巨大帮助。吴三桂当年作乱虽然不成，可是竟然还能资助百余年后的太平军反抗清廷，若其在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暗暗窃喜，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吧？太平军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后，声势大振。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九日，克武昌。

转战江南(4)

武昌之战，清军将领向荣一路追击至此，约守城的湖北巡抚常大淳内外夹攻太平军，不料常大淳害怕开启城门会有危险，竟然不答应向荣的请求，结果城墙被太平军地雷炸塌，武昌城破。此时太平军已经发展到五十万人。在武昌度过新年之后，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初二，围攻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随后分军攻克镇江、扬州。随后太平军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于此，正式建立政权。计自金田起义到此时，太平军只用了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

至此，太平军前期发展形势一片大好，进入鼎盛时期。

战略抉择(1)

诸葛亮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高卧隆中，未出茅庐，就已经预知三分天下。这个战略眼光比他后来所获得的多个具体战役的胜利都有价值得多。三足鼎立五十多年的格局，由此开创。

所以说整体战略是个大问题。

太平军在发展壮大之后，在发展战略问题上也遭遇了瓶颈，他们内部的争论和最终的选择，决定了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结局。

在太平军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于太平军内部对于前途问题有过很多争论。早在攻打桂林不克之时，就有人不愿意离开老家广西，想继续在广西境内转战。但是当时广西境内战略态势实在过于恶劣，幸亏杨秀清有远见卓识，决定全军进入湖南。后来攻克武昌后，关于前途问题曾经有一场大讨论。武昌地处九省通衢，是战略要地，本来可以在此稳定政权，但当时有欲北上襄樊至河南进取中原者；有欲西进入川者；有欲沿江而下取金陵者，众人议论纷纷。

后来是杨秀清使出“天父下凡”绝招，才力排众议，决定进取金陵。

洪秀全本人是打算北上河南进取中原的，其实一直到攻克南京的时候，洪秀全仍然有这个打算，而且支持这种战略的大有人在，将领罗大纲就曾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不过洪秀全最终被杨秀清说服，入主南京，正式定都。据说促成杨秀清下终极决心的，是一个湘籍老水手的言论，此人力谏东王：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定都天京之后，杨秀清又派兵北伐西征，巩固政权。其中石达开的西征获得巨大胜利，而北伐则由于过于孤军深入，被清军全歼。太平天国究竟是不是应该定都天京，以及定都天京后的战略抉择，一直是后人争论的话题。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太平军当有两种选择：一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效法明末的李自成，直逼北京；二是在南京建都，在江南一带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军事上要抵御清军的进攻，经济上要发展生产积蓄力量，政治上则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清廷划江而治。然后等力量积攒到足以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的时候再攻打北京，平定天下。这两个方案仔细分析其实是各有利弊：若全力北伐，就仍然只能采用流寇战术。而清廷肯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北京，太平军当时虽然声势极为浩大，但是能不能击破清廷倾国之力所做的防御和围追堵截，尤其是面对以僧格林沁为代表的蒙古骑兵之时，胜负很难预知。毕竟当时的清廷虽然国势衰退，但与黑暗透顶的大明朝相比，还是具备很强实力的，因此李自成式的孤注一掷能不能成功是个问题。

如果留守南京发展根据地，走的就是朱元璋的道路，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也。但是太平天国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当时所面对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那时天下大乱，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并起，元朝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所以朱元璋采取这种卞庄刺虎的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明智；然而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