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住居。当时米粮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胡同一号，胡适住在四号。后来，梁、林认为米粮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住居。同米粮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是难得的住处。梁、林的挚友、美国学者费慰梅对这所院落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梁氏夫妇把窗户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4)

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回忆说，他与费慰梅（wilma fairbank）初识梁思成夫妇是在1932年，那时“我们刚刚来到北平要进行四年研究生的学习，而他们刚从沈阳迁回到这里，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费慰梅后来在她的传记《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作伴。……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味之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所时来到北平。”又说：“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墙下。……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林徽因还专门为这对年轻的美国小夫妻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这就是后来中国知识界多有所知的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费慰梅。

抗战爆发前，梁思成夫妇与费正清夫妇曾共同赴山西一带进行田野考察古建筑艺术的活动。战争期间及战后，费正清夫妇又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两次来华工作，费正清本人曾一度出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等职，历史的机遇与所处的政治地位，使费氏夫妇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交往。正如加拿大传记作家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一书中所说：“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地使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限，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按：林徽因）关系更为密切。……梁思成夫妇向他们的新朋友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他是从事原子能计划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费正清与他们所进行的无目的的非正式交谈，为他与中国的开明学术精英的长期联系打下了基础。费正清不只是把他们当作透镜，通过他们去观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他与他们的联系中还体现了他对充满生气的中国的深情依恋之情。”

费正清携妻返国后，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毕生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历任美国的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协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后来费慰梅还本着对梁家的了解，写出了传记文学《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并在美国出版。当然，在创作这部传记的时候，费慰梅已到了即将油干灯尽的生命晚年，可能是人老昏花、糊涂的缘故，在描写梁家院落的时候，时间上出现了一个误差。那就是梁、林夫妇是1931年4月才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夏秋期间陆续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因而不太可能在此前一年便在北总布胡同租下这个美妙的院子并且住了进去。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1)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版编辑、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做《蚕》的短篇处女作小说，萧见报后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而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接着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做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冰心的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描述道：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2)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春天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时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自都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只见：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地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地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

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