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蕴。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的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有趣的是，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提高《聊斋志异》知名度，现在《渔洋山人精华录》煌煌巨著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歌，竟然就是这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蒲松龄墓被掘所见(1)

我关注并调查蒲松龄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况，是想通过墓葬搞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

蒲松龄18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的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22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30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先生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卖文为活，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上世纪50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接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几位嫡孙，他们介绍：

“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描绘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儿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此后，翻箱倒柜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蒲松龄墓被掘所见(2)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红卫兵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康熙二年结案的“明史之狱”，康熙五十二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清代文字狱就小巫见大巫了。1966年秋，长眠了251年之久的蒲松龄遭到了与“明史之狱”相同的命运。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251年的“老封建”冲锋。

长眠地下二百五十多年的蒲松龄受到亵渎。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引起我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遗体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遗骨？还是三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又一手稿，还是传说的“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文革”掘墓的描述后，我对当年蒲松龄墓被掘的情况极感兴趣，198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独家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长鲁童陪伴下进行的。多年来鲁馆长及其继任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很大帮助。

在疯狂年代做出掘世界文豪墓的疯狂事的人，当然不想向任何人承认或再提这件事，我能请到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完全靠鲁童馆长在当地的威望。据我所知，这位红卫兵头头在跟我谈话前后，从没跟任何人谈过当年掘蒲松龄墓的情况。因此，我的访谈绝对是独家访谈。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在蒲松龄写鬼写狐的聊斋，在深秋黑咕隆咚的夜晚，谈一个鬼气森森的话题，一个我非常感兴趣、却令对方非常尴尬的话题——掘蒲松龄墓的亲历亲见亲闻！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在考察蒲松龄生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能对你有啥帮助？”红卫兵头头嗫嚅着。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的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问红卫兵，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熊样”是淄川土话，意思是：太差，太不可思议，太不可能。

我问：“到底啥样？”

红卫兵说：墓里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墓穴都不是砖砌的，只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蒲松龄身上一点金珠玉器也没有！

开头，掘墓的红卫兵都不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像板上钉钉，确指了墓主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柳树泉水图”。

其实，我对这四枚图章非常熟悉，因为，鲁童馆长曾把这四枚图章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看。这四枚图章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问红卫兵：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回答：掘墓后第二天，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他们说：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对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给纪念馆的人，这几个图章早丢了。

蒲松龄墓被掘所见(3)

蒲松龄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困难时期对蒲松龄文物仍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令我肃然起敬。

我又问：除了这几个图章，还看到其他图章了吗？

红卫兵说：“没觑乎。”

“没觑乎”是淄川土话，“觑”是看的意思，“没觑乎”就是没仔细看。

我又问：蒲松龄墓里还有没有别的陪葬物品？

红卫兵说：有啊。不过，那算什么陪葬品？一点儿不值钱。一个手炉，是铜的；一盏小灯，也是铜的；一方普通砚台；还有个烟袋儿嘴，不是金的，不是玉的，是琉璃的！烟袋杆儿？普通木头，已烂了。

红卫兵所说的这些手炉、铜灯、砚台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曾摆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展室，很快就作为文物收进保险箱了。

我开始问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墓里边到底两具遗骨，还是三具？”

“两具。”红卫兵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说，蒲松龄夫妇的棺木已经腐烂，遗骨摆放的方位是：头枕万山，脚向黉山。

在当地，这样的“方位”，是“牛眠地”，但蒲松龄的后人并没出过官。

我又问：“我听说蒲松龄枕着一部书？”

红卫兵又是毫不犹豫地说：“枕着，挺厚的。”

我忙问：“你们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真怪，那部书一拿到地面，就化了。”

这些乱掘古墓的红卫兵，一点儿也不懂得如何对待出土文物，结果让埋藏地下250年的书风化了。太可惜了！

我问：“那书是《聊斋志异》吗？”

红卫兵口气肯定地回答：“不是。”

我急忙问：“是什么？”

“没觑乎。”

“好好想想，书皮上有没有‘姻缘’这两个字？”

“没觑乎。”

我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姻缘”二字？就是冲着《醒世姻缘传》而来。我在蒲松龄的许多后人那儿听到这样的说法：《醒世姻缘传》是“三老祖”的作品，里边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因为小说跟原型太相近，这部书引起了不小的纠纷。受到“诬蔑”的家族要求蒲松龄销毁这部作品。蒲松龄就把这部没有列入墓表的著作带进了坟墓。

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争论早就有。有几位著名学者，比如胡适、吴组缃、孙楷第认为这部书是蒲松龄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因写作《聊斋志异创作论》到北京大学向吴组缃先生求教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和著名版本学家孙楷第都相信《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吴先生说：我给你提供资料，你写篇文章，说明《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学者认为不是蒲松龄的作品。

1980年深秋我对掘墓红卫兵的访谈，既想弄清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也想弄清《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被蒲松龄带到坟墓里。可惜没做到。蒲松龄头枕一部书，按说该是他最珍爱的《聊斋志异》，偏偏不是。它到底是哪部书？上世纪80年代我在蒲家庄考察时，蒲松龄后人众口一词，说是《醒世姻缘传》；90年代我做“文学顾问”盖聊斋宫时，蒲家庄支部书记、蒲松龄嫡孙蒲文君说是《醒世姻缘传》；到了21世纪，蒲文君的继任蒲长春还说是《醒世姻缘传》！根据我研究蒲松龄的经验，有些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能轻易否定。遗憾的是，我对掘墓红卫兵的独家访谈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觑乎”！

红卫兵掘墓的结果仅仅收获了那些“寒酸”物品。然后，红卫兵们挥动大锤把蒲松龄墓碑砸个粉碎；将筹建中的柳泉公园八角亭稀里哗啦拖倒；蒲松龄的头盖骨被抛露荒郊，他的后人悄悄掩埋回去。

2005年，有人仔细考察了蒲松龄的画像，发现上边除“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