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扛着锄头的青年气愤地冲着我跑过来，向我大叫“no、no”，另一边有个少年拣起石头向我扔来。

我慌忙退回车旁。此时，孙浩和哈菲斯正被数十名大人、小孩团团围攻。挥着锄头的青年呵斥哈菲斯，哈菲斯吓得低着头直出汗。当时的场景中，连八九岁的小男孩也亮出刀子向我们比划着刺杀动作。我们不敢迟疑，连忙钻进汽车。可能因为紧张的缘故，孙浩的汽车打了几次火才发动起来。许多难民借机扒在车窗上，又喊又叫，又拍又打，一直到我们的车开出很远。那一刻，我的心里又紧张、又生气。紧张的是真担心难民们一时失去理智，错伤了我们这些“好人”，而生气的是，这些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坐在车上，平日不吸烟的哈菲斯一边喘着气向我要烟抽，一边情绪紧张地说：“那人训斥我，赶快带外国人离开这里，否则，你们就没命啦！”“他们为什么这样，我们可是中国记者？”我有些气鼓鼓地问。“他们把你们当成美国一伙的了！”哈菲斯大声回答。

他解释说，由于美国对阿富汗实施的军事打击，这些背井离乡、生活窘迫的难民视眼前的美国人如同当年的苏联人一样，都是侵略者、杀人犯。而绝大部分难民从小就生活在相对封闭的难民营，没有受过教育，过着寄人篱下的“劣等人”的日子。在他们的眼里，当地人从来就看不起他们，周围的世界早已抛弃了他们。强烈的自卑唤起强烈的愤恨。他们根本不明白所谓“反恐战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美国人又在侵略他们早已破败的家园，凌辱他们本已可怜的兄弟姐妹。为此他们痛恨美国人，同时也对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本能的敌意。

逃出纳扎尔·巴难民营的路上，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同样有过短暂难民经历的哈菲斯曾气哼哼回头骂了一句：“一群愚蠢的东西！”他的话让我理解为：哀同胞不幸，怒世道不公。

一心想出国

哈菲斯是我们到白沙瓦后在一次采访途中“捡来”的朋友，也是我们到白沙瓦后认识最早的一位阿富汗朋友。

9月底的一天，我和孙浩开车去城里采访，正着急找不到路，发现路边站着一位身穿白汗衫的英俊小伙，我们停下车向他问路。听说是中国记者，小伙子用较为纯正的英语为我们指示方向。可由于路不熟，还是听得我们一头雾水。看到我俩着急而又为难的样子，小伙子痛快地说他可以给带路。我们喜出望外，以为遇到了“活雷锋”，赶紧请他坐到车子的前座，帮着指引前进的方向。

其实，我们在以后的采访中，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好人，只要我们说出自己是“chinese（中国人）”。每到此时，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害怕塔利班吗？”我随口问哈菲斯。“不喜欢，塔利班早该下台！”哈菲斯干脆的回答吓了我一跳。要知道，在当地普什图人普遍同情和支持塔利班的时候，哈菲斯应该属于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他的话如果让那些极端人士听见，弄不好会招致一通暴打。

谈话中，我发现22岁的哈菲斯是那种典型的开放式青年，他并不在乎如今失业待在家里，只希望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他说，他有不少漂亮的女朋友，经常在一起幽会。他还说有机会要让我们见见他最漂亮的女友，她是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按孙浩的话说，哈菲斯是个典型的阿富汗“公子哥”。

据哈菲斯介绍，他家原来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父亲曾在塔利班一家医院当医生，生活绝对属于“小康水平”。后来塔利班掌权后，采取了许多“不近人情”的做法。比如，塔利班士兵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就随意闯进市民家里没收人家的私人财产；对经商实行严格地限制，导致许多店铺纷纷关门。塔利班在医院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弄得医院乱七八糟。他父亲在忍无可忍之下，两年前带着家人逃到了白沙瓦。

后来我们和哈菲斯混熟了，他还特意带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在城东一处阿富汗人聚居区。见到有外国人来访，邻里们都跑出来看热闹。一大堆孩子围着我俩像观赏大熊猫一样，从头到脚看个遍。富有爱心的孙浩对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欣赏不已，硬逼着我承认那位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姑娘像中国女孩。哈菲斯说，这里的人家都是近年来为躲避战乱灾荒逃到白沙瓦的，虽然他们的生活较为艰苦，但毕竟还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问及以后的打算，如今失业在家的哈菲斯毫不犹豫地说：“出国。”他说，他的一些亲戚都在国外，姐姐已在德国定居，哈菲斯准备去德国让姐姐帮助找工作。后来我发现，在阿富汗，像哈菲斯这样想出国的青年人很多，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尽快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按照哈菲斯的话说：“无力改变阿富汗，只好一走了之。”

当被问到如果出国之后、是否还想回阿富汗时，哈菲斯无奈地摇摇头说：“那里天天闹打仗，回去干什么？等以后和平了再说吧。”

难民营里有塔利班战士

10月6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也是我抵达巴阿边境采访的第18天。

这些天，我几乎每天都与后方通电话，希望得到较为“明确的指令”，比如“设法或立即进入阿富汗采访”之类。但得到的除了领导和同事们关切的慰问，就是“千万别擅自行动！”的告诫。对此，我虽然心中焦急，可又没办法。

无奈中，我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到反映难民的生活上。当时，被逼无奈地蹲守在白沙瓦的数百名记者，也大多将采访的焦点转向阿富汗难民营。但是，巴政府却不允许采访难民营，急得很多记者哇哇直叫。

“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难民营？”我们曾经愤愤不平地追问过当地的记者。那位报纸记者神秘地回答：“难民营可是个复杂诡秘的地方，说不好还藏着塔利班战士呢。”他的回答让人将信将疑，却更勾起我们要设法进入难民营采访的好奇心。

10月6日上午，我们怀揣着尼亚兹写的纸条，连哄带撞地闯进了当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办公室。偌大的部长办公室，除了桌上的一堆文件纸，基本见不到像样的现代办公设备。约摸50岁上下的部长显得十分疲惫，手托着下巴，边看文件边听取我们的陈述。我们想进难民营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当，如“13亿中国人民想知道阿富汗难民现在的真实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巴基斯坦解决难民困难”、“用客观报道澄清某些外国媒体对难民情况的不实报道”等。看我们说得差不多了，部长终于开口：“根据可靠的线索，难民营很可能潜伏着一些逃出来的塔利班战士和‘基地’组织成员。你们外国人跑进去万一出了问题，我们担当不起！”他还告诉我们，目前已有上百位外国记者提出申请，都已被拒绝，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

眼见在部长那里捞不到好处，我们只得赶到当地政府新闻部去“坐等”。新闻部挤满了外国记者，我们耐心地等了半天，发现那个从前曾陪同我俩去边境线采访、并拿过我们好处的老头儿，一直在和几位西方记者嘀嘀咕咕，对我们视而不见，似乎早把我们“贿赂”他500卢比（当时1元人民币约合8个多卢比）的事抛到脑后。“这老头肯定拿了人家更多的好处。”我们心里有气可又没办法。当时的500卢比的小费，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可比起那些一出手就是几十甚至上百美元的美国、日本记者，我们也只得自叹不如。

情急中，我们站起身，驱车闯到西北边境省难民事务委员会，找官员哈菲兹先生，拿出死缠硬打的办法，硬是“泡”在老先生的办公室不走。多次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哈菲兹已经60多岁，他真有些拗不过我们这两个“来自兄弟国家”的记者，最终一咬牙，给我俩特批了一张去沙姆沙通（shamshatu）难民营采访的许可证，此时已是午后两点多。

进入沙姆沙通难民营(1)

我们顾不上吃口午饭，沿途叫上已经熟悉的哈菲斯为我们指路。谁知这位难民营出身的小伙子开始还吹牛说自己路熟，后来却也转了向，带我们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还是路遇一个开拖拉机的司机好心带路，才总算找到了地方。沿途山路坑洼不平，害得孙浩的丰田熄了好几次火。

有20年历史的沙姆沙通难民营建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上，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政府联合修建的。目前居住着1万多个家庭，约10万难民。最早的一批难民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阿富汗遭受前苏联入侵时逃到此地的。其中也有部分是阿富汗局势紧张以后，刚刚逃来的新难民。前者一般住土坯房，而后者大多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

来到沙姆沙通难民营门口，递上“许可证”，我们被一群阿富汗把门人“验明正身”后，领到一间小屋里坐下。不久，一些穿戴讲究，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物与我们见面。通过哈菲斯的翻译知道，他们过去在阿富汗都是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如部落长老、政府官员、地方军阀头目等。“有塔利班的手下吗？”我偷着问，哈菲斯使个眼色点点头。由于语言不通，人家讲普什图语，我们讲英语，没讲几句，彼此就只剩下点头微笑或者大眼瞪小眼地喝茶的情景了。我们的眼光不时瞥向一位在抗苏期间当过军队指挥官的人。他满脸通红，眉宇间露出几分凶相，孙浩和我都认定他是“塔利班”。

出发时，一位端着枪的警察二话不说，挤进我们的汽车，一问是难民营派来保护我们的。此时，我们才发现，同行的还有美国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开始我惊叹美国记者还挺能钻，反过来一想，我们能托关系、走后门，人家老美就不会花些美金、施个美人计什么的。我和孙浩嘀咕，这时可不能听我摄影部老板徐祖根“要多跟美国记者在一起”的话，眼下必须和美国记者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塔利班最恨美国人。万一难民营藏匿的塔利班士兵向他们打冷枪，我俩可就成了炮灰了。

难民营里的景象让人心酸。每座帐篷里几乎都是空空荡荡，除了一些破被褥，就是几件熏得发黑的炊具。难民营里除了妇女和孩子就是老人，很少见到青年人。难民们告诉我，许多阿富汗青年被塔利班强行征兵，侥幸逃到这里的年轻人又不得不出外流浪打工。我们走到一处摇摇欲坠的土墙前，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和我的镜头，竟吓得哭起来。我赶快拿出10个卢比塞到她的手上，小姑娘顿时停止了哭泣。望着小姑娘眼泪汪汪而又满足的神情，我心里一阵发酸。10个卢比的给予，已经让她感到莫大的欢欣。

可能是有当地人和警察保护的缘故，我们的采访拍摄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这已经让我们感到幸运。

10月的巴阿边境依然出奇地热。我从临时帐篷区到土坯房居住地，登高、爬坡、上墙、跨沟，一会儿就忙出满身尘土和臭汗。正当我拎着相机四处抓拍难民里的镜头时，发现美国记者的镜头正在瞄准我。我下意识地赶忙躲闪。没想到老美友善地眯起眼睛，冲着我点头笑了笑，那意思仿佛在说：“朋友，你的镜头和难民一样精彩。”

一路上，我不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国记者。”有时看对方不明白，干脆扯起我用红圆珠笔写在摄影背心上的“xinhuachina中国新华社”让他们看，一是希望争取些好感，二来真的撞上塔利班士兵，想必他们也不会向“中国”开枪吧。

40多岁的默罕默德正蹲在帐篷前，皱着眉头抱着收音机听新闻。我凑过去一问，知道他全家是从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逃出来的。当问及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不支持塔利班，更不支持美国。”这也是我采访难民们时，得到最多的回答。

一位会讲些英语的40岁上下的中年人给我当了临时翻译。他边走边问我：“你支持美国还是支持塔利班？”“中国支持谁？”……一连串严肃的“政治问题”弄得我警惕性倍增，思前想后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永远站在阿富汗人民一边。”这句像外交新闻公报的回答让他既满意又不满意。“塔利班凭什么与美国作对呢？”我问。他想了想说靠“念经”。他说像许多穆斯林一样，他每天都赶早起来念经，每天5次，总是雷打不动。据说，许多塔利班士兵即使在战场上，每天也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古兰经》，坚持诵经。“那样会不会影响打仗呢？”我有些不解。“不会，真主会帮助他们打败敌人。”类似的回答，我听旅馆里的管理员法努克也说过。

进入沙姆沙通难民营(2)

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不是事业、金钱、爱情等，而是“念经”。他们的回答尽管让我感觉新鲜，但仔细一想又感到其实挺正常，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在“保镖”警察的催促下，我们不得不赶在天黑前离开难民营。望着眼前瞪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