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吉凶未卜的旅程。齐阿的车技很熟练。他一边漫不经心地拨动着方向盘，一边与我们闲扯，那感觉不是去冒险，倒像是去观光。我俩心里却有些打鼓。“如果进不了难民营，反倒被人家抓住，他能救我们吗？”

我们的车走走停停，齐阿仿佛在和我们变戏法。他时而跑到学校朋友家喝茶聊天，时而站在岗哨前与警察开怀畅谈。路过一处嘈杂的小集市，他又下车和几位路人说会儿话，其中一位竟然上了车，把我们带到难民营管理机构的一处大院子里喝茶、聊天。

正当我们喝得浑身冒汗心里发急时，一辆破旧的日本丰田工具车疾驰而来，车上跳下七八个拎着棍棒的小伙子。领头那位眉目间透着一股霸气的大胡子竟是难民营的治安总管古拉（gulajia）。他们是难民营首领派来保护我们的。

“魔术师”齐阿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后，终于“过关闯寨”，把我们带入了许多外国记者想尽办法都无法进入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我们也有幸成为当时首批进入这座难民营采访的外国记者。听古拉讲，前几日，有日本记者出上千美元作“好处费”想进入难民营采访，被他严词拒绝。他的话让一旁的齐阿骄傲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后来听说，齐阿家从他父亲开始就和这里难民营的头人们有些特殊的关系。

花钱买活路(1)

距离白沙瓦四五十公里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临时难民营。自1999年建成以来，共接收约3万多个家庭、30万阿富汗难民。战争爆发20多天后，又有四五千名刚刚逃离战火的新难民涌入。由于新近涌入的难民多是投亲靠友，散居在各处，其具体数字根本无法统计，客观上给国际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在扎卢扎伊难民营，我见到过两位蓝袍遮身掩面的妇女。看到我的镜头，她们没有像其他阿富汗妇女一样仓皇躲开。其中一位略懂英语的阿富汗妇女告诉我，她和丈夫从硝烟弥漫的喀布尔带着五六个孩子，走了三天三夜，翻山越岭跑出来。过关时还把身上仅有的2000多卢比都给了边防警察才算买了条生路。可如今两手空空的他们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

类似的事情，我在纳扎尔的舅舅家碰到的纳齐也说过。刚刚从喀布尔逃出来的纳齐，30多岁，曾是个开金店的老板。他说半个多月的轰炸已使喀布尔陷入混乱状态，约一半市民已逃离城市，商业活动基本停止。他们一家十多口人“不想坐着等死”，就跑出来，奔波了近300公里，翻山越岭，最后花了5000卢比买通了边境警察，总算得到了一条生路。“如果没钱呢？”当时我惊讶地问。“那就待在家里，等着挨炸吧！”纳齐平静地回答。据纳齐讲，虽然巴政府宣布关闭了巴阿边界，可边境线附近属于部落地区，没人管辖，许多边防哨卡管理松懈，阿富汗难民一般花上三五千卢比“买路钱”基本可以过关。按照他的说法，逃出来的难民多半是有钱、有关系的，而真正的穷人都留在战场上。“没钱的老百姓总是倒霉的。”他说。

“救援有时根本不管用！”古拉坐在车上气愤地说。据他介绍，难民营的救援工作由国际救援组织（主要是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和巴当地政府配合进行。但是双方经常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要么互不负责，要么就是开空头支票，承诺的事情根本难以到位，导致许多难民在食品、药品及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方面处于极度匮乏之中。眼见冬天快到了，帮助难民过冬的大部分救援物资仍没有着落。

伴着车轮扬起的阵阵尘土，我们钻进了由成百上千顶破旧帐篷组成的难民营。我几次试图爬上高一些的土坡，登高望远拍摄一张难民营的全景图，但都令我失望了。镜头中的灰色帐篷犹如我在腾格里沙漠中见到的茫茫沙海，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天边。正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发展的累累硕果时，我恍惚间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惊诧于眼前的景象，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无数次地举起手中的相机聚焦在孩子、妇女和老人们的身上。一个约摸四五岁的男孩赤裸着身子站在帐篷中间的一堆枯草里，黝黑而又凸起的肚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变形。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抚摸一下他的肚子，男孩伤感的眼神看得我心里一阵酸痛。刚做了“孩子他爸”不久的我，想想祖国家中自己又白又胖的儿子，禁不住一阵阵感叹。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钱包，一抬眼，周围一大群孩子在紧紧地盯着我，我的手又缩了回去。进入难民营前，我们曾希望买些大饼带去给孩子们，被总管笑笑谢绝。如今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知道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这里的问题绝不是几张、十几张，乃至几百张大饼能够解决的。

帐篷区寸草不生，风一吹，尘土四起。我正在专心地拍摄一对母子的照片时，拍摄胶片的佳能相机快门突然出现故障。一检查，竟然是由于难民营里沙土太多，灌进了相机左上部的调控按钮里，导致按钮不能正常按动。“什么出问题，相机也别出问题！”我急得使劲儿按了几下，还是不动，我只得赶紧换上数码相机继续拍摄。

随行的一位难民营负责人告诉我，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这里已有许多孩子生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当地机构调查，当时在阿富汗境内约有六七百万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由于援助资金匮乏，当时该组织筹集的资金仅有1400万美元，平均每人只有2美元的资助。

花钱买活路(2)

我想起近日来，随着美国军事打击的继续，逃到白沙瓦的难民数量明显增加。我们出外采访的路上，经常会遇到衣衫破烂、沿街乞讨的难民。他们多是一家老小、携妻带子，随身只携带简单的破包裹。开始见到难民跑过来扒着车窗乞讨时，我会情不自禁地给他们一些卢比，但后来发现，我刚给了一个，后面还有八个、十个眼巴巴地等着。我向来崇尚“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给了这个又想给那个，可实在又给不过来。后来，我只得咬咬牙假装没看见。

我不忍心去多看难民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眼睛，只是默默地用相机和他们“对话”，然后想尽快把这痛苦的“交流结果”告诉世界，以唤起更多的人对他们的关注。我觉得，这或许是我这个中国摄影记者能够为他们做的惟一的事情。

男人忙纺线(1)

在难民营见到最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男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心里琢磨着。难民营负责人告诉我：“有的不在了，有的出外找活儿干。”据了解，阿富汗长达22年的战争夺取了许多青年男子的性命，留下不少孤儿寡母。塔利班掌权后，特别是战争开始以来，塔利班为弥补兵源不足，强迫每家每户的青壮年男子都要上战场。“有的战死，有的逃跑，侥幸跑到这儿来的也不能坐等饿死吧！”他无可奈何地说。

我在难民营里见到几位这样的老人。一位老人在自家破帐篷前垒泥巴墙，据说是为了过冬做准备；另一位老人抱着孩子，站在一截土坡上向远处呆望；另一位一只眼睛失明、一只眼带着厚厚近视镜的老人蹲在地上，手里捻着一串珠子像是在祈祷。当我用广角镜头贴近老人照相时，老人竟没有任何反应。他眼中没有光芒，只有平淡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悲伤。由于阿富汗连年的战乱和饥荒，生活的极度贫困导致阿富汗人平均寿命仅有40多岁。有些40岁的男人看上去俨然就是老人。

我在难民营中采访时发现，从七八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许多人手里都拎着个白线轴或坐、或蹲、或跪、或站，聚精会神地用棉花纺线。据难民们说，他们纺的线有些拿出去卖点儿钱，买回些生活必需品；有的织成布做棉衣棉被，准备过冬。一对老太太和孙女纺线的情景吸引了我的注意，看上去约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帮助缠棉花，身边不到10岁的小孙女动作熟练地纺线。

在一处帐篷中，我见到几位上年纪的人正在喝茶聊天。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十分热情，非要拉我到他们的帐篷里坐坐。地上摆着一只破得不能再破的茶壶和一只茶杯。屋里除了两床破被褥，几乎是空荡荡的。问到他们以后的生活打算，年纪最大的老者说就等救济。另一位穿戴相对整齐的中年人说，准备到白沙瓦找亲朋好友帮助想想办法。“反正不能到街头去要饭。”他苦笑着说。其中一位老者硬要让我喝一口他们泡的“阿富汗茶”。说实话，望着那只黑乎乎的茶杯，我真不情愿喝。最后实在拗不过他们的热情，加上在难民营跑得又累又渴，一狠心，我接过茶杯，张大嘴连喝了几口。

从喝茶的帐蓬中出来，正当我用长镜头对准一家三口坐在帐篷前纺线的画面时，一位40上下的中年男子拎着纺线轴闯入我的视线。我正纳闷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对方已经在我面前摆开架势演练起来。只见他一只胳膊挂着棉花，双手提线，像玩木偶一样上下左右摆动。雪白的线轴在离地很近的地方飞速打着转儿，一会儿工夫，线轴上的线就打出老高，他一边纺线，一边不时抬起头向我微笑。我终于理解的他的意思，赶紧举起相机给他拍照。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位先生是这里有名的纺线“高手”，他纺线的速度比一般妇女还快。我对男人纺线的兴趣并不高，但还是佩服他“困境成才”的精神。

这时，我身后的几位“保镖”小伙子不时吆喝着，挥舞着棍棒哄赶着四周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已经习惯了被棍棒驱赶的生活，变得无所谓。只有当棍棒打到身上时，他们才痛叫着撒腿逃跑。看到这帮小伙子耀武扬威的模样，我又痛恨又感谢。痛恨他们粗暴野蛮的态度，也感谢他们忠实地保护着我的安全。据说，每座难民营都要养上一批这样的“警察”、“打手”、“保镖”，以维护难民营的治安安全，同时管教惩罚那些不听难民营头头和首领话的人。

后来得知，我拍摄的大量反映难民营生活的图片被国内外新闻媒体普遍采用，就连巴基斯坦当地的主流媒体报纸也迫于形势，采用了我的独家摄影报道。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参考消息》以及香港《文汇报》等还专门为此辟出专版。我的名字和阿富汗难民一起，频繁见诸于报端。

我们一行离开难民营时，看到几位大人和孩子赶着驴车驮着几袋粮食，正愉快地往回赶，夕阳写满了他们的笑脸。听随行的说，这几袋粮食应该是好几家人今年的过冬储备，虽然不够，但许多人家还等不上。当时，正值夕阳西下的时分，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追着我们的车不停地奔跑，直到很远很远。他们似乎觉得，希望就在前方。

男人忙纺线(2)

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联合国难民署和阿富汗临时政府正在实施最大的难民返乡计划。截至2002年9月份，已有160万阿富汗难民陆续返回家园，其中多数是从巴基斯坦返回。

2002年5月，我从香港分社回到北京工作时，收到了一份总社的表彰决定，内容如下：

刘卫兵同志：

新华社国外分社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你在最危险和最艰苦时期进入巴基斯坦白沙瓦难民营进行报道，很好地完成了总社交给的采访任务予以表彰，同时发放奖金。

2002年2月18日

第十八章：部落向美国人开枪

10月28日，星期日，赴巴阿边境采访的40天。早晨，从报上得到信息，被塔利班抓获的反塔利班联盟著名将领哈克（haq）日前在坎大哈被处决，他的遗体可能于当天运抵白沙瓦安葬，但不清楚时间和地点。我们只好又去麻烦老朋友纳扎尔，请他帮我们打听情况并带路。

纳扎尔和家人帮我们分析，哈克的遗体有可能会安葬在城外部落地区哈克家墓地。为了采访方便，纳扎尔连忙找出两套旧的普什图族服装，以及自家姐妹编制的镂空白线帽给我们穿戴上。普什图族男子的夏季服装一般多为灰、白两色，制作得比较宽大，一条裤腿足足可以装下我的腰，穿起来又透气又舒服。那只玲珑的白帽和我略大的脑袋相比实在太小，只能扣在我的脑瓜顶上。照镜子一看，简直就像抗日影片中偷地雷的“特务”，很滑稽。就这样，纳扎尔和哈里（harry）说我们特像阿富汗人，原因是我们和阿富汗人一样皮肤都比较白。

出发前，纳扎尔反复提醒我们：“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阿富汗人了，有人问话时千万别答话。”

按照纳扎尔他们指示的方位，我们的车子向边境方向开去。刚刚开出几公里，就被前方一处公路哨卡的军警截住。一位老边防警察扒着车窗，两只眼睛嘀溜溜地望了我和孙浩半天，突然像发现什么新情况似的，叽里咕噜地大叫起来，随之而来的军警便立刻将纳扎尔叫去训问。“坏了，我们可能被‘敌人’发现了。”我有些紧张地对同伴们说，哈里吓得头上开始冒汗。我们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