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坚持着，而且运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

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絃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

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又像娄大人修正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趣。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的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

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里就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

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帐，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1)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遂通诸经”。靠的就是下死功夫，无论学什么，背不下来就不吃不睡。王闿运学问好，文章也不错，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汉魏文，但看来时文八股也不差，20岁出头就中了举，文名遍于京师，被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在幕中，大被信任，“肃顺奉之若师保”。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咸丰是典型的“苦命天子”（茅海建语），一上台就赶上长毛造反，遍地烽烟，洋鬼子也来趁火打劫，在短暂的皇帝生涯里，几乎无日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清朝诸帝，每人都生一堆儿子，只有他，仅仅有一个骨血，看来是被国事耽误了）。实际上，他摊上的，是一个大转变时代揭幕后的短期平静的结束。在这个短暂的平静里，朝廷上下，从道光开始，雨过忘雷，全当洋鬼子没来过，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把头埋在沙堆里寻欢作乐，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小皇帝登基，更大的暴风雨来了，这时候，诺大的国土，想找个把头扎进去的沙堆也没有了。

幸好，苦命的天子还有肃顺。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肃顺其实要算是满族贵族中的明白人。在朝廷的危机中，肃顺给咸丰出的主意，至少在传统的政治的框架里，没什么大错，铸大钱，开捐班，虽然流弊不少，但军情紧急，朝廷又缺银子，作为权宜之计，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整顿吏治，杀几个大臣吓唬吓唬人，本是乱世的应有之义，无可厚非的。肃顺最明智的举措，是任用汉人（这大概有王闿运的功劳），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其实有一多半是托庇了这个举措。清朝的天下是八旗兵打下的，但还没等到肃顺这辈上，八旗子弟就已经变成了只会花钱享乐的北京大爷，钱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就闹着让皇帝替他们还就是。可是这些大爷，却占据着朝廷官位的绝大部分。肃顺被杀之后，旗人们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肃顺总是说旗人混帐。其实，从国家的实用来说，旗人混帐倒未必，但没用是肯定的了。旗人没用，朝廷又急需用人，所以，曾（国藩）、胡（林翼）之辈的放手大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肃顺的任用汉人，也是不得已。只是，在任用汉人的同时，杀掉的几个重臣都是满人，一进一出，就显得肃顺的举措格外地偏激，让满人恨恨不已。

当然，肃顺，包括咸丰，也有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在于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洋鬼子到来的意义所在。在明知道抗拒不了人家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时候，还非要在西方公使驻京问题上斤斤计较，等于是为了一个老外磕不磕头的小事，跟人家玩命，最后丢了北京，躲到了热河。躲了也罢，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居然让原本跟咸丰构成争位对手的恭亲王奕訢，留在了北京主持和议。一旦和议成功，等于是把半壁江山给了他，而以当时的情势，和议是非议成不可的事。

就这样，躲到热河的皇帝一口气没咽下，窝囊死了，留下一堆寡妇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那个肚皮争气的寡妇，偏偏有政治野心，于是孤儿寡母和受命顾命的肃顺等八大臣之间，很快就剑拔弩张。聪明的寡妇叶赫那拉氏，联合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从热河陪着咸丰的灵柩回京的肃顺，被伏兵所擒，躺在棺材里的咸丰皇帝，无论怎么不情愿，都挡不住自己的爱臣伏法。

肃顺死的时候，王闿运正好在山东，躲过一劫。

除掉肃顺之后的叶赫那拉氏（图13），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不过这位太后，虽然除掉了政敌，却把政敌的政策维持了下来，甚至比前任更加信任汉人，曾、左、李诸公，因此得以大施拳脚。只是在信任汉人的同时，朝廷对满人依旧优容，让他们安然地在街上遛鸟。当然，对洋人，经过一场战争，原来那点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外国公使驻京，而且寡妇领着小皇帝也见了，不劳动人家跪拜。这样一来，清朝的危机渡过了，迎来了“中兴”。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2)

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闿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闿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的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用的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都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1)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