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为震动。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守不住，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他一面电请魏邦平回广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广州。从13日到15日，三水陆兰清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 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15日，陈只得率部退往惠州。16日，魏邦平由香港赶回广州。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一章 徐树铮组织短命政府（3）

孙中山没有料到讨陈战争“成功如是之速”。参加讨陈的滇桂军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所信任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尚未开回广东，他不愿在局势未定的时候回到广州。此时北方张绍曾内阁正在重弹“和平统一”的老调，1月3日，孙中山有信给他，愿意赞助和平统一，并表示直系如果接受兵工政策，亦可与之妥协。孙向人暗示，并无回到广州重组政府之意。

从1月中旬到1月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孙中山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并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胡、李二人均由香港回到广州。驻防潮梅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孙回电叫他们戴罪图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此时广州成为滇桂军的天下，用人行政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作营房。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由于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广州、肇庆及北江一带。此外，广西平乐、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为广东人，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广东人)称为广东第一军军长。

广东人民以前受过桂系军阀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并无好感。广东军人一向具有排外感。滇桂军开到广州后，竟以广东的新征服者自居，广州人无不侧目而视。加以陈炯明所散布的“亡省”流言起了作用，因此粤军第一、第三两师于1月18日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魏于次日宣布就职，这是粤军团结起来对付客军的一个步骤。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敌对状态。在上海的孙中山了解到这些情况，打算第一步将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以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湘军是指西江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都是湖南人，所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粤军的团结排外引起了滇桂军的严重反感。1月22日，李易标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讨贼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的枪械。这一行动反过来又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愤，主客军互相敌视的形势更加严重。

1月26日，杨希闵、刘震寰邀请广州各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滇军旅长杨如轩的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分配防务的问题，杨希闵因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魏邦平、刘震寰、李易标和总统特派员邹鲁、省长胡汉民、海防司令陈策都出席了这个会议。魏邦平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让出来。李易标愤慨地说：“我们抽收赌捐维持伙食，有什么不可以!”他心头火起，痛骂魏邦平在历年政变中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发言资格，说着，他拔出手枪来就打，魏倒在地下避弹，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参加会议者纷纷夺门而出。胡汉民的卫士想进来保卫胡，被门卫阻止并开枪击毙二人。刘震寰竭力掩护邹鲁。胡汉民逃往沙面日本领事署，同时在该署避难的有李烈钧、陈策等。此时江防司令部及其附近地段布满了滇桂军的步哨，沈部第四军军长黄鸿猷和中央直辖桂军军长刘达庆同乘汽车驶过，哨兵不认识他们，致被开枪打死。魏邦平被解往农林试验场滇军总部软禁起来。

以上情况说明，江防会议是滇桂军摆下来的鸿门宴，杨希闵、沈鸿英都躲在幕后指挥，但是刘震寰不赞成李易标行凶动武的行为，临时退出了他们的联合阵线。事变发生后，李易标派兵收缴警察的枪械，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胡汉民、邹鲁都逃到香港去了。

27日，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的罪状，指为反复无常，勾结陈炯明图谋不轨。他们提出第三师缴械解散为释放魏邦平的条件。魏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魏仍未得释。第三师在江门的留守部队并未缴械。

1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上海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意见。次日，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建议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统一未完成前划境自守，互不侵犯；根据“化兵为工”原则，裁去全国现有兵额之一半，由各系各省领袖全体签名；“敦请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裁兵借款，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及全国工农商学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他号召各报开辟专栏鼓吹裁兵。从这时起，孙中山与直系军阀展开了先裁兵后统一和先统一后裁兵的争论，实际上直系所需要的是形式上的统一，并不愿意裁兵。孙本已定于27日赴广州，26日接到江防会议的消息，临时终止启程。

江防会议后，杨希闵发表宣言，希望“孙、岑两公切实携手”。这支滇军原系顾品珍旧部，顾生前与政学系颇为接近，因此全国各方面都认为政学系在广州占了上风，国民党的势力已被压倒。这种看法与事实并不符合。杨希闵与沈鸿英联合，主要是受了粤军排斥客军的影响。他不像沈那样反对孙中山，更不同意沈军的暴乱行为。他一再电请孙中山回粤主持一切。孙也看出他的行动与沈有所不同，想把他争取过来，使沈孤立而不敢轻举妄动。

江防会议后，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广州虽然仍是滇桂军的天下，但是杨希闵的态度逐步与沈鸿英分离。在这样的形势下，从2月4日起沈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邓士瞻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区，他的部队纷纷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都纷纷退职。由此广州的紧张局势才又和缓下来。2月6日，英、美、日三国领事偕往农林试验场迎接魏邦平出来，魏于8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汉民于9日回到广州。

2月15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17日到香港，21日到广州。孙中山在滇军让出来的农林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孙中山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将他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他从事民主革命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时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把“恢复法统”作为他们骗人的花招，旧国会恢复了，而这个国会的组成分子大多是争权夺利、投机取巧的政客，这个国会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人民迫切需要解除自身的痛苦，首先是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并且宣布此后转入到“讨贼时期”，实际上所谓“贼”是指称兵背叛的陈炯明，后来直系军阀和一切反对民主力量的各省军阀，也都被指为“贼”，都是孙中山讨伐的对象。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这个名称不但含义更为广泛，而且更为接触实际。他所设立的大元帅府仍然具有政府的性质，他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又改任徐绍祯为广东省长。

23日，孙召集各军将领在大元帅府举行会谈，发表演说，对北方主张维持和平，先讨伐西南内部首鼠两端的地方军阀。这个“远交近攻”的政策，与以前团结西南一致对付北方的政策截然相反。

孙中山下令嘉奖滇桂军讨伐陈炯明的功勋。24日又下令，指定肇庆及西江北岸上自梧州为桂军总司令沈鸿英沈鸿英原称“援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于2月24日改任为桂军总司令。的防地，所遗北江防务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派队接收；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以石龙、东莞、虎门等地为其防地；并指定罗定一带为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的防地。嗣后各军非有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1）

一张绍曾的“和平统一”计划。齐燮元提出“统一方案”

张绍曾内阁成立时，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越来越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务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严厉责成北京政府营救各地被“匪”掳去的外侨。同一时期，直系军阀的两个头目，曹锟醉心于最高问题，吴佩孚忙于布置“援闽”、攻粤的武力统一计划。在这样一团糟的局面下，张绍曾并不感到气馁，相反，他自居为几年来惟一的合法内阁，想在他的手里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在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1923年1月8日，他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不愿有一个津派内阁，后来看见张绍曾的所作所为，脱离了津派的政治阴谋轨道，主张先办统一，后办大选，才觉得这个内阁在目前阶段对他是有利的。同时，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才能抵制最高问题的进行。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十分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他打算仿照袁世凯的老办法，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黎却主张授为兵工督办，这两个意见都受到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没有发表。对于奉系军阀，张绍曾找到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礼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上年(1922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而不顾及保、洛两方面的反对。可是鲍启元打了几个电报给张学良，就像石头投入大海，没有接到回答。

津派早已看出张绍曾是个并不十分听话的人。张绍曾的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与津派先选总统愈快愈好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与保、洛两方面的武力统一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另一方面，张内阁的登台，本来是用政治分赃的诺言，取得国会的通过的，后来由于阁员不敷分配，国会各政党不能染指，他们认为受了骗，因而恨恨不已。以上情况说明，张内阁从成立的一天起，就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内阁。

闽、粤两省的新风云，是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923年1月7日，孙部开拔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1月15日，陈炯明兵败倒台。李厚基在同一天取道汕头出走，“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来。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得顿兵不前。

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逆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缉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就是张绍曾实现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孙传芳，是为了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不能单人匹马到福建“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既不能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又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矛盾。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1月25日，他通电发表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表示赞成。孙中山派徐绍祯到北京接洽和平统一。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仍然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准备派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讨实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