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的传说，王承斌伪造吴的电报，用以壮大津派促进总统选举的声势，因此前电是真的，号电是假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1）

一全国反对直系的浪潮。“先宪后选”的骗局。直系无孔不入地张罗贿选经费

1923年6月直系驱逐黎元洪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统的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就是宪法会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直系军阀闹饷、逼宫、劫车、夺印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浙江团体的电报公开指斥曹锟为叛逆。南方“名流”唐绍仪电请黎元洪南下。章 太炎、唐绍仪、岑春煊三人联名建议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就是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梁启超，也用辛辣的语调警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

由于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西南“联治派”乘机大肆活动，云南军阀唐继尧、贵州军阀刘显世建议召开各省会议，促成制定省宪，树立联治规模。此外，当时在直系军阀控制之下的山东省议会，也通电发起召开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席会议，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鉴于选举总统已成僵局，曾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或由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或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的三个办法。曹锟对此并无成见，可是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轨而行”，所谓正轨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其实，吴佩孚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并不重视总统问题，曾提出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不宜操之过急。在这些情况下，几经折衷磋商，最后直系文武人员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北方奉皖两系，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二、充实内阁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关于第一项，曹锟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锐向皖系领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锐都住在天津)，用团结北洋派的说法去打动他；并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关解释以前的误会，自己也打电报表示愿意重修旧好。段对曹锐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总统，不妨大胆做去。如果没有力量，就应当及早表明态度，以免陷于进退维谷”。张作霖的反应也非常冷淡。曹锟又用浙闽巡阅使的地位诱惑皖系大将卢永祥，卢也不为所动。

曹锟还通过“大孙派”“大孙”指孙中山，“小孙”指孙洪伊。孙洪伊是直隶人，又与曹锟有亲戚关系，主张与直系联合，与当时国民党联合皖奉两系的方针相反。孙洪伊的关系拉拢孙中山。他有冬电(1923年7月2日)由孙洪伊转致孙中山，表示“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且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孙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甘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 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1923年7月9日，致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一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了纸上空谈。

关于第二项，当时的摄政内阁是在黎元洪任职时期已经辞职而被批准的张绍曾内阁，在法律上绝对没有摄政的资格，而且阁员残缺不全，在事实上也撑不起场面来。直系本已决定改推颜惠庆继任内阁总理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都属于英美派。以前罗文干被捕是直系内部狗咬狗的把戏，直系军阀本来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自吴佩孚低头服输后，罗即被释出狱，曹锟仍然重用英美派。，张绍曾还在幻想复职，不肯提出辞呈，颜内阁无法产生，因此只得改变途径，一面竭力拉拢未就职的阁员就职，一面补足缺位阁员，以加强原内阁的阵容。

顾维钧原系张内阁的外交总长，迄未就职，经直系劝驾后，才于7月23日到部视事。按照常规，总理请假或缺位时，应由首席阁员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可是，保派阁员要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8月28日阁议决定，仍推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

王克敏原系张内阁的财政总长，因筹款不顺手而未正式上台。8月14日，摄政内阁改派曾经是依附奉系的一个财阀，并被列名为三祸首之一受到通缉的张弧为财政总长。祸首变为阁员，时论颇以为奇。其实，当时保派急于要找到一个筹款能手，张弧自告奋勇愿筹大选经费，因此直系不念旧恶，把他吸收上台。

9月4日，摄政内阁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保派原拟提名齐耀珊为农商总长，以便拉拢奉系(齐是奉系政客)，可是张作霖不点头，齐不敢接受，因此改提这位筹备大典的“专家”袁乃宽是洪宪“大典筹备处”庶务主任，此时又为贿选经手人之一，所以被称为“筹备大典专家”。来凑数。任命黄郛则是为了“疏通”张绍曾的缘故(张、黄两人关系很深)。这两道命令发表后，原任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于5日联名来电，质问这个内阁有何根据“以阁员而任免阁员”，为什么敢于罢免他们而不敢罢免张绍曾，他们并未辞职，为什么命令中说成是“准予辞职”。

这个内阁虽然经过一番修补，但是陆军总长仍然虚悬(原由张绍曾兼任，未便改派)，教育总长也未就职(黄郛迟至11月21日才就职)，所以始终是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关于第三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的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便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7月1日，这一建议经国会中各政党同意后，当天就派代表到保定征求曹锟的同意。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法，对此当然大为不满。于是吴景濂私下加以解释，这个办法并非放弃大选，只是将大选问题推迟一步，而这样做正是为了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恢复国会完整，为进行大选创造必要的条件。7月2日，曹锟在保定光园接见国会各政党代表时，同意了这个建议。

吴景濂虽然摆下了“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但是离京议员有的联名来信，表示目前还不宜于召开宪法会议，首先应当解决驱逐总统的责任问题和摄政内阁是否合法的问题；有的将信将疑，认为曹锟既然急于要做总统，就不会容许国会从容讨论宪法。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们代曹锟拟就了一通电稿，派王克敏到保定接头签发。可是曹锟同时接到了津派政客边守靖的一封密函边守靖在密函中举袁世凯取消帝制一事为例，认为袁取消帝制用以缓和民情，结果是向南方讨袁军示弱，引起“北洋将士解体”，皇帝没有做成，总统也做不下去。，因此拒绝拍发这个电报，经过吴景濂反复解释，才勉强同意于7月22日将电稿修正后发出。原稿中有“本人无意竞选总统”的一句话，修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语气就空泛得多了。电报发出后，各省直系军阀及其追随者们纷纷发出电报，把这个觊觎总统地位的大军阀描绘成为不争权利的大人物，全国人民无不嗤之以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2）

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在北洋军阀中是个著名的悭吝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因此这笔贿款必须由别人替他来代筹。津、保两派政客先后提出王克敏、张弧为财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责成他们筹措贿选经费，但都没有成就。以前直奉战争时期，曹锟、吴佩孚曾采取由直系各省摊派战费的办法，此时津、保两派又用同一办法，责成各省摊派贿选经费，但也所筹无几。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当了劫车夺印的打手，而且在张罗贿选经费中大卖气力，闹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人人侧目而视。他在曹锟的嫡系中，其资望地位仅次于吴佩孚，而在直奉战争时期，因有“亲奉”嫌疑，并未派他临阵作战，战后把他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其兵权，把他打入冷宫。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讨好曹锟以挽回对他的信任。

二黎元洪复职运动失败。江浙和平公约成立

黎元洪被逐逃津后，曾一再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提出部分私财“招待”到津议员，每人给以500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 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出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同一时期，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时政治目标相同，黎想援引讨伐复辟时期的前例，任命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讨伐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 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王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nd326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