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以及《伦理学原理》呀，都会出来警告他，要他就此放手。作为一位严肃的艺术家，想写出一部书稿，比如小说，除了写作能力之外，他还必须具备多种非同一般的素质。不论你对赞扬或指责多么敏感，在一些问题上你必须冷酷无情，必须我行我素——对自己也得心肠坚硬。作家一定要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本人不在乎他们怎么评价我以及我的作品；我要把它交付出版，让这些人见鬼去吧。”而且作家必须勇于承担责任，为所写的内容承担责任；从艺术角度而言，他必须敢在公众面前把自己剥得精光，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在刺骨的寒风中纵身跳下去。和德斯蒙德具有类似性格的人们，一旦怀疑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实际上，这样的疑惑也会偶尔折磨所有优秀的作家——他们就无法奋力贯彻始终了。你还来不及换口气，他们便已无法迫使自己克服折磨了，这种折磨往往出现在长跑比赛中看不到希望的那个片刻，他们无法面对责任。这时，专栏写作便会又一次成为德斯蒙德的庇护所。因为即便是《伦理学原理》，也会允许你在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或《新政治家》写文章时放低标准的，毕竟，你不是“在永恒的状态下”（subspecieaeternitatis）进行写作，你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短短的周末而已。此外，无论如何，与其说责任在你，倒不如说更在编辑。专栏写作是艺术家的鸦片，最终定会毒害他的头脑和才艺。

有好几年，我时常能见到德斯蒙德，或在白天或在晚上，和他一起散步、交谈，看着他尝试写作，我甚至还曾偶尔和他一起工作。我深信，本人在先前的段落中分析过的，或多或少都是作为作家的他的心态。你唯一能够补充的就是，这位故人的魅力永远无法通过文字来再现。你只能记录下这个事实：德斯蒙德是最让人着迷的人，是最有趣的同伴，而且他对友情忠贞不渝，犹如一头年老的牧羊犬。

走笔至此，我想到了弗吉尼亚，她患病之后，有一阵子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的小说，我记得她曾将朋友们的性格简短地记录在日记里，以此作为消遣。我找到了其中关于德斯蒙德的描述，以下便是她1919年1月所写的原文：

我有多少朋友？利顿、德斯蒙德、萨克逊（saxonsydneyturner）萨克逊（1880～1962），索比•斯蒂芬的朋友，先做遗产税务局的文职雇员，后进财政部，直至退休。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一。：他们属于剑桥生活时期的相识；个个才华横溢……我无法将他们排出先后顺序，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譬如，凯•考克斯（kacox）凯•考克斯（1887～1938），鲁珀特•布鲁克的女友，费边社（fabiansociety）成员。、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以及邓肯，都是后来才进入我的生活圈的。……德斯蒙德还没有来电话。要描述他的性格，这是相当好的开场白。写他的时候，你面临的困难近乎是被迫要去描写一个爱尔兰人。他是如何频频错过火车，如何始终没桨没舵地漂流在最湍急的水流中的？他是如何不断充满希冀并踌躇满志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却又不断地推诿搪塞的？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仅凭那令编辑心慈手软、令店员同意赊账的迷人口才勉强度日，不过，至少还有一位声望卓著的贵族，在遗嘱中留给了他一千英镑。……我说到哪儿了？对了，是德斯蒙德，与斯特雷奇一家相比，我觉得他是多么富有同情心。这是真的；我确信在他身上，也有我们任何人都具备的最美的性情——那种人们以最快速度为自己作出选择的性情。我认为，作为朋友，他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他的友情始终被笼罩在一片茫茫的云层、某种飘荡着的时空雾霭之中，它们将我们隔开，使我们无法相见。他的慵懒，也许意味着友情里蕴藏了一丝懈怠——但是对此我又几乎觉察不到。这种懈怠其实来自那种认为一切都不重要的意识，我发现这一意识颇富想象力和吸引力。从本质上看，他有点猜疑心理。但是追究起来，我们之中毕竟又有谁能比他更加不厌其烦地去做那些碰巧遇见的善事呢？又有谁，比他更加宽容豁达，更加富有感激之情，更加善解人意呢？诚然，他不是英雄式的人物。他感到快乐过于惬意，靠垫过于柔软，闲适太过诱人，于是正如我现在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不再雄心勃勃了。我相信，在下午茶和晚餐之间的那一时段里，他的“巨作”刚刚成形（现在可以认为它是哲学或者传记作品，反正经过一系列的长途跋涉之后，今春肯定要动笔了），因为在这个时段里，有那么多的活儿不但看似可能而且已被完成。黎明来临，德斯蒙德心满意足地开始写他的文章；笔尖上半诙谐、半忧伤地纠缠着对于命运的妥协，这，就是他自己注定要过的生活。然而，的的确确无人否认，他身上有些东西闪烁着明亮而美丽的光芒——一些故事、回忆、研究心得，散落在他的脑子里，因为这些，在他的谈吐中已清清楚楚地流露出来了。有人对我说他有权力欲；说那些思绪的片段，永远无法被编织成论点；说他不连贯的谈话，无非表现了对于这些片段的过度宽容，在书面论著里，它们将会无可救药地漂散开来。无疑，他对这些问题有着自知之明，这使他在撰写一本后来总算完工了的著作时苦不堪言，大汗淋漓，直到支离破碎的思绪终被堆砌成为一个稳固而枯燥的整体，这时他才得到了解脱。然而，我看见自己在那些时光中的某一天里，检查着他的桌子，从大量吸墨纸和成堆旧账单中，抖出一张张未被写满的稿纸；我看见自己已将那些席间闲谈，整理成了小小的书籍，这是一个证据，它告诉年轻一代，德斯蒙德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富才华的人。可是，年轻人会问，为什么他却一事无成呢？

……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他过世之前不久，当时我们一同走出位于戈登广场的一所房子，他刚在那里开完“传记俱乐部”的会议。那是一个萧瑟的秋夜，时间已到11点钟。他忍受着哮喘的煎熬，当我们转身离开时，哮喘突然又一次发作，折磨得他痛苦不堪。我让他在街边等待，自己跑去给他叫出租车。在我将他搀扶进车内的时候，他看上去既不像什么和善的老鹰，也不像什么羽毛蓬乱的雏鸟，而像一只遭受过重创、身心疲惫、极度憔悴，并且奄奄一息的乌鸦。走到戈登广场的拐角处时，我忽然又看见了他年轻时的身影，那是在德文郡（devonshire）德文郡，英格兰西南部的州。“猎人客栈”（huntersinn）的后山上，他走在我的身旁，我们俩正同穆尔、利顿一起，前去参加某个复活节的“读书会”。还有什么事情，能比突然目睹自己曾经年轻气盛的朋友饱受衰老、疾病的折磨，更加令人恐惧呢！记得我离开时，德斯蒙德坐在车里，显然，哮喘和年迈已经让他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他是那么慈祥，那么沮丧而虚弱，但又是那么勇敢坚强，没有抱怨，没有伪装，而且只要体力允许，他就仍然开着他的玩笑，仍然斟酌着他的措辞……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莫莉•麦卡锡/伦纳德•伍尔夫

莫莉•麦卡锡

本文选自伦纳德•伍尔夫：《重新开始：从1911年到1918年的自传》，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64年，第142~143页。——原注

伦纳德•伍尔夫

莫莉•麦卡锡莫莉•麦卡锡（1882～1953），英国作家，德斯蒙德•麦卡锡之妻。被视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最好的报道员之一。她著有一部自传、一部小说，以及一系列传记式的小品文；她为丈夫组织过“小说俱乐部”（novelclub），还有后来的“传记俱乐部”。然而，在被她命名为“布鲁姆斯伯里”的文化圈里，她却又一直处于比较令人难以捉摸者之列。原因之一是她的耳聋日渐严重，这使她无法参加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讨论。正如伦纳德•伍尔夫在他的这篇小短文中所提到的，与德斯蒙德共同生活时所经历的种种折磨，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莫莉•麦卡锡属于那种即使遇到最微不足道的恐慌，头脑也会顿时陷入一片空白的人；她的茫然无措和心绪不宁的优柔寡断，必定是因为她一辈子总要等待德斯蒙德回家吃晚饭而长期积累成的，后者总是把业已邀定朋友来家中共进晚餐这样的事，忘得个一干二净。莫莉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拒绝动脑筋，从以下一段与她相关的有趣回忆中便可知晓。某个周末，她和叶芝（williambutleryeats）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都柏林阿贝剧院创建人之一，写有诗作《钟楼》、《盘旋的楼梯》及诗剧《心愿之乡》、《伯爵夫人凯瑟琳》等，获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都住在嘉辛顿（garsington）嘉辛顿，英国地名，位于牛津附近，菲利普•莫瑞尔夫妇此处的农场，战时集中了一批反战者在此做工。。星期天用过晚餐之后，那位诗人一如既往地作着他的专题演讲，并且突然把话题扯到灵异现象、超人视力、通灵使者上来，这类话题我是最讨厌的。他一个转身，面对着莫莉，声称自己相信她具有超自然的心理感应能力，所以必须允许他来做个试验，让她不用眼睛而“看到”东西。莫莉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她紧张地表示愿意试试。当时，我想画室里大约有十来个人，可怜的莫莉坐在叶芝身旁的一张椅子上，而后者口中念念有词，开始表演那套惯常的通灵仪式。有一阵子，室内鸦雀无声，然后叶芝说道：“现在，亲爱的，你看到了什么？”莫莉的脑子轰地一下，变得一片空白；她什么都没有看到，甚至连想想自己可能看得见什么的劲儿都没有了。叶芝似乎有点不大自在：“说呀，亲爱的，说呀，你肯定看见某样东西了。”又是一段很长的、令人窒息的寂静时间，终于，莫莉痛苦地说道：“是的，我想我的确看到了某种东西——一只青蛙。”这个答案，惹得叶芝勃然大怒。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摩根•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

摩根•福斯特

本文选自《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thediariesofvirginiawoolf），安妮•奥里维尔•贝尔（anneolivierbell）、安德鲁•麦克内利尔（andrewmcneillie）编，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77~1984年，第一卷，第291、295、310~311页；第二卷，第33、96、138~139、171、204、269~270页；第三卷，第178页；第四卷，第297~298页；第五卷，第337页。——原注

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有许多朋友，福斯特是在学术上与她最亲密的一位。弗吉尼亚在书信里曾经提到，自己常与他谈论关于写作的事。在她成长为小说家的过程中，福斯特发挥过深远的影响，当他早已写了不止一部小说之后，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方才出版问世。虽然两人的小说观念并不一致，对众多问题各持所见，但是他们又都为彼此的作品写过一些最好的评论。弗吉尼亚从未给福斯特写过任何传记性的文章，不过通过她遗留下来的各种日记手稿，我们却可拼凑出一个福斯特的形象；弗吉尼亚去世之后，福斯特在剑桥作过一次感人至深的讲演，见本书第118~141页。这些日记又可视为对这一讲演的有力补充。伍尔夫在日记中对福斯特的描述，既体现了他们彼此对对方的关爱，也流露出某种审慎。例如，伍尔夫认为福斯特是十分敏感的，因此有点儿招惹不起，而后者则在自己的《备忘录》（commonplacebook）中称伍尔夫为“女祭司”，所以不愿在书中对她开半点儿玩笑。（在1935年4月9日的日记里，弗吉尼亚谈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一段喜剧性的历史，她自己和伦纳德都希望福斯特能够为贺加斯出版社将这段历史写出来。）

1919年7月12日，星期六

昨天，我在滑铁卢车站的月台上遇到了摩根•福斯特，一个外形极像蓝蝴蝶的人——我这样说是为了形容他的晶莹剔透、自由轻盈。此前他一直在帮五位从戴普弗德（deptford）戴普弗德，伦敦区名。前来滑铁卢的印度人搬运行李；这几个印度人似乎把他给累垮了。我们就彼此的文章互相夸赞了一番——我惊奇地发现，他竟公然表现出爱听恭维之词的神态，虽然就我自己而言，表示这种赞扬并非出于他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