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辫子戏”已经把大家搞烦了。但是，不管如何不胜其烦，不管我们心中脑後有没有辫子，清代二百馀年层累堆积而成的种种陈迹，对于当下的生活，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同治年间所谓“中兴”，更是直接影响此後数十百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学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其名著《同治中兴》篇首写道：

“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很不幸，这次中兴为时甚短，为效甚微。清朝的命运，早在“中兴”前一百多年便被英国人马戛尔尼准确预言：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1793年，北京，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国提出六条贸易建议，被全部否决（甚至没有得到谈判的机会），他的外交活动以全盘失败告终。但是，他有幸在中国的核心区域驻留幾十天，见识到科学、军事乃至制度方面的落後情状，于是，他做出上述预言。

“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芮玛丽语）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是一份历史的洞察，鄙人尚未敢自信于此能有所体会。但是，不贤识小；通过对当时诸人——上至柄国权臣、中兴将帅，下及幕府僚佐、野老村夫——言动行止的考察，或许能探知那个时代的些许消息。

有一句被用滥了的话，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文革时期，则有一个腾播人口、被视作学术乃至政治必杀技的定义：“影射史学”。二者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囿于学识，鄙人无力探讨此类宏大叙事，一己心愿，不过做一些梳理史料、存菁去芜的工作，努力实践“传疑传信”，与读者共享。

太平无事

1912年2月12日，溥仪与民国政府签订《清室优待条件》後，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而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後便开始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他上台後执政约三十年，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老成持重、讳言变革”八个字，正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漫长而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谨慎、稳重的性格是旻宁赖以最终取胜的法宝，当上皇帝後，这种性格自然衍化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风格。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庶幾能见微知著，看出曹氏在政治学上的高深造诣。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已经太平，可是，京中外省官员们的奏折依然长篇累牍，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国家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偏就喜欢危言耸听，没事要找话说，小事往大里说，以博取善于办事的虚誉。皇上若因此怪罪呢，不免蒙上拒谏的恶名，他还捞着个敢言直谏的名声；但篇篇都看呢，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後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事情曲折，而是专挑那字体来看。凡奏折字体不用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自然就明白了皇上持重为体、不事虚言的心思，今後再有陈奏，必然深思熟虑，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幾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後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于是，在君臣愉快的笑声中，英国军舰“有事”于东南，洪秀全在南方小镇创立了拜上帝教。大清国，出事了。

俺家就是翰林院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做“字是打门锤”。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通、俗、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那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後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他在高考中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頫二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的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摺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就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才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部曹一级（相当于今日干部的科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以终。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办法恶心他腻味他；文人手中之笔，未尝不可作匕首、投枪，龚自珍深明此理，乃运笔如刀，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俗”字，且可当作教材用来培养“准翰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环——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有程课，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竟人人写得一手符合翰林标准的“俗”字。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俺家女人个个都是翰林，俺家就是个翰林院！翰林？翰林院？什么玩意儿，哼！

学问优长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喳喳喳是是是

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珅相较，二人势力在伯仲之间，但是，穆彰阿与和珅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