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隐患的担忧，与此相较，自然无足轻重了。闻言，涂宗瀛唯唯而退。

某人极为欣赏曾氏此举，说：“政治之精意，即在‘’四字”；用今天的话说，这也算是“执政为民”罢。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吴廷栋，清代“理学名臣”，某次朝会，咸丰帝问吴氏平日读什么书，吴以程、朱著作对。咸丰说：“学程、朱者，每多迂（腐）拘（束）。”吴答曰：非也非也。不会读书的人才这样。然後侃侃而谈，最终申明：好读、善读程、朱著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

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介绍给曾国藩当了小老婆。四月十四日，陈女被接进曾府，吃过午饭（相亲），饭後便和曾大帅拜堂成亲。在此之前，曾家老五国葆曾为大哥介绍过两次对象：第一个“体貌厚重，特近痴肥”，国藩不满意；第二个匆匆一见，“未有成议”，没了下文。韩正国这次作媒，恰合事不过三的规矩，双方一见钟情，郎有情来妾有意，一顿饭的功夫，便结成一桩婚姻。

但是，彭玉麟不乐意了。其时，湘军正在筹划对南京的总攻，为振肃军纪，严禁将弁掳掠民女；身为统帅，曾国藩自应以身作则，节骨眼上却讨个小，同志们怎么看得下去？清廷规定：地方官不得娶辖区民女为妾；曾国藩正总督两江，陈氏虽是湖北籍，却在安徽生活多年，勉强也算两江部民。曾国藩娶了她，或多或少违犯了干部管理条例。此外，妇人在营不吉利，也令讲迷信的旧式军人无法接受——胡林翼在湖北，就为了不惹这个闲话，自己老婆都不让来营。而最令彭玉麟气愤的，尚不在此。他一直奉曾国藩为师，认他是道德楷模，当代圣人；孰料圣人竟也贪享声色，娶个小老婆，那岂不是偶像崩溃，上帝死了？这可怎生得了！只是，尊卑有序，他也不便露骨干涉曾大帅的私生活，于是，彭玉麟提着三尺剑，口里喊着小贼韩正国的名字，便直奔曾国藩而去。曾国藩何等样人，一见便知来意，乃佯问道：雪琴（彭玉麟字），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彭玉麟刹住脚步，绷着脸，一口气讲出上述幾条道理，末了要老师务必给个说法。讲道理，曾国藩自然讲不过，但是，曾氏此次讨妾却另有苦衷，并非贪图男女之欢。他将彭玉麟拉到一边，说：没办法，为师痒得难受啊。

原来，自少年时代起，癣疾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幕友薛福成亲见曾氏下围棋时，一边长考，一边遍身挠抓，洒得整个棋盘都是皮屑。每当时势紧张、公务繁冗，癣疾发作还特别厉害。眼下总攻南京的大战即将展开，曾国藩之痒也就日甚一日，难以忍受，再不找个夜里挠痒痒的人儿，革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谁都知道。故此，彭玉麟闻言，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对着老师尴尬一笑，了结了这段风波。

当然，谁非得说除了挠痒，曾大帅和妾陈氏不定还干点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自三十馀岁起，曾国藩“遍身癣毒”发作，痛痒难耐；此疾于少年时代即现端倪，这次全面爆发。此後，癣疾不时发作，尤以事务繁忙时发作得最为厉害。小资作家张潮说：“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曾国藩对这句话的体会必较常人深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後他也就破罐破摔，耍赖到底了——死前一日，他还下了两盘。

不过，曾国藩既成为谢安一样的中兴名臣，围棋于他的意义，就非只一项业馀爱好那么简单了。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曾文正公犹能从容镇定，每日不废围棋，早已成为美谈；他布置军事，常以棋理作譬，谙合兵法，更成为曾文正公一通百通、贤明睿智的明证。只是，经过文献统计，我们发现，上述美谈、明证俱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只是“主席什么都伟大”式的谀词。曾氏日记中，若某段时间频繁出现下围棋的记录，即可断定此时必为军事吃紧之时；闲暇较多之日，下棋的纪录反不多见。看来，棋之于曾，不过是killtime的心法，故此，他棋龄甚长，棋艺却极不高明。某人曾问吴汝纶：近日与曾帅对弈，感觉如何？吴连连摇头，答曰：臭棋篓子一个！我的棋也跟着变坏了。然则，曾氏如此臭棋，欲求乎大益于军事，似不可得。

因此，对谢安与曾国藩来说，围棋都不过是“矫情镇物”的道具。不幸的是，谢安穿了一双木屐，倘若如鄙人此刻足下踏一双塑料拖鞋，再怎么内心狂喜，都不致露出“屐齿之折”的破绽，更不必被後辈如房乔者阴阳怪气的说闲话。曾国藩则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一族，无齿折之虞，有藏拙之妙，故能将围棋的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成就一段美谈。

蒙汗药?拍花?汉奸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