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

在谢氏一方，因为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当时史书说“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与皇室联姻能马上登龙门，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谢氏需要。

二是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联姻的显贵也变少了。主要的婚姻可考者15例，其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琊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郡望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一百余年，共6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梁武帝本来想把女儿嫁谢子谢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的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婚姻作为巩固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谢氏用得可是熟练得很。

现在回到本书开头，谢万的失败，让谢安感到时不我待：一方面家族青黄不接，出现巨大危机；另一方面，桓温独大，打破政治均衡，反桓势力需要一个代理人，以他目前的形象、人脉和超人气声望，能够凝聚反桓势力和中间势力，善加经营，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是谢安的出山，不是按人们所想象的，直接进军中央，而是走了一条很曲折的、但很踏实的道路。

深谋远虑

升平四年（360年）八月，谢安终于出山，他的这次出山，后人人称“东山再起”。

谢安出山的第一步，是在桓温的军府里当司马。

当然，作为当代超人气明星，谢安闪亮登场之前自然有许多意味深长的铺垫：

第一，超人气明星的出马，排场当然要做够，要表现得勉为其难，就跟新娘子出门一样，心里虽然着急得很，可还是要做足面子功夫，一定要媒人三催五请才肯上轿。

这种排场上的讲究，在我们这个以礼治国的帝国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大家对于官职都表现得过于踊跃的话，僧多粥少，不免会伤了和气，破坏祥和安宁的气氛。所以适当的低调有利于帝国秩序的维护，谋取官职的人，必须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才会受人尊敬，绝不能表现出贪图荣华富贵的意向，所以个个都希望自己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好像是被逼无奈似的。

这种小儿科，对谢安当然不是问题，谢家苦心经营的重重迭迭、曲曲折折的关系发生了作用。谢家有事，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首先着急的是谢安的铁杆弟兄王羲之，他跑去跟丹阳尹，也就是首都市长、谢安妻兄刘商量：“我们要一起推荐谢安出山。”刘马上附和说：不能让谢安再隐居了，我们应该和天下人一起推荐他，用舆论压力逼他出山。刘和王羲之都是人气明星，在上流社会里有巨大的威望，他们说话的分量当然不轻。

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像递了内参一样。这是向社会吹风，为谢安高调出场作铺垫。这对于桓温，也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这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

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给自己加分。

魏晋之间，战乱频仍，政争剧烈，人命朝不保夕，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当时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才得名的。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为与自己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是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北府兵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

(1) 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对于桓温来说，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按下葫芦鼓起了瓢，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

(2) 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四十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如果不守制，等于自毁形象。

(3) 是桓温对于谢安也有点小意见。当初谢万兵败时，谢安是军中参谋，虽然说谢万之败，应当由他个人承担，但谢安责任不可推托，桓温问桓伊：“谢安已经估计到谢万一定要失败，为什么不劝他改正错误？” 桓伊回答说：“自然是由于谢万这个人很难触犯呀。”桓温生气地说：“谢万是个软弱的庸才，还有什么威严的面孔不敢触犯！”在个人情绪上，自然有点拖拉。对于谢安来说，也算是败军之将，难以言勇，不好马上出头，要歇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

第一，毕竟桓温是当朝第一大实权人物，到桓温旗下当差，向桓温示弱，避免提早刺激桓温，并取得桓温支持，对于谢安的前途，很重要。

自从桓温和谢尚分据方镇以后，桓、谢两个家族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谢氏不少人物曾经在桓温军府当官，这是桓、谢家族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

谢万被废黜，谢氏结束对豫州的统治，此事桓温是主谋，桓温促成谢万之废，意在摧毁谢氏实力基础。谢安出仕仍不得不经由桓温军府，不是谢氏出仕没有其他途径，而是想借此表示谢、桓通家之谊，消除谢万被废而出现的家族之间的紧张状态。

在一个非民选的制度里，当执行层面的低级官员，还需要点本事和能力，有些事需要你去执行，可是当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基本上就跟个人本事无关了，最重要是要站好队，你要很自觉地把自己归为谁的人，这样人家才能放心把权力交给你。所以谢安很自觉地就把自己归到桓温队伍里去，尽管谁都知道这是扮猪吃老虎，但对于势大气粗的桓温来说，重要的是态度，他才不怕谢安们造反。

第二，在乱世立足，充分的军政经历是办大事必不可少的条件，谢万为什么会被轻易拿下，说白了就是军中威望不足，军政经验不够。司马是军府里的二号官员，名义上权力很大，掌管军政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顾问，幕僚长的角色。这对于出身文人的谢家人来说，非常适合这种有名无实的军职，既达到历练目的，又不需要负责任（所以今后几年，谢安在桓温府里无所建树，也不算奇怪了）。对桓温来说，不用担什么实际风险，还能摆出高姿态，体现桓谢通家之谊，毕竟这种关系，对于桓、谢，对整个东晋，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对于此次出山，谢安也是心情复杂。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纳兰性德《长相思》）

前路茫茫，造化弄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许多苦苦追求的目标可能会适得其反，一辈子的刻意追求，也许弄巧成拙。在赴任路上，谢安特别想找人做心理辅导，说说心事。

他刚出发没多久，恰好在破山冈遇到刚被罢官回家的前吏部尚书、会稽谢氏的谢奉，一个归东，一个西去，一个心灰意冷，一个志向远大，两个人心情复杂。

这两个谢大人，又是会稽老乡，又是老相识，难免就一起叙叙旧，而且都有预感，此去一别经年，相见甚难，就谈了很多话。谢安呢就想安慰谢奉几句，但是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两人就不停地说话，但偏偏这个谢奉呢，就是不想让人同情，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岔开。一个想说，一个不想说，两人打太极拳，这样子，两个大男人就谈了两夜三天，却始终没有谈到点子上。谢安很无奈，只好作别，在船上跟别人说：“谢奉确实是个奇特的人。”不过无论如何，跟谢奉的一席话缓解了他的情绪，这样的情形，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体会，当年我们参加高考，心情忐忑，有经验的同学就相约在一个破旧的录像厅看了一晚上的搞笑香港片，第二天心情果然放松不少。

后来，谢安当大官了，回想往事，就觉得欠了人情，深感遗憾。不过谢安对谢奉还不错，后来还提名会稽谢家的人当江州刺史。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远方。”虽然现在看来，谢安的远方其实一无所有，但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里拥有机会，这就够了。

你预备让苍生怎么办

谢安入桓温军府，令桓温非常高兴。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让谢安很不爽。

第一件事是桓温的态度。谢安来军府，桓温非常高兴，跟他畅谈好几天，谈什么呢？其实是桓温自己在倾诉辉煌历史以及谢安家世。也就是说谢安一进门，就被领导带去听讲座，拉去洗脑了，这种会议，说者兴奋，但听者很苦。因为不仅要听，还要非常巧妙地捧臭脚，虽然后来写历史的都说，他俩的这番见面是欢声笑语，其实是有人欢笑有人愁。

更可恶的是，桓温聊完之后，还让人传出话去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这句话的恶心在于：第一，他是向贵族们吹风说，其实我还是对谢家很好的；第二，他是向主流的舆论界思想界人士喊话，你们的精神领袖已经降服于我，而且我们交流得很好。桓温虽然热衷清谈，但对于那些名士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认为桓温不过一介武夫，而且还激进。在早几年，桓温在现在河南安阳打了一个败仗，这对于打了无数胜仗的人来说，兵家常事而已，结果那些清谈界名士很高兴，其中一个还写了赞歌，搞得桓温很火，就找写歌人的儿子谈话，这个儿子怕惹事，就偷偷改了歌词。结果这事传了出去，被士族们当作强权打压舆论的恶例。所以桓温请谢安作司马，可真是擒贼擒到王了，连半夜睡觉都要偷笑，可不得到处说去？

过不久，桓温又突然对谢安搞个袭击，当时谢安正在理发，古代人头发长，谢安搞了好久才办完事，戴上帽子，刚要绑上头巾，桓温在客厅里发话了，说，算了，光戴帽子来就好了。这本来是芝麻大的一件事，结果又被传了满世界都是，这个传闻很值得有心人玩味，既可以说谢安听说领导来了还故意摆架子，也可以说谢安这个人身手太慢。

谢安本来是扮猪吃老虎，借桓温的势而已，结果反被桓温利用了。

但这也合情合理，桓温是什么人？虽然他是带兵打仗出身的，但是光会打打杀杀能当上全国总司令吗？《孙子兵法》说，要打胜仗，事前策划最重要，像桓温这种从基层打上来的总司令，智能和权谋自然不低。

所以我在这里要诋毁一下《晋书》的作者群，《晋书》原来有十八种，有的是私撰，有的是官家编修，到唐太宗时，这位也是从基层打仗上来的皇帝觉得这些书都是垃圾，就下令让房玄龄带人重写，大家知道，那一阵子是“贞观之治”，大家都忙着搞经济，谁还会有心思搞“文化事业”？特别是历史这种极其无趣、又没有效益的事情，简直是“文化苦旅”。但是国家有拔款，上级有指示，不能不办。于是房玄龄组织了一批主要是科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