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天下既定，四海归一，便充分暴露其残忍、狠毒的本性，多疑善忌，诛戮功臣。

萧何，是刘邦的老乡，功高汉室，位冠群臣。在楚汉相争中，一身系着天下的安危，深得刘邦的倚重，但是，却不能消除对他的猜忌。诛杀淮阴侯韩信之后，萧何被拜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兵负责保卫他的安全。周围的人都向他致贺，唯独邵平哀吊他。邵平说：灾祸从现在开始了。皇上带着军队，在外辛苦作战，而你安守城中，没有矢石之险，却增加封地，还派遣众兵守卫——实际是看守、监视着你。看得出皇帝已经心生疑忌了。这番话正好说到萧何的心坎里。

他记得，早在与项羽对峙时，刘邦就曾多次派人侦察他的动向。后来，他主动让子孙兄弟凡是能够作战的全都到汉军里服役，实际是充当了人质，这才解除了汉王的怀疑。这次，他听了邵平的劝告，把全部家财捐助给军队，以讨好皇上。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自到关中以来，一直得到百姓的拥戴，刘邦听说后，曾屡次派人监视他的作为，怕的是人民归向于他而背离皇上。为了解除皇上的疑虑，他便买了许多田地，并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以激起民愤，污秽自己。这样，刘邦的心才算踏实了，他才得以善终。

汉高祖还乡(6)

宋代诗人张耒有诗云：

萧公俯仰系安危，功业君王心独知。

犹道邵平能缓颊（婉言劝解），君臣从古固多疑。

对一个刀笔吏出身的相国，刘邦尚且如此疑神疑鬼；至于手握重兵的人，当然就更是深猜重忌，必欲除之而后已了。

大将韩信的奇功伟业不消说了。即如彭越、英布，也是大有功于汉室的。当日刘邦大败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之所以不能挥师西进，捉此“瓮中之鳖”，也就是因为彭越在梁地流动作战，与汉军紧相配合，死死地拖住了楚军。当时，他的作用是，投于楚则汉破，投于汉则楚危。而号称“功冠诸侯”的英布，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由于他的背楚向汉，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垓下决战中，英布也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刘邦得位之后，又是怎样报答他们的呢？

本来，他在封赐韩信等功臣王位之后，曾经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给予他们以免罪特权，“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言，藏之宗庙”。可是，墨迹未干，言犹在耳，他就出尔反尔，设计逮捕了韩信，降王为侯，囚禁起来，最后被吕后杀掉，并诛灭了三族。同一年，梁王彭越也被剁成了肉酱。尔后，淮南王英布因惧祸及身，被逼谋反，也惨遭屠戮。真是“功似韩彭犹俎醢，英雄末路太凄凉”啊！

铲除异姓诸侯王，确保刘氏“家天下”，这是汉高帝既定的国策，而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从《史记·淮阴侯列传》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喜”字透露出“刀下玄机”。原来，异姓功臣封王，本是汉初一项“事出无奈”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羁縻策略。否则，就笼络不住那些手握重兵、喑哑叱咤的“强梁”。

但是，这毕竟是和刘邦的“家天下”体制大相悖反的。史载：高帝在日，即曾杀白马而为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因而，“谋反”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那些异姓诸侯王即使不以“谋反”见诛，也会因其他罪名、以其他形式，遭致杀身之祸。后世的宋太祖说得再露骨不过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

作为一个雄猜、鸷狠的封建帝王，从他防止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言，或从巩固其刘氏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来考量，诛杀异姓诸侯王，自有其足够的理由；但是，若从人性的角度、道义的角度、做人的角度，来评说刘邦的立身处世、功过是非，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纵观历代诗坛，大多数人对于刘邦都持鄙薄、批评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宋两位诗人的绝句。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诗人前面叙说：当年落魄失意的刘郎，现在当上了皇帝，衣锦还乡了，乘酒作兴，激昂慷慨地唱起了大风诗；后面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一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族了，现在，还呼唤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诘问得也十分峻厉：

汉家封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

本待山河如带砺，缘何俎醢赠侯王？”

尖锐地揭示了刘邦杀功臣和求猛士的矛盾与对立。

清代诗人黄任也借着这个题目，向刘邦发出了质问：

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

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

意思是说，与其现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出语冷隽，即使刘邦于地下闻之，亦当声噎语塞。驳诘力是很强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汉高祖还乡(7)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苍黄钟室叹良弓”之句，专说韩信。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韩信被杀之前，曾被囚禁于长乐宫的钟室。二是，汉高祖六年，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将他绑缚起来。韩信慨然长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应该遭到杀头的命运。”后面两句，下笔如刀，道尽了封建制度下登坛拜将的功臣良将的共同的悲惨下场。

五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在战场上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军民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残酷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还有一个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典型事例。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遭到疑忌而被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图谋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儿早就忘到“耳前脖子后”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剌之：

汉高祖还乡(8)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汉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并未予以驳斥，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致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

“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

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

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辨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血腥家族(1)

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一

这篇文章的作意，萌生于一次闲游。临风吊古，触景生情，始而震撼、愤慨，终而由情入理，由感而悟，蔚然勃然，不能自抑。无以名之，遂想出了“血腥家族”这么一个词语。相对于“神圣家族”、“黄金家族”，这个“血腥家族”的提法，听起来未免有恐怖之感。无奈，这却是真实的，绝非我蓄意炒作。西晋王朝白痴皇帝当政时期的司马氏家族，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