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式的自我个性的发挥，从各个人自己的发展，达到“群之大觉”。第二，它确定了社会的解放与自我解放的辩证关系，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自己)解放的基础，也是自我(自己)解放的前提。要之，鲁迅在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即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改革，是人民群众，也就是人的解放的基础；个人的解放包含在人民群众解放之中，不是在这之外，更不是在这之上。

鲁迅的一篇杂文，《论秦理斋夫人事》，极精练而且精辟地评论了“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的原因，以及社会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各种评论。对于秦理斋夫人的自杀，鲁迅也承认：“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鲁迅不是到此为止，也不是指责这种个人的品性，而是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品性的条件。他问：“但是，怎么会弱的呢?”鲁迅根据“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和“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指出“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这就揭示了家庭环境方面的原因了。这是怎样的家庭，人们可以根据那“信札”和“挽联”得出结论。鲁迅接着指出：“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就揭示了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了。对于社会舆论，鲁迅概述了三种意见：“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鲁迅严厉批评这种着重于个人的评论：“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偏激么?不!所谓社会环境不正包括自己以外的人们所发出的“舆论”么?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构成“社会环境”的一分子，人的重要性于此也可见。鲁迅早在1919年就曾指出：“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坟·我之节烈观》。切望改革社会风气的人们，不值得以此扪心自问么?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北平的大学生逃之夭夭，于是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鲁迅却写了《逃的辩护》和《论“赴难”和“逃难”》，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他们辩护。为什么?鲁迅指出，“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这就指出了教育和政治措施对于人的重大作用，不是指责个人，而是抨击驱使个人如此行动的环境。

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官办的，或主要是官办的。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以至于民国，几千年间大多数的年月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着。这对造就悠久的古文明自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历朝有一个几乎成为传统的习惯做法，就是用极大的力量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以至于渗透到日常个人生活的方式方法，生在这样的环境，战战兢兢尚且栗栗危惧，哪能有积极进取的宏放的性格!鲁迅指出过：“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鲁迅又曾指出：“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样苟活的社会心理，仅仅归之于一般的社会环境，自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很不够，而且这种思想，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也是能具有的。达尔文关于“如果把人养育在与蜜蜂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社会毫无疑问地使我们的未婚的女性同胞们和职蜂一样，以杀戮自己的兄弟为一种神圣的义务，使母亲们企图杀尽自己能够生育的女儿，而谁也不会想到提出异议”达尔文：《人的由来》。的著名比喻，就是一例。鲁迅后期不止于此，他是进一步从经济关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及其政治措施来观察这个问题的。他曾指出:“《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就是关于自首之辈之多，鲁迅也认为是国民党淫刑厉害的结果。他说：“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鲁迅书信集上·438致曹聚仁》。这种不着重于个人品性的谴责，而着眼于历史的、社会的条件特别是政治性的条件对人的决定作用，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任何社会，无论是天赋、品性、思想、道德，卓异的和优秀的人物都是有的吧，他们是可贵的，堪为楷模的人物，但是，他们又是极稀少的，离开社会条件，单纯倡导“人各有己”，发挥自我的个性，最多只能成长极少数的佼佼者。只有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客观的条件适宜与奖励人们向上的发展的时候，才会有群众性的优秀的气质、品性、思想和道德的普遍提高，才会有全民族的向上的发展。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根深蒂固的旧文明，批评各个阶级、阶层以至全民族的民族性中的缺点，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抨击直欲保护一切黑暗的国民党政权，正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社会生活条件而贡献一份力量，为实践自己“立人”的理想做着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工作，鲁迅著作的总主题即在于此。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思想家（5）

怎样评价鲁迅的关于人的思想体系呢?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鲁迅关于人的思想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应该着重于掌握鲁迅思想的内容，从鲁迅特有的术语的内涵开始，客观地、准确地分析鲁迅思想的发生和变化发展的全过程，分析鲁迅思想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着重实际而不急于挂上各种招牌。

鲁迅如此注重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西方欧美各国在近代历史上空前的进步，“根柢在人”，认为中国的改造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无疑是正确的。人是我们这个星球——地球的主宰，也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生产史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发展史。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固然离不开人，即使自然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也是直接和间接地与人息息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主体，无一不是人；它们之间的分工，不过是侧重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个侧面不同罢了。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尽是人，但是研究的主体不但是人，而且研究的结果无一不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鲁迅以毕生的精力，直接研究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条件及其改造，这是他的思想体系的独特性。鲁迅著作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不朽的珍品之一的原因，正因为它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民情和民心的科学史。1925年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事实证明，鲁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934年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杂文的时候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们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这是实事求是的自我评论，是一位成熟了的思想家的自信。

但是，重视人虽然是正确的；而关于人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等等，是不是正确的呢?这是我们必须着重研究的问题。

有一个基本观点或者说前提是很明确的，即鲁迅思想中的“人”，始终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人，历史的、国家的、民族的甚至地域的人。也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鲁迅自觉参加文化战线从事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的第一批论文，有一篇就是《人之历史》，这是鲁迅关于人类发生学的研究结论，是他对于人类起源的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的阐述。在人类的起源这一问题上，鲁迅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鲁迅并且认为：“造化自著之进化论，而达尔文剽窃之以成十九世纪之伟著者也。”《集外集拾遗·中国地质略论》。这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客观的了解。鲁迅的自然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从个人角度来说，鲁迅极其幸运的是，他在从事社会改造运动以前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训练，19世纪自然科学上的三大发现鲁迅都学习过，都接受了，并且在早期论文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是当时沐浴着欧风美雨的中国给予鲁迅最积极的影响。恩格斯曾经叹息：“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从费尔巴哈身边溜过去了，本质上没有触及他。”《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而鲁迅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思想家，尤其是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中国的思想家，鲁迅的起点是高的。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个伟大发现给予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关于人种起源的科学结论，是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起点。因此任何宗教唯心主义以及关于人的本性的哲学唯心主义都为鲁迅所不取。鲁迅几乎没有就人的本性问题进行抽象的哲学思维，鲁迅从未考虑过什么抽象的人、生物学的人和一成不变的人的问题。鲁迅始终坚持人是自然、社会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唯物主义观点，始终坚持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到1928年8月进一步增加了人的本性“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的观点。鲁迅始终坚持人及其社会永不停止的进化的观点，任何时代的人都是承前启后的进化链条上的一环，没有“止于至善”的终点。18世纪的唯物主义没有进化的思想，也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而这两点在鲁迅思想中始终是非常杰出的。鲁迅前期相信“生存竞争”是人及其社会进化的动力，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2页。鲁迅思想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他总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观察、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实的、实践着的人及其社会。在前期，伴随着这一特性存在一个缺点，即对于人及其社会进化的基础未加探索，——没有触及经济，没有了解经济进化是人及其社会进化的最后决定的因素。因此当他涉及某些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因的时候，就不深刻，也不正确。比如把侵略的原因归结于“上”(帝王)、“在上者”未能荡涤的“兽性”，表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鲁迅虽然在前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