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乡镇企业也基本稳住了，我就开始朝金矿上打主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必须深入矿山去了解第一手资料。没有想到，我带上马万通主任一开始到山里转，就有人劝我：“贺书记呀，这可是马蜂窝，捅不得，前几任书记都没门儿整好这事情。你不如小气好生，每个矿点收点承包费算了。”
我有点不信，坚持看下去。没想到夜里就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贺书记，你要是断了我们的财路，你就会在这一任当上烈士！”我就不信这个邪，一笑置之。
在开扩大党委会时，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了全体班子成员。有人分析，说不定这封信还是机关院里边的人干的。我给大家讲，不管是谁干的，都说明这里边问题不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点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开发它，不能让它长期闲置；还要保护它，不能让它浪费。国家政策虽然不允许集体和个人开采，但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现大的矿床，大工业开采没有价值。我们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有组织、有系统地干，决不能像以前和现在这样盲目乱挖，掠夺性开采。同时，在这一块上，镇里必须得到最大效益，这一点坚定不移。请大家挺起腰杆，就说我说了，谁要是有本事就给我站出来，明刀真枪地干，我和他奉陪到底。后来，虽然听到下面还有一些风言风语，由于我这么一硬，竟然没有发现谁敢出头拿性命开玩笑的。
如果说，金矿是一潭深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才发现了许多问题。
就区域分布而言，尽管都是些星星点点的“鸡窝矿”，并不是没有规律，只分布在镇南部产滑石的几条山沟里。郑家湾、陈家村的两处古采洞，从地表到地下开了二三十丈深，矿脉断了线，多少年来，有人不断尝试掘进，挖来挖去，发现已经没有油水可捞。当地群众农闲时在这些古采洞附近，扒遍了所有可能出现矿苗的地方，有福气的，也能搞上几袋矿石当成一种副业收入。
第30节：第十章(4)
其中有三大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夏庄村地界上的公主岭金矿，在山东省招远县的人走后，有人顺着矿脉已经在那个大坑下开挖了四个洞口；第二个区域是在青石沟和胡桃洼两个村地界上的华严寺金矿，在十几平方公里的山峁上和山沟沟里，有小坑、银洞口、吴家洼、大坑、凉水沟、阳坡六个矿点；第三个区域是在二岗沟村后山上的菊花寨金矿，有两个探口。
这三处的开采情况颇为混乱，谁想开就开上一气，连企业办的招呼都不打。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零零星星的小矿点上，到处都有人乱采乱挖，党委、政府的一些主要干部以及派出所、法庭的干警本人或亲属跟这些采矿游击大队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开采秩序已经混乱不堪，出了矿石更加混乱不堪，有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采出矿石，当地群众就上去疯抢。周边环境如此恶劣，让真正被镇里认可的采矿人常常欲哭无泪。
按照国家政策，严禁个人和集体开采金矿。但人们都喜欢“尿戗风尿，上屹缭树”，你越是严禁，就说明利益越大，越有人甘冒风险。查一查世界和中国的金矿开采史，就会非常明白。哥伦布发现美洲、非洲的新大陆以后，有多少华工到南非、到美国的旧金山去淘金，漂洋过海，尸骨未还。当今中国西部人迹罕至的地方，金矿矿床分布面积很大，地旷人稀，许多地方都有人偷偷地开采。跑到青藏高原开金矿的，全是男人，这些人无论冬夏，严寒酷暑，都是赤身裸体，不要命地干。仅供科级干部以上看的小《内部参考》上，登过一篇调查研究文章，上面说某县的金矿开采，完全被当地的黑社会把持着，这些人有土制的枪支弹药，结成了一张大网，形成了采、炼、走私黄金一条龙体系，甚嚣尘上。当地政府奈何不了他们，申请国家派武警部队上去清剿数次，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至今，也没有完全收归国有……由此可见，金矿的事情确实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要解决它，不啻从虎口夺食，不采取一定的强硬措施看来是行不通的。
底子搞清以后，我感到要想整顿好金矿，不能硬来，只能智取。我们开了几次书记办公会，吸了也不知多少包香烟，在烟雾腾腾中，思路也渐渐地清晰起来。大家充分分析情况后，觉得当前的主要毛病是涉及干部队伍内部的人太多，虽然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但都在暗地里呼风唤雨使神通。原来靠企业办的人管，力度根本不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旦发包，各种怪现象就会发生。必须把发包的权力收回来，小范围控制，一把手决策。
接着，先开了扩大党委会，再开了乡镇直部门负责人会等一系列会议。把党委、政府关于整顿金矿开采秩序的决定贯彻下去。我和刘镇长在各个会议上用几乎咬牙切齿的声调表示整顿的决心：“全镇上下，无论谁跟这次整顿工作过不去，我们就和他过不去。”
随后，就着手开展整顿工作，策略上采取先堵后放的办法。正所谓“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首先调兵遣将，让企业办在机关抽调了几个年轻有火力的干部职工，组成金矿整顿专业队，把破吉普车扎成宣传车，一台扩音机带动四个大喇叭，叫广播站的播音员录制好宣传材料，然后到金矿周边的各村，整天哇哇个不停，强化政策宣传，攻心为上。其实，那情形不过是像扎个稻草人一样，起个恫吓小鸟的作用；同时，在电视台和大街上发布公告，要求所有开矿人员到镇里登记，不登记就没有参加竞标的资格。
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说：“贺书记，报名的我每一户都收他三百块报名费，根据所要竞包的矿口不同，收他们一千到一万元以上的押金，你看行不行？”
我想了想说：“行，那报名费归你企业办，押金都交到财政所统一管理。”
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几天，让马主任他们碰了一下情况，他们诉了一肚子苦水，从而听得出效果并不明显。金矿开采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养成了习惯，很少有人理睬你政府的公告，来企业办报名竞标的寥寥无几。正在开矿的那些矿口，一看见宣传车去了就停，车一走马上开工。由此看来，不上力度是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的。
第31节：第十章(5)
于是，我们几个书记商议一下，决定动用武力开战。不刹住这股歪风，机关干部队伍里就有人看我们的笑话，这件事如果干不好，今后许多事情就更不好办。
打个电话，派出所所长田金虎就开着他那辆破吉普车跑来了。我从床底下掂出一瓶“五粮液”，先赏他一小泡下肚，然后说：“老弟，我叫你来，是出力的。你必须给老哥我立一功，把全镇正在开采的金矿全部搞停。在三个月以内，不准任何人动一寸矿山。干得好，你那辆破吉普车就扔了，我给你换一部‘黎明’行不行？干不好，你这所长就不要当了，回家抱孩子还是很称职的！”
老田虎颇为激动，一拍胸脯说：“请书记大哥放心，我们坚决不折不扣落实你的指示，如果干不好，我把田字倒着写！”
我说：“你老弟说的算毬，你那田字轱辘着写还是那个样儿！”
这家伙皮皮地一笑说：“这不是个心情嘛。”
下去后，这小子果然动了真劲儿，雇了二十多个临时用警，发了袖章，死守着各个矿口，一有情况，就鸣着警笛，毫不客气地上去抓人，很快就把金矿开采全部停了下来。大气候形成后，虽然损伤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也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机关里议论纷纷，说多年没有治住的毛病这次叫贺书记给治住了。
“堵”法出现的第一个积极效应，就是要开矿的人都到企业办报名了。想开矿的人确实不少，到企业办报名挂号的不下四十人，这才初步澄出了底子。这些想开矿的人私下活动很频繁，想了不少门道试图争得开矿许可：有托上级、同学、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有专门在机关找书记、镇长和企业办主任的，有在县城请吃饭的，还有人半夜里敲门，好比是情人相约，不见不散。
一天晚上，还是那个叫胡小本的小伙子，来到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再怎么拉，说啥也不起来，说出的话更加瘆人：“贺书记，我也没有给你拿什么礼物，你不答应我，我不会站起来，因为我是一个死了的人！”
我说：“哪里话呀，你不是好好地在我这屋里吗？”
他哭了起来，说他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进家，说着伸出左手让我看，少了一根小拇指头。他说，为了开矿，他请人看了一片阴宅，看地先生说埋在这里可以发家。于是，就做了一个小棺材，一刀把自己的指头给剁了，当做自己的替身，偷偷地埋在了那个地方，同时发誓开不出金子不进家门。还说：“贺书记啊，这个秘密父母、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让贺书记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给我传出去。”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足以看出那些开矿人为了发财的痴迷程度。这些人一般出手都很大方，送钱、送首饰成了家常便饭。我对于所有送钱的一概拒绝，戒指、项链就不容易推掉。因为他们都说是自己开的矿，自己炼出来的，算是土特产。想一想，反正是为了开金矿，这种说法也在情理之中。只要觉得这个人有开矿的实力，实在推不掉就收了下来。最后集中在一块儿，悄悄地交给财所所长范聚宝，对他说：“你把这个给我处理了，变成钱，我们上廊坊时用！可要保密哟。”范聚宝知道这是为了防止其他领导难堪，点头一笑就去办理。
出现了这种好势头，我更加存气了，不管春亭、万通再催，只是不松口开始发包。我觉得，这是在导演一场“黄金开采大战”。我跟他们两个讲，不与这些利令智昏的人接触，你就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和这些开矿人实力的大小；不吊一吊他们的胃口，你就很难让他们出血。他们在理解我的意图之后，配合得确实不错。这些望眼欲穿的开矿人，整天在希望和忧虑中度过。我的意思是，一旦将全镇金矿情况摸准后，我让企业办写出通告，开始发包。
正是：要牵牛鼻子，须下深工夫。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32节：第十一章(1)
第十一章
受形势迫使抓灌中重建
被环境驱动唱重教高调
县委吴书记放弃抓工业，设计出“爱民富民工程”，确实引发了我一些大政方针方面的思考。
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一些报纸上经常深恶痛绝地报道，说有的地方只要换了领导，新上来的人为了快出政绩，上了任就要另搞一套，干了不少“张书记修李书记扒”的劳民伤财的蠢事。往往言之凿凿，激起一些知识分子的义愤，接着口诛笔伐，严厉声讨。现在考虑到，这种说法要么是前任领导对记者的授意，要么是一些书生的迂腐之见。不能否认确实有“张书记修得好李书记扒得错”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对“张书记办的错事”，也不让“李书记纠正”，一律说成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动不得。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不在台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不考虑自己怎么干，干什么，那肯定不是一个清醒的领导。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不可能每个人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上一任的领导修的东西，如果下一任感到影响了发展大计，那么即使扒了又有什么不可？在这方面，有许多与他们想象得正好相反的例证。
大的如毛泽东主席，解放以后，一直判断要打世界大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决策，全民皆兵，长期备战，把兵工企业全都搬到了山沟沟里。几十年折腾下来，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个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上台后，根本不去深山沟，而是跑到深圳画了一个圈，那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准备打仗的前沿阵地，现在倒成了改革开放的热土。
中的如20世纪70年代鸭阳油田开发后，国家决定就地建一个炼油厂。当时鸭阳地委书记是个农民出身的人，对土地一往情深。省领导向这位地委书记安排建设炼油厂时，他坚决顶了回去，说建油田就已经做出最大牺牲了，再建炼油厂，又要占不少耕地，老百姓没有地种，哪有饭吃？结果这个项目被邻近省轻而易举地拿走，滚滚油流流向了那个水乡小县，这边出油，那边挣钱，一业兴，百业旺，经济发展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没过多少年，那个县变成了一个地级市。后来历届地委、行署领导一提起这件事，无不认为那个老地委书记干了一件大蠢事。
小的如一个乡镇推广湖桑，种了几百亩。结果桑蚕业当年就不景气，老百姓气得拔掉桑苗，几百万桑苗贷款至今没有人还。下一任领导上任，没有办法只得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