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人家属于个体工商企业，政策界限不一样，1954年城镇工商业改造时就确过权，有证据是人家的。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政府机关所在地，这一家人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他家的老人已经谢世，几个儿子还是搬出政策，找来依据，不依不饶，想把房产要回去，说他们的爹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儿。在任的党委、政府领导没有一个不觉得这样给他们太丢面子，就一直没有答应。因为“迁都”是一件大事，咱这灌河街范围内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气的地方，尽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况搬一次要花上大笔的钱？于是产权之争就由不断上访演变成了马拉松官司。眼看政府要败诉，当时的领导不得已就和江家达成了妥协，答应赔人家一部分钱，法院就按时价，给他们判了一万多块钱，可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一分钱，一直拖到了现在。

上次垒院墙时，广远书记一有动作，人家就找上门来，也不知他们是咋协商的，反正安排我们不扎根脚就垒了院墙。领导定了，我们只得照办。

听了这些曲曲折折的经历，我心里好笑，我们有些干部，动不动就说群众是“刁民”，其实，政府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众耍赖皮。但我还是安排安双辰，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个一劳永逸的。

仔细测算，大门口连个门卫房都盖不成。如果盖了，小汽车就拐不进来。所以，几易方案，最后我拍板，就修一道院墙。但是，外边一定要涂成像天安门那样的红颜色，我们党就是崇尚红色，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共产党的天下，象征着事业红火。

院墙一倒，冷飕飕的秋风夹裹着风凉话从前院穿过楼道，顺着台阶，向北走又向东拐，一直进了我的办公室，钻进了我的耳朵里。机关里纷纷议论，这院墙倒了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了，那棵柏树枝折了，更是不吉祥，机关里恐怕要出事儿。因为这棵柏树是院内一棵最古老的树，怕是在三百年以上，已经有了仙气。还是曲广远书记在时，朝西北的一个枝子就折过，结果孟镇长就栽了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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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第二十章(2)

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一次孟镇长在招待所喝醉了酒后，走着蛇行步，三摇两晃地回了机关，没有过前楼直接到后楼进宿舍，却上了前边二楼东头一个叫房青坡的屋里。

房青坡和他爱人杜红叶都是机关干部。小杜这个女人，长得的确可爱，年轻，脸蛋漂亮，身材属于魔鬼类型的，文凭比房青坡高，业务比房青坡棒，作风也很正派，正是女干部的培养苗子。房青坡历来就对他老婆不放心，终日疑神疑鬼的，干一些跟踪盯梢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天，孟镇长进他屋里不过才一二十分钟，正巧房青坡回来，推开门，撞见孟镇长正和他老婆在沙发前拉扯推搡，顿时火冒三丈，开口就骂：“啥鸡巴镇长，大白天调戏妇女！”上前扯住就是一顿暴打。小杜也不去拉一下，只在一旁捂着个脸，“呜呜”地抽泣。打了一气，孟镇长的鼻青了，脸肿了，酒也快醒了，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了好几处，从房青坡屋里跌跌撞撞出来，楼上的人赶紧回到了屋里，楼外的人躲闪不及，都知趣地紧急肃静回避。孟镇长回到自己屋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打个电话，叫供销社的车把他送回了城里。

青坡和红叶觉得院内的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更加盖不住脸了，两口子协同作战，找曲书记告状。

广远历来和孟镇长是面和心不和的，说法上就存在了讲究：“不要哭了，不要闹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房青坡说：“曲书记，你得给我做主，一定得处理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广远说：“怎么处理？他是镇长，我没有权力处理他！”

这一激之下可不打紧，两口子就停止了工作，下午打车去到了县纪委，纪委书记听了情况后，安排两个同志来镇里调查一下，机关里的同志们没有肯落井下石的，都推说不清楚情况，回去给纪委书记汇报后，觉得不好处理。正巧县委书记给纪委书记打来电话，县委书记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也没有形成事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叫广远回去安抚安抚就是了。”

纪委书记又给广远打电话，广远立即赶回了县城，对两位书记说：“事情真的不大，老孟是喝醉了，找这两口子无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去谈工作，还不是有点晕，站不稳小杜扶他休息一下，这个房青坡就以为是调戏了他老婆。不过，打了老孟，这事我得回去处理！”

老孟回到家里，老婆一点也不心疼他，又跟他美美地生了一场大气。过了几天，心情恢复了一些，给广远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没脸在灌河工作了。于是广远顺坡下驴，给县委提出要求，调整一下老孟的活儿。县委就把老孟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局里，任了一个带正科级括号的副局长。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绯闻很快就传遍了县城，老孟就成了酒桌上一时的笑料。

这件事情，我是早有耳闻的，对于机关传出的闲言碎语的“嘴八卦”，并没有往心里去。反正那棵树的主干挺拔，枝叶繁茂，只因为是上了文化局的册子，没人敢整修罢了，所以依然要求安双辰抓紧修复院墙。

一动工，就出了事儿。四个妇女在大街上吵吵闹闹，说什么也不让动，引得好多群众围观，原来老江家真的要出面干涉了。做活的都是本地人，挡一下，他们就停工，催一催就开始干，一干，就又出来闹，就这样耽耽误误，硬是半个多月没有把院墙拉起来。

到了后来，闹事儿逐步升级，一直闹到刘镇长那里还不罢休，最后闹到了我的屋里。一个叫“九妮”的小媳妇，最会撒泼，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骂人话不粘嘴皮子就出来了，硬逼着我表态，赔他们的家产。跟这些胡搅蛮缠的妇女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人家又占理，没法叫派出所干警出面拿法她们。我一直没有吭气，几个副职好说歹说，总算把她们劝走了。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江家的四弟兄中，有三个都比较老实，经常出头露面的是老三江长永，人也通情达理，不是个混球儿，九妮就是他的老婆，只要他不说啥了，那三家就不会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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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第二十章(3)

有了这个底数，我叫人把江长永找来，亲自跟他谈判。长永说：“贺书记别见怪，我们这样做，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些年，为了打这个官司，俺家花了不少钱，总算是赢了官司，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现在也不要钱了，只要求政府恢复我的房产，我得对得起我的先人。”

我说：“长永，你是个明白人，清楚人好说，糊涂人难缠。明说吧，地皮总是国家的，你老祖上在这上边盖的附属物早已不存在了，给你咋毬恢复？法院已经判了一万多块钱，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到我这一任上，我给你落实就是了。”

长永说：“只给判了一万多块钱，十来年了，票子毛了，加上利息，翻成十万也不够了。”

我说：“话不能这样说，我看过判决书，没有追诉利息这一说，法院判多少只能给多少，到一百年以后也是这么多。若给你多了，显见你老兄我这个书记当得草包不是？”

长永又要求再多给点，我说：“算了吧，我已经了解，你们几个兄弟混得不错，不缺这几个钱花。你也知道镇里多么困难，你得体谅一下我这个当书记的难处。要这样不依不饶下去，这院墙我也不垒它了，反正现在时兴政策透明、政务公开，我就干脆让它透明到底了，你的钱可也别想再要一分了。”

长永坐在那里干嘬嘴，半天不吭声。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已经入港，就又劝他说：“长永，法院判你一万零点，我给你拿一万六，四家平分，这事儿咱从此算结了。多点少点，你们也不差这几个钱，只当咱们交个朋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样办，你回家备上一桌酒席，我和镇长、几个副书记把钱亲自给你送去，算给你长脸，你也算对得起你祖宗了！”

长永说：“我是行，你给了我这么大面子，再过高要求就是混账了。只是怕我的几个弟兄不答应。自古民不跟官斗，反正斗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你们看着办吧。”

我说：“别往下说了，我知道你的俩哥和一个弟弟都是听你的，等到你家喝酒时，叫他们过去倒个酒就是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正是：办公事也要说私话，论道理更须讲感情。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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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第二十一章(1)

第二十一章

领导交办事惹领导不快

官员费斟酌整官员有殃

院墙倒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其实不好的兆头早就出现了。

在乡镇工作，没有星期日回家休息的概念。这是因为县级以上部门都是按部就班的，向下边部署工作一般都在每周的前五天。乡镇的头目从县里领到“圣旨”、“钦此”以后，正好到了周末，乡镇干部必须回到岗位上去落实上级精神，多少有点“睡颠倒”了的意味。所以，大多数城里人以为是周末的日子，乡镇干部正在底下拼杀。同时，乡镇工作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阶段性，除了正常的部门或者叫做线上的工作以外，作为书记思考并部署的重点工作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因此，我们就大而化之，把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称为“什么什么战役”，俨然以将军领兵打仗自居，反正历来吹牛是不上税的。

一个星期天，县纪委吕士敬书记要来灌河休息。我这里本来就是纪委书记分包的，所以对于吕书记的到来，并不觉得意外。有好几次到了周末，吕士敬书记忙了一个星期，累了一个星期，到这里休息一下，我就好好地陪陪他，是自然的事情。但有时因为七事八事，吕书记往往在电话里事先特意交代，你该忙你就去忙，不要管我，留下镇纪委书记牛振山就行了。所以，接待工作就显得宽松，如果真的有事，不陪他也没有什么，家常便饭的事情争不得那么多的官场礼节。但这次吕书记特意交代要我在机关等他，说完事以后再找个水库钓钓鱼，放松放松神经。

说话间，吕书记就到了，刘春亭镇长和平奇、春跃、振山这些主要头头围了一屋子，吸烟喝茶扯一阵子闲篇之后，吕书记漫不经心地说：“你们忙去吧。”大家就知趣地走了。

吕书记对我说：“振宗，广远在灌河工作了两年多，力度大，成绩突出，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部分人。几个月以来，市委、市纪委以及吴书记、我和县纪委收到了不少告状信。这些信多数是匿名的，一些还是署名的。信中反映了广远同志大量的经济、作风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不像是凭空捏造。咱们党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历来是保护大多数干部，也不袒护不成器的坏干部。县处级是市里管的干部，如果不是市委和市纪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要求我们‘认真工作，慎重处理’，只要反映的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上访的批量不大，纪委原则上不找事，免得冷了在基层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的心。但情况复杂了，就得有所动作。我和吴书记议了一下，意思是让你们先自查自纠一下，矛头不要对准广远，摸出一个大轮廓，咱们再细致地分析一下，梳梳辫子，好对上对下有个交代。吴书记特意说，相信你会处理好的。”说毕，把一沓子上访信件交给了我。

一席话，说得我心头沉甸甸的，脊背冷飕飕的，心里一时想的不是广远老兄，而是对当官瞬间产生“绝望”的念头，平日里大家都看到的是当着一把手时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多少人甘愿捧你的“臭脚”，一旦下了野就有人告你的黑状。这些人不是“秋后算账”，而是年后算账，年后算账啊！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这个 “火药包”，主要是看署名情况，却没有看到一封是署名的，一下子就明白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上级把矛盾推给了下面，本不该我做的事情，由我来做，有一点闪失，就是祸不是福啊。

送走吕书记以后的几天里，我反复看了这些材料，从这些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掂量它们的分量。憋了一肚子气，心里抱怨吴书记，你说过不让我“评价前任的功过是非”，就不该把这个“酱罐子”扔给我叫我作难。

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