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生活的零星回忆。——除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外，这篇作品里的故事、背景显然都是纪实的。

张爱玲的作文虽享誉全校，她的国文水准虽受到汪先生的一再推许，但是看来并不是每个教师都肯赏识她的才华，至少圣约翰大学的考官就不肯——张爱玲中学毕业后报考该校，国文居然没考及格。汪宏声在文章中提到了此事，不无称奇之意。不过他更感到惊奇的还是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表的“最恨”一栏中填入的一行字：“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此话出自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之口，确是惊人之语。这里面多少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不过自况的成分也是不容怀疑的：那时她的自信心“日益坚强”，还未在母亲的怀疑目光下演为自卑，她颇以才女自许；另一方面，她对母亲的不幸的婚姻与自己的命运作了夸张的联想。汪先生看了之后惊奇、不解而又对这位得意的学生表示理解，很爱护地希望她“暂时——只好希望是暂时——不结婚”。

读书岁月(4)

以他对张爱玲的赏识、抬举，以及在打油诗风波中对她的回护，汪宏声可以算是张的一位“恩师”的，可是他似乎与圣玛丽亚女校一起，都在张爱玲不想提起、愿意忘却之列。不知她对这位老师作何感想，她从未在文章中提起过这段师生之谊，也从未表示过感激之情，她肯定读过老师写自己的那篇文章，但我们不知道她的反应。不过我们也不妨把涉及到她中学时期习作的那篇《存稿》看做一种含蓄的表示：她否认自己从她的国文教师那里得到了什么为文之道，她把那些受到奖掖的作文都给否定了。——既然她对新文艺已渐生不满乃至鄙薄之意，她对热心鼓吹这种“新台阁体”的汪先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有什么敬意了。

中学毕业以后，张爱玲在家温书准备考大学，我们在此可以回过头来补接上前面写到的她在母亲家的那段生活，等她母亲的淑女培训两年计划过去，她已经准备着启程去香港念大学了。她母亲的两年计划宣判了她最终是一个不合格的淑女，但她在另一种考试中是合格的——那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她考取了。也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去不成，她这才改入了香港大学。

自从接受私塾式的教育开始，张爱玲就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因为要好，上进心强，她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先生为她的读书操过心。小时候因为背不出书，她自动加班加点，枯燥乏味的课程她也学得用心尽力。似乎只有沾上淑女味的科目她才会偷懒耍滑，比如钢琴。她喜欢钢琴正是她醉心母亲那种生活情调的那一时期，“其实喜欢的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当她明白了学钢琴是怎么一回事，而琴先生又因为她偷懒常打她的手之后，钢琴在她眼中就成了“苦难”，常在应当练琴的时间坐在钢琴后面的地板上看小说。但是对于那些于她的前途有影响的课业她从来不敢怠慢，不管喜欢不喜欢。

似乎从中学时起，她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像周围的同学一样，走“女学生——少奶奶”的路，中学毕业后她母亲更是明确地让她自己做过选择。她称她母亲提出过“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就不必读书，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这同她在逃离父亲家之前母亲捎话让她想明白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不用说，张爱玲选择了后一条路。不论走哪条道，好的成绩当然都需要，但对于走“女学生——少奶奶”路线的人，好成绩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有装饰的意味，对于张爱玲，好成绩、高分数却有更实际的意义——她是要仗恃它们去获取深造的机会，最终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与名声，所以她格外地用功。到了香港大学以后就更是如此。她的目标很明确：争取在毕业后能到英国继续深造。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位教授曾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来没给过他给张爱玲的分数。于此可见她对分数的看重，而她为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包括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三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直到日本人进攻香港，她的计划被打断，她才在旧小说中陶然忘情了一回。大约只有绘画没有完全被她牺牲掉，但那也是因为不占太多的时间，而且她放开手来尽情地画，也还是在战事发生之后。此外她牺牲的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的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她总是被迫着的，心里很不情愿，认为是糟踏时间。

后来她承认，在香港的三年，于她真正有益的也许还是学业之余的这些与山水、人，与环境、社会的接触。此话当然不难从她后来创作的那些香港“传奇”中得到印证。香港对于张爱玲是个全新的天地，这里的接近热带的地理自然环境，蓝的海、红土的山崖、长得泼辣妖异的植物，总之是浓得化不开的景物，还有殖民地的怪异的风俗人情，无一不给她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在她这个外来者的眼中，这一切都化为一种刺激的、犯冲的、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这里的人也是令她感到新鲜而又陌生的。她的同学多半来自英国各殖民地国家，印度人、安南人、马来西亚人、南洋华侨的子弟、英国移民的后裔、欧亚混血儿都有，种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她中学的那些同学与她的背景纵有不同，相去亦不至太远，何况大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现在的同学，则其心理、行为方式对她都有几分谜的味道。

读书岁月(5)

她的计划、她的上进心抑制了她的好奇心，那时她并没有花更多的精力探究这块地方、这些人，而且她恐怕也没想到这里的一切会进入——至少是那样快地走进——她的小说。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已经使她对这里的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于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她自己所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必先有个存心。所以一旦回到上海，提起笔来写小说，不久前她还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她在那里见到的、听到的、感到的，都在她的意识中鲜活地蠢动起来，迅即为她的想象力照亮。她最先写出的“传奇”都是香港传奇：最早发表的三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有时为了营造特异的气氛，她想象着让她熟悉的一些人物原型来到香港的舞台上上演他们的悲喜剧。《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孱弱、萎靡的形象的塑造部分地来自她对弟弟的追念和印象，传庆的父亲与后母则有她父亲和后母的投影，而故事发生在香港。

同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张爱玲的香港传奇比她的上海传奇带有更多“怪力乱神”的成分，这恰好是因为面对着香港，她有更多的好奇和惊讶。她说她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而她可以采取这种立场，当然因为她是一个上海人。在她的眼中，香港的生活充满了怪异和不谐调，与日常的经验不相衔接。我们可以感到张爱玲在小说中用力捕捉并刻意地要传达出她对香港的种种印象，她在创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快感也来源于此。虽然她更大的兴趣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刺目、犯冲、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缺少传统的小小殖民地是她小说中一个潜在的角色。在她的香港传奇中，这块地方的色彩、情调与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同样鲜明，在某些篇章中，前者给我们的印象之强烈，甚至超过了后者。

事实上，即使撇开外部环境给她的新奇感不论，如果不是心里时时牵挂着学业、成绩的话，单凭她自己的小环境的变化，她也有充分的理由尽情地投入到课余的那些活动中去。须知从小到现在，她一直是在家长的监护，或是教会学校的严格规矩的管束之下，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自在的滋味，甚至长到十七岁，她还没有独自一人上街买过东西。大学不比中学管束得严格，她一人在外也没有了母亲家中的清规戒律，正是可以逞意而行的时候。可是为了她的计划，她心甘情愿地把到了手的自由大部分都捐弃了，她在户外的有限时间，绝大部分倒是抱着书在教室、图书馆、宿舍这几个点之间的路途上来去匆匆。

虽说她留学深造的计划未能实现，她付出的代价却不能算是白费，且不提她门门第一的成绩，她对西方文化、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了解是在这三年里打下的底子。她的人生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形，证据是，她离开香港不久后即走进文坛，而她一出手写出的作品（不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已经显示出她对人生的独特而稳定的把握（其后很少变化，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转换）——那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人生态度，中学时代她与这样的成熟相去还很远。只是不论在美学趣味方面，还是在人生观方面，她得自教师的地方很少，多半是自己的揣摸钻研。这也是她与一般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的不同之处：她虽为了高分可以费神去揣测教师的心思，但从中学到大学，其实没有几个教过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所以没有几个教师能对她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包括将她视为得意学生的汪宏声。也许只有一人是例外，这就是她在港大时的历史教授佛朗士。

据张爱玲的介绍，佛朗士是个豁达随便、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英国人，“彻底地中国化”，会写中国字，而且写得不错，爱喝酒，爱抽烟。他在人烟稀少处有三幢房子，一幢专门养猪；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备有一辆汽车却是给佣人买菜赶集用的。他的不修边幅和三分玩世使他没有多少英国人惯有的道貌岸然的绅士气，倒有几分中国文人的名士气。校中纷传的关于他的一件趣事即可见出他的名士气的一斑：他曾与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的玩世也见于他对英国的态度。他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却没有多少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这是张爱玲的推测）。

读书岁月(6)

佛朗士自然也把他的作风带到了课堂上。他对那些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以及四平八稳的历史书显然是不满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从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她曾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私下里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而她在佛朗士这里听到了。佛朗士的授课即使对张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启迪和支持了她后来的态度：“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张爱玲称学生（当然也包括她自己）从佛朗士那里“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并且说“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在文章里还很少对别人表示出这样的敬意。

这位教授讲的是哪一段历史，他究竟向他的学生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这些都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也点明了张爱玲把握、认识人生的独特方式以及人生观构成上的特点。她厌恶理论，并不追求观念上的自相一致，而希望在对历史、人生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之间求得平衡与统一。所谓“扼要的世界观”，作为对人生、对世界的粗略看法，本身也许分量不够，却因为有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做底子而显得丰厚。在粗略的一条条看法之间，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貌似矛盾的见解皆消融、调和于深切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态度之中。唯其如此，人生观对张爱玲具体而微，几乎是一种可以触到、见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

港战中的印象(1)

张爱玲一心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说地来影响她的命运。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她埋首书本的学生生活，几年前因为欧战，她未能如愿去英国读书，这一次她毕业后赴英国深造的计划再次受挫。不过对她不久以后就将开始的写作生涯而言，学业的中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时为止，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一个与社会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封闭环境中，她的人生经验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阅读以及其他形式的间接体验。战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与社会照面的机会，从战争爆发到她离港返沪，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以她的内省与疏离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