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向他打听耶稣受难瞻礼何时开始。他刚要开口回答,一个声音在我右侧响起:
“10点,我的神甫。”
我转过脸去。一个脸色红褐、满头白发的人刚大模大样地走进门。他贴近我,把胳膊肘支在柜台上。我朝他点点头,装出感谢的微笑。
他毫不客气地盯着我看。顿时,我不快地感觉到:他似乎已经看出我是个化装成教士的警察。
“你是第一次来参加卡泰纳乔1吗?“
1即耶稣受难瞻礼。——原注
与这种人不能乱吹。他那对眯细的小黑眼珠一下子就看透了我。
“第一次,”我回答道,“布尔主教区派我到这里来的。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教士来科尔特和萨尔坦参加耶稣受难瞻礼。”
我为自己的胆量而吃惊。我心里想,我甚至连布尔有没有主教都不知道。我只记得那里有座教堂,大概是在布鲁城门吧。我曾和我的金发妻子玛丽丝在教堂对面逗留过。那里有一家物美价廉的小饭馆。为了那次恋爱旅行,伊多瓦纳把他那辆标致牌轿车借给了我们……
“哦,这么说,”我这位邻座用舌头舔了舔沾在唇边的几滴卡萨尼斯酒,“你住在萨尔坦喽……准是住在圣达米亚诺修道院里吧?”
我不知所措地埋头在喝了一半的第二杯酒里。就像对布尔主教教区的了解一样,我对圣达米亚诺修道院同样一无所知……
“一个朋友在普罗普里亚诺借给我一个房间,”我谨慎地回答,“在复活节期间……”
“啊,我明白了!所以你才坐长途汽车上这儿来了!”
我没有看错,这个卡萨尼斯酒迷是一个坏蛋。他开始相信我了。为了最终取得他的信任,我请他喝了一杯。
“这会儿大赎罪者正在做祈祷吧……”我说。
他狡黠地拿起酒杯。我们默不作声地喝着酒……我对萨尔坦耶稣受难瞻礼的了解,是在严冬的某一天值班时,无所事事,从我的值班伙伴波里那里听来的。他向我谈起了家乡的信仰和迷信、节日和礼拜仪式。我这才了解到,只有当地教士才能见到大赎罪者。他也许是个正直的牧师,也可能就是一个大恶棍。从中世纪以来,他的身份从来没有公开过。在科西嘉,人们从来不对教士的神秘职业说三道四。
我的这位站在柜台边的邻座把我从思索中唤醒了:
“该回家了,”他说,“我还要去准备蜡烛呢。”
他叹息了一声,朝饰有两个制作粗糙的天使像的座钟瞥了一眼。座钟上方放着一支破旧的喇叭口火枪。这杆枪在过去想必为某位游击队员带来过运气。
他向我伸出手来。我心想,不能握它。一个穿教服的教士可以握手吗?我疑惑着。我想照例为这个微醺的挑衅者祝福一番,但终究克制住了。我看着他走出去,随后就付了账,包括那黑眼红脸汉忘记付钱的第一杯酒。
刚刚6点。我还有时间溜达一会。我穿过广场。记得在许多意大利影片中,总有一个教士横穿广场的镜头。
我划着十字,悄然走进教堂。两个工人正在忙着把一只巨大的十字架从墙上摘下来。他们一个摇晃着十字架上部,另一个两腿跨蹲着,吃力地扶着下端。我用和蔼的目光鼓励着他们,走向祭坛,屈膝跪下去,开始祈祷。
我口中念念有词,为尽快结束这场喜剧而祈祷,但愿早日回到蒙玛特尔那套三居室带厨房的家里去。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在这块传奇般的土地上,我将一无所获。既不可能找到马耳他人,也找不到对部长来说是那样重要的文件。为了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所能做的就是设法找到逃犯姑妈的家。
一条廊道展现在我眼前:这是一条穿过市政厅的拱顶长廊。我走进旧城区。偶尔有几盏路灯在闪烁,那光景就像巴黎小普塞珠宝店橱窗里钻石首饰发出的幽微闪光,投照在小街的石板路面上。山坡上,鳞次栉比的花岗石建筑物宛如堡垒一般,傲然耸立在我面前。房屋间石拱横跨,重重叠叠。磨出脚印的台阶,如陡坡一样向下伸展,形成了一组无穷延伸的拱形建筑群。
“请问,坎布齐亚家在哪儿?”
一个穿着烂草鞋的长须老人从拱廊里应声而出。
“坎布齐亚?”他指着暗处的一幢房子,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回答道:“你说的是奥拉斯、维克多还是拉埃蒂迪亚?奥拉斯住在一楼,维克多住在二楼。拉埃蒂迪亚就住在哨楼前面。”
就像反反复复对一个孩子讲故事那样,他颠三倒四、惴惴不安地重复着这些话。随后,他看出我是个教士,就拘谨地致礼道:“您好,我的神甫。”我回答:
“我要找的是多米尼克的姑妈家。”
“哦!是拉埃蒂迪亚……他兄弟死了……”我如此专注于自己的角色,几乎要教训他说:天主的道路是无限的。既然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受人关注,我也只好洗耳恭听。他还在唠叨不停:
“是啊,……他死在马耳他,可怜的安托瓦纳……幸亏他留下了多米尼克。他是拉埃蒂迪亚的好侄儿,常来看她,寄钱给他。她很需要钱……”
突然,他意识到不能把什么都捅出来,即使是对一个教士。他赶紧连招呼也不打就转身走开,口里低声咕哝着:
“一会儿见吧,我的神甫。或许我们会在耶稣受难瞻礼上再见的。”
萨尔坦的夜晚,就像蜂窝被熊掌端了一脚那样,在我眼前飞旋狂舞。
回到中心广场时,我的模样就像一头窜到竞技场中央的斗牛。为了与我的教士身份相称,我来到位于城口博尼法乔路上的圣达米亚诺修道院,在高墙前徘徊着。我不想翻墙而入,也没有敲门,免得教会里的人注意我这身教士长袍。……当我折回来时,眼前的景象蔚为壮观。全萨尔坦城被千家万户窗洞里的蜡烛和油灯照耀得一片通明。簇簇火把恰如鬼火一般高低明灭,映照在周边城墙的草茎之上。我看到,在山谷里,邻近的村庄也闪闪烁烁地跳跃着一片悼念耶稣受难日的火海。
广场比我想象的还要喧闹。咖啡馆收音机的音乐淹没了整个广场。一些目光忧郁的人在寥若晨星的路灯下闲聊,不时从这群人走到那群人中间,用方言招呼着。披着头巾的老妇人颇似一群妖婆,幽灵般地向教堂走去。姑娘们犹如仙女一般臂挽着臂走来走去,洒下高跟鞋擦地的一串串清脆的脚步声。小伙子们神气活现,却又腼腆害羞,不时悄悄地和她们回顾流盼,既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走到一起去。
这时,嘈杂声突然被一阵窃窃私语声替代了,就像魔术师挥动手中的魔棒一样,收音机也全都鸦雀无声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教堂的正门:第一个赎罪者将从那里出来。我扇动肘部推开越聚越紧的人群,尽量向前靠近。大赎罪者首先出现,肩负着刚从教堂里摘下来的沉重的黑色十字架。他穿着鲜红色的长袍和蒙面风帽,风帽上的折裥像扣结一样盘得紧紧的。
我的心里捉摸不定。怎样才能在这些相同打扮的人群中发现目标呢?只有胖子才想得出让我陷入这种陷阱里去。
我已经挤到了很前面,发现红衣赎罪者的身材很像马耳他人!我几乎要相信这种巧合了,想象大赎罪者就是马耳他人。这似乎有点过分,即使马耳他人是个宗教狂,他也不会这么干。红衣赎罪者赤着脚向前走去,右踝拖着一条沉重的锁链。我能看到的就是他那双脚。看脚也是一种鉴别正身的独特方法,但不太可信。我仿佛是在向罗布兰传送有关脚部特征的信息。尽管眼下是很庄严的时刻,可一想到司法鉴定处竟然与脚的特征打交道,我还是忍俊不禁地想笑出声来。检查手印,这还差不多,因为这是由来已久的方法。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才会去费心测量人体各部分的尺寸和细节特征。在法国,就和在意大利一样,事情干得越少越好。看来,我应该劝胖子把那些条文革新一下,这不会有坏处的。
白衣赎罪者扶着十字架的立柱,跟在红衣大赎罪者的后面。他弯腰曲背,走得很慢,双手几乎要碰到地上。一身洁白的长袍和风帽在烛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从他的姿态上,我无法判断看出他的身材是否和马耳他人一样。不过他看起来也很高大。后面是教士,修道士和不戴帽子、穿着白衣、披着红斗篷的合唱队。他们手里的大蜡烛摇曳着火焰。这里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现。他们裸着脸向前走去。他们中没有马耳他人。不过,我还想看看殿后的八个黑衣赎罪者。他们的身材没有一个像多米尼克·坎布齐亚;马耳他人一半是英国人血统,他的身材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个黑衣修士扛着一口棺材。缀满百合花的白色裹尸布上,躺上一尊木雕耶稣像。另外几个人举着一顶遮护耶稣像的华盖。
我汇入了绕行教堂的瞻礼队伍。人流拥进一条小路。没找到马耳他人。我只好观赏起照耀着建筑物的烛光夜景来。这时,一个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喂!好一个教士,你在这儿干什么,嗯?”
这巴黎顽童似的玩笑令我措手不及。我吓了一跳,赶紧摆出庄重的样子。我皱起眉头,愤怒地转过头去,准备用高贵的方式来训斥这个无礼的家伙。谁知,我惊愕地看到了一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脸:没错,这个头戴黑帽、身穿灰衣、慢慢从萨尔坦的一条偏僻小路走来的矮个子,正是库蒂奥尔警长。
他,刑警大队警长也到此地来追捕马耳他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出现是令人鼓舞的。不过,他的出现又使我十分沮丧:既然巴黎警察局也来了,这说明坎布齐亚也许就在附近。可我单独一人,怎能和这些对手们竞争呢?他们想必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你呢?”
我无法隐匿自己的惊奇。库蒂奥尔微微一笑,回答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老兄。不必装扮成什么神甫了。就在昨天晚上,马耳他人又在樊塞纳森林露面了。他在那里干掉了一个小伙子。科西嘉人氏族之间的仇杀可不是闹着玩的,嗯?”
9
卡尔迪奈街上生意兴隆的夜总会门口,出现了吉诺·托利和他那辆青苹色的卡迪莱克牌轿车。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地体会着当老板的乐趣。三十年代外省人趋之若鹜的“两姊妹”旅馆,已在几个月里改建成巴黎最具风月繁华的青楼会馆之一。寻花问柳的男男女女在这里幽会聚欢,醉生梦死,淫荡作爱:他们中有放荡不羁的丈夫和水性杨花的妻子,勋章绶带的爵爷和娇嗲妩媚的女秘书,政客党棍和寻找阔佬的末流影星。
吉诺·托利以生意人的精明干练,统率着他的幽会俱乐部。他在色情领域堪称行家里手。位于地下的旧厨房被改建成色情电影放映室。由一架漆成黑色的电梯通达的两层楼面上,每间客房彼此可以相通,房间的墙壁乃至天花板上都镶上了镜子。在需要提供服务或收钱时,英俊的伙计阿波隆就会出现。他会根据客人要求推开拉门,把几个单间变成一个宽敞的嬉戏大厅。站在壁龛的不镀水银的镜子后面,爱偷看猥亵场面的色棍可以一睹他人的色情百态。他只消付一笔附加费就能如愿以偿。这笔钱自然又大大扩充了房产主化名匿藏起来的财富。
吉诺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因此,他对于秩序极为珍视。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企业主,他不想妨害现存社会。他为阿波隆安装了一架罗莱福雷克斯照相机,可以从各个角度摄下那些身份可疑的男男女女。事后,他把底片交给风化警察特别大队或情报局。作为报答,他的行当得到了警方的有效保护。“礼拜堂”从未列入过受检夜总会的名单。
“礼拜堂”……这金字招牌镌刻在大门右侧的绿色大理石上。本区居民对这扇门再了解不过了。每天夜晚时分,周身精光锃亮的美国客车和意大利平头赛车不约而同地排成两列停在门前。这并不妨碍交通。夜幕降临后,此地只有狗群在阴沟洞里觅食。
如果十九世纪末的大资产者看见他们领地的下场时,准会从坟墓里钻出来:暴发的蒙苏平原不再羡慕王家的圣德尼街了。只有金钱才能突出悬殊。夏采尔街、普罗尼街、亨利一罗什福尔街上,幽会场馆比比皆是。在那里,为了严守情场隐私,必须付出最高的代价。
吉诺·托利左手提着一只黑皮公文箱,钻出卡迪莱克轿车。这只箱子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那身黑灰色的三件式西装一样。他把保险钥匙插入铜锁眼里。这是在自己家门口。不需要通报姓名,也不用让人从警眼里辨认自己。
每天午夜,按照不变的惯例,吉诺带着那张庄重的、近乎严谨的脸,前来检查夜总会的活动及现金出入帐目。铺着紫红色天鹅绒地毯的暗梯把他引向四层顶楼。他就在这里布置了一间豪华的色情业总经理办公室。阿波隆在这里向他汇报情况,并报上应交给出资人保尔·格拉尼乌茨即煤炭商的那份营业进款和附加费的准确金额。
这位夜总会大亨是靠一笔5000万法郎的债务来经营前“两姊妹”旅馆这块地盘的。煤炭商保尔曾多次要求还债。诡诈的吉诺立即付清了利息,却逐月拖延到期的应付本款。吉诺想用提供寻欢作乐、在里茨饭店或克里翁饭店请客吃饭换来清静,但很快就被不时的争吵代替了。一个勒令还钱,另一个则以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