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长依然冷冷地：“借船出海政策，那也是有条件的，前三年的出口交货值要在1个亿以上，你们不符合这个条件。好吧，就这样，我还有事。”

“好吧”一声，我就给赶出来了。我又绕回去找那位办事员，那位姓凌的大姐。我跟她说了一下司长的说法。

她说：“那你找我们部长去吧。”

我说：“部长怎么找啊？”

她说：“你们不是挺有背景吗？你们不会没有办法的吧？”

好吧，只好找部长了。从大楼出来，给上海打了个长途电话。然后上海又给北京打了电话，请一位已经离休老领导的大秘书，领着我去见部长。

部长在长安街办公，倒是挺客气，接了我们的报告，跟大秘书寒暄了几句，问了问某老身体还好吧，等等。最后说，你们这事，我看完报告就给你批。前后不到一分钟。从大楼出来十分高兴，部长已经答应了，那我就在北京等着吧。

第二天，我给部长秘书打电话，问部长批了没有。

部长秘书日理万机，早就把我忘了：“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昨天如何见了部长等等，又说了一遍。

部长秘书这才想起来：“是这事啊，部长已经批了。”

“批了？”我很高兴：“那我去找谁啊？”

“你去找主管司吧。”

我高高兴兴地再去十里以外的那幢大楼，找到那个主管司，司里没人；又找到那个经办处，处里也没人。

第二天早上又去，还是没人，说是要下午2点以后才来。

又回宾馆，下午再去。

那位凌女士坐在那儿，一脸的不高兴。

我上去说：“凌大姐，部长那里给批了吗？”

我估计这位大姐大不了我多少，也就大一两岁吧，可为了表示尊敬，咱们只能喊人家大姐。

凌大姐斜眼看了我一眼：“批了。你知道怎么批的吗？”

我说：“我没看到。”

她说：“那叫什么批啊？”

我说：“我还真没看到，怎么批的？”

她说：“你们的报告申请批准成立什么什么外贸公司，但是部长怎么批的？部长批，‘此事请慎重处理’，就这几个字，没了。”

我说：“凌大姐，请慎重，不就是慎重一点批吗？”

她说：“‘请慎重处理’怎么叫批呢？你知道什么叫‘慎重处理’吗？”

我说：“凌大姐给指点指点……”

她说：“来来来，我教教你。你不懂领导批示的学问吧？要是批给你进出口权，领导就会批上‘同意’两个字。他一批‘慎重’，那就完了。什么叫慎重？是批给你慎重，还是不批给你慎重啊？”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你啊，这事还得找司长。”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三(2)

到了北京，找到主管部，找到主管司，找到经办处。

大机关确实不一样。一个办公室，连处长在内，一共八张桌子，虽然拥挤而简陋，却牛气得不得了。我亲眼看到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大机关的派头有多么大。

有人敲门，办公室的一名女同志咋呼了一声“进来”。房门慢慢推开，进来三位干部模样的外省来的人。可是，办公室里却没一个人理睬。

来访者中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说：“我们是山东来的，想问一点事，请问找哪一位？”

办公室里还是没人搭理，依然只管自己的事，头都不抬一下，看都不看一眼。

来访者中，有一位似乎是秘书。他有点不高兴了，就跟离他最近的那张桌上的人讲：“同志，这是我们的副省长，能不能请你们处长接待一下？”

那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冷冷地说：“副省长怎么了，副省长也得排队啊，先到那边坐着！”

来访者很不高兴，却毫无办法。北京的大机关就那么牛，他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就那么牛！这就是中国的官僚等级体制。

一位处长让我去找具体经办人，一位姓凌的女办事员。

她对我说：“你这件事已经严格控制了，没有领导的批示，这事是办不成的。”

我问：“领导批示，找谁批啊？”

她说：“你找我们司长去。”

“司长在哪？”

“在隔壁。”

一个皮球踢出来了。我就去司长办公室，一看里面有客人，就在门口毕恭毕敬地等着。等客人一走，就哧溜钻了进去。

司长说：“你来干嘛？”

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有份报告想送给您。”

司长说：“你送到处里去。”

我说：“是处里让我来的，给您看看，您有什么指示？”

“那你说吧，什么事？”然后，这位司长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一副马上就要赶客的样子。

我把大概情况说了一说。

司长一副公事公办的官腔：“这个，谁都要批外贸公司，那不行啊！国务院已经发文了，停批了。要批的话，你们让国务院再发个文来。”

这一下把我给呛住了，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让国务院专门为我发文件啊！

我赶忙说：“我们是在上海浦东注册的，不是说有一个‘借船出海’的政策吗？”

司长依然冷冷地：“借船出海政策，那也是有条件的，前三年的出口交货值要在1个亿以上，你们不符合这个条件。好吧，就这样，我还有事。”

“好吧”一声，我就给赶出来了。我又绕回去找那位办事员，那位姓凌的大姐。我跟她说了一下司长的说法。

她说：“那你找我们部长去吧。”

我说：“部长怎么找啊？”

她说：“你们不是挺有背景吗？你们不会没有办法的吧？”

好吧，只好找部长了。从大楼出来，给上海打了个长途电话。然后上海又给北京打了电话，请一位已经离休老领导的大秘书，领着我去见部长。

部长在长安街办公，倒是挺客气，接了我们的报告，跟大秘书寒暄了几句，问了问某老身体还好吧，等等。最后说，你们这事，我看完报告就给你批。前后不到一分钟。从大楼出来十分高兴，部长已经答应了，那我就在北京等着吧。

第二天，我给部长秘书打电话，问部长批了没有。

部长秘书日理万机，早就把我忘了：“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昨天如何见了部长等等，又说了一遍。

部长秘书这才想起来：“是这事啊，部长已经批了。”

“批了？”我很高兴：“那我去找谁啊？”

“你去找主管司吧。”

我高高兴兴地再去十里以外的那幢大楼，找到那个主管司，司里没人；又找到那个经办处，处里也没人。

第二天早上又去，还是没人，说是要下午2点以后才来。

又回宾馆，下午再去。

那位凌女士坐在那儿，一脸的不高兴。

我上去说：“凌大姐，部长那里给批了吗？”

我估计这位大姐大不了我多少，也就大一两岁吧，可为了表示尊敬，咱们只能喊人家大姐。

凌大姐斜眼看了我一眼：“批了。你知道怎么批的吗？”

我说：“我没看到。”

她说：“那叫什么批啊？”

我说：“我还真没看到，怎么批的？”

她说：“你们的报告申请批准成立什么什么外贸公司，但是部长怎么批的？部长批，‘此事请慎重处理’，就这几个字，没了。”

我说：“凌大姐，请慎重，不就是慎重一点批吗？”

她说：“‘请慎重处理’怎么叫批呢？你知道什么叫‘慎重处理’吗？”

我说：“凌大姐给指点指点……”

她说：“来来来，我教教你。你不懂领导批示的学问吧？要是批给你进出口权，领导就会批上‘同意’两个字。他一批‘慎重’，那就完了。什么叫慎重？是批给你慎重，还是不批给你慎重啊？”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你啊，这事还得找司长。”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三(3)

又被她给踢出来了，再找司长去吧。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司长办公室的门老关着。

回宾馆，再打电话向上海求救。上海说，这个事再找找熟人，再做做工作。立刻派了在北京出生的邵彦来支援。

我们在北京绞尽脑汁想办法。

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一件奇怪的事。邵彦姐姐同事的朋友对我说，他找到分管那个部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人家说可以帮我们这个忙。得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坏了，就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赶紧对朋友说，你给我约一下，见个面。

约好的那天，我早早等在北京贵宾楼饭店的咖啡厅。时间到了，一男一女两位匆匆而来。男的就是那位公子，中等个头，皮肤白白的，穿着一件时行的风衣。女的似乎是助手，30来岁的样子，姓李，自称是公司办公室主任。

坐下后，也没寒暄，那位公子一上来就说：“咱们也不用客气了。你们集团的背景，我也知道。你们那里的几位老同志，跟我父亲都是老同事了。我父亲也知道这个事，所以我会尽力给你们办的。具体事，你就跟这位李主任商量，好吗？我们今天就算认识一下，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一口茶没喝，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挺有气派。人家到底是公子，确实不一样。

然后，这位姓李的主任就跟我谈开了。

她说：“我们总经理他特忙，今天是专门为这事来的。因为你们集团的这些老同志，跟他爸都是老战友了。”

我心里在犯嘀咕。其实论辈分，论革命资历，还真不能称老战友。因为那位副总理是50年代初入党的，而我们集团的这几位老同志，都是二几年参加革命的，最迟的也是30年代初参加共产党的，怎么能称为老战友呢？

心里嘀咕，可嘴上仍然“对对对”，“是是是”，求人办事嘛。

这位女士说：“这样吧，我先给你活动着，过两天你听我的信。”

我说：“行，我等你。”

过了两天，电话来了，让我去他们公司一趟。总算盼到了，我马上赶去，在一家外贸公司的楼上，好像是租的房子。

那位办公室的李主任很热情地接待我，让座，沏茶。

她说：“你们那件事，有眉目了。你也知道，咱们打个电话不方便，老总他们家的电话，都有警卫部门听着，不能随便在电话里说这些事，是吧？所以特不方便。因此呢，我们老总特意抽时间回家了一趟，专门跟他爸当面说了。他爸也跟部里说了，这两天就能定下来。”

听了李主任这一番话，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国务院的领导日理万机，还关心我们这个事，真是很不好意思。

“好意思不好意思，就不必说了。”这位女主任提出条件了：“你也得帮我们老总一个忙，是吧？”

我连忙说：“那当然！您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竭尽全力。”

她说：“最近，我们碰到一个困难。我们一个业务员到深圳去进货，估计是拿了什么好处，货到以后，一看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老总急得要命，四处推销这个货，你们是不是也帮忙销一点？”

我说：“行，什么货？”

她说：“就是皮夹子，名片夹，西装夹。”

我说：“我看看。”

女主任拿出样品。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仿冒名牌的皮夹子，我感到挺为难的。

我说：“这样吧，你一种款式给我一个样品，我带回上海去找找销路。”

她说：“你现在就不能订一点儿吗？你现在订，我给你优惠，反正你也能拍板，是不？”

我说：“不瞒您说，这事，我还真拍不了板。”

我想推辞，女主任却盯着不放。

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说：“这样吧，我先订一点儿，回上海销销看，销路好的话，再来多订点。”

她说：“你订多少？”

我问了一下价格，她说100元一个。我心里想，这破玩意儿100元一个卖给谁啊？没办法，咬咬牙就买了吧！谁叫咱求人呢！我在心里盘算，1个100元，100个1万元，买100个总行了吧？估计成本也就10几块钱一个，我买你1万元钱的货，只当送个人情，只当打个水漂吧！

我一咬牙，说：“行，我先买100个吧。”

她一听，就说：“100个太少了，我们有起板的量。”

我说：“起板多少？”

她说：“我们起板10万个。”

我的妈，10万个！不就是100万元吗？那不是开玩笑吗？说老实话，这个货根本就不值，十几万都不值。我等于要花八十几万去换一个进出口权，批来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一年挣到80万，而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