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给王博士打了个电话:“我要在北京请重要的客人吃饭。”
王博士立刻说:“我明天就要去澳大利亚,我委托方总来招待你,好吗?”
我猜到他的心思,他是怕我不付钱。“博士你放心,饭钱我照付,只要服务好。”
王博士赶紧说:“那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我提前两天到北京,让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老赵一起到新红楼大酒店做安排。老赵是公安部门“政保”出身,在国宾馆搞了十几年政治保卫工作,下海经商以后,负责我们的北京办事处。这种高层迎来送往的事,老赵确实经验老到。他一到新红楼大酒店,先察看内外地形,然后指挥那些领班、服务员做这做那,安排得井井有条。安排酒店打开边门消防通道,首长的车不必停在正门,可以从边门开进来,直接停在餐厅边上。这样,首长进出就不需要通过大堂,既不招摇,不声张,也有利于安全。老赵又把保安部经理、餐饮经理、厨师长和大厨叫来,作了安全布置。这三天请客的所有吃的喝的东西,全部要留样封存七天,七天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才可以销毁。酒店接待工作,全部按照二级警卫的工作程序安排。
到了那天,我的那位领导朋友来了。精明的酒店保安部,一看车牌就知道客人的来头。一连三天顺顺利利,内紧外松,热热闹闹,来宾都很满意。新红楼大酒店的那位方总,有点受宠若惊,非常殷勤地忙前忙后。她悄悄对别人说,这个肖老板真厉害,真牛,连请了三天,中央的政要来了那么多,过去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面孔,这一回在酒店都看到了。
富人俱乐部的狼 六(3)
王博士说:“也算不上什么太好的豪宅,不过,在长岛也算不错了。但是,我一直没去拿,因为我大哥、我大嫂有点作梗。我们家族的钱,都是他们在掌管的。你知道,在美国你拿遗产,是要缴遗产税的。他们就不付这遗产税,我也赌气,一直没有去办这些手续,这个房子就一直没有过户到我的名下。当然,我也不是那么把钱看得太重的人。不过就是3万尺的房子么,我一个人也住不了。你们去纽约设一个办事处吧,就用我的房子,还有一辆600,你们也拿去用。”
顾老板说:“你那栋房子,时间长了,会不会被政府收走?”
王博士说:“美国的法律是有规定的,超过多少年限,就收为公有。但是,我已经把房子捐赠给我母亲的基金会,这个就没有问题了。都是身外之物,我觉得很多事情不必要太认真。我这个大嫂管钱管得很厉害,生怕我到中国来又怎么乱花钱,所以就派了海伦来给我作秘书,实际上是来监督我。”
他这一番话,谁都觉得合情合理,谁都会相信。后来知道,实际上,这位秘书就是他的情人,同他生了两个女儿。海伦原本是北京人,在首都宾馆商务中心做打字员时,结识了常来打印文件的王博士。当时她只有22岁,而王博士已经54岁了。王博士为她办了本汤加护照,作为外交官的随员带去了海外。
聊完天,王博士说了一件正事。
他说:“我们启程去汤加,可能还要过两天,因为从美国还要来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知道我生病了,专门跑到洛杉矶来看我。听说我要到中国,就一定要跟我来。他没来过中国,而且正好在休假,机会难得。这个朋友是美国移民局的副局长。正好北京c公司老总的女儿,在移民局遇到一些麻烦,被拒签了。所以正好请他来帮点小忙。这个人可能对你们也会有点帮助,我就让他先来上海,和你们各位见见面。”
不仅是当时,就是现在,能够帮忙拿到美国签证,我知道这个分量有多重。中国有很多政要的子女想去美国念书。美国大使馆签证处调查申请人的背景,如果确认是一些比较高级官员的子女,就会顺利地给予通过。但是,有一些去办签证的人,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父母的身份,这个时候,就要看运气怎么样了。父母不就是为了子女嘛!拿到美国签证似乎是决定子女一生命运的头等大事。所以,如果你能帮助解决美国签证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人情。
我们赶紧去安排,也得给人家美国移民局副局长办免检手续,也得给人家摆摆派头。
傍晚时分,我们跟王博士一块到了虹桥机场。这位老美出来了,大概有一米七八的身材,长得比较壮实,年龄看上去50多岁,话不多,始终面带一点微笑。我们把他送去酒店,一块吃了个晚饭,礼节性地客套了一下。我们也没有料到,一年后,他也掺和进了我们和王博士的漩涡中。
第二天,王博士和移民局副局长一起去了北京。不久,c公司老总的女儿如愿以偿地去了美国。
我们与王博士约好两天后在北京见面,办理从澳大利亚过境去汤加的签证。到了北京,王博士的体力好像恢复了,亲自来机场迎接。还是老一套,走贵宾通道,大奔驰,带警灯,一路风驰电掣,呼啸而过。
王博士带着我们去澳大利亚大使馆办签证。上午顾老板要带王博士去见一位十分重要的朋友,所以只能下午去。而我知道,办签证一般都得上午送申请进去,几乎所有的大使馆签证处下午都不对外办公。我有点担心扑空,王博士说不要紧,我跟领事说好了,给你们特别处理的待遇。
进了大使馆,大概下午2点多钟。门口的武警看了一眼车牌,礼貌地检查了我们的护照,便放行了。签证处果然没人。王博士跟接待的一位先生说了几句话,等了一会,从柜台里面过来一个外国人,同王博士说了两句,就让我们填表格,贴照片,然后把护照拿了进去。半个小时,就把签证办妥了。我确实觉得王博士挺神的。第一是破例给我们办,第二是当场就办好。这种情况,简直不可思议。办过发达国家签证的人都知道,那些驻华签证官都很牛,批你的签证似乎随心所欲。王博士带我们去,居然当场办好,确实是一个例外。我说,博士,看样子你还真有面子!王博士也很得意,肖先生,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办的。
就这样,我们启程去汤加,开始跟着王博士周游列国……
王博士的大本营:美丽的布里斯班……奥克兰的天空,一种很深的蓝……王博士很严肃地要求我们做出保证……时间是1993年的6~7月间,从北京直飞悉尼。
王博士照例是头等舱,而我们买的是经济舱。顾老板觉得项目前期还是节省一点好,没有顾及自己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从北京飞悉尼要九个多小时,应该给他买个头等舱,或者最起码是商务舱。王博士很会做人,一定要请顾老板升舱,升到头等舱去。他去跟机场柜台服务员商量,用他的积分卡,给顾老板升了舱。当时我们没有国际旅行经验,不知道有飞行积分卡这一说,搞不懂王博士是怎么哄得人家同意的,只是觉得他这个人神通广大,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从办完签证起,对王博士的依赖和崇拜就越发加重。
顾老板执意不去头等舱,仍然和我们坐在经济舱。细心体贴的王博士便不时过来问候,是不是坐得不太舒服,站起来活动一下;或者拿点小吃过来,聊几句天,提醒你,不要用服务员给的小手巾擦眼睛,只能用来擦手。他对你这种小小的照应,体贴自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和做作,让你感到十分亲切。在人际交往中,王博士十分注意这些很小的细节,做足他的文章,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八(3)
这个意外的铺垫真好!
在这三天中我没露一点声色。我已经做好一切安排。林律师与法院执行庭两位法官,已经买好了长途奔袭的飞机票。我也借了一辆北京法院的警车,为他们壮胆。请客一结束,上海至北京航班的飞机一落地,一辆警车便呼啸着直奔新红楼大酒店。
上海法官进了新红楼大酒店,方总茫然不知怎么回事。法官出示了身份证件,然后就宣读冻结令。刚念完,方总一下子跳了起来,开始大喊大叫:“阴谋!完全是阴谋!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肖总前两天还在我这里请客,怎么可能来冻结我们酒店?不可能,你们肯定搞错了!”
法官不予理睬,还是履行公务,要求方总签收冻结令。
方总说:“不签收,坚决不签收!我要给王博士打电话!”
她马上拨通了王博士的电话。一开始,王博士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听方总解释了两遍,立刻在电话那头大发雷霆。他要求法官接听电话。
王博士在电话里非常失态地大吼大叫:“你们这是讹诈,是政治迫害!你们小小的法院这样做,是要搞出外交事件来的!我要向你们上海的市长,向上海的市委书记提出强烈的抗议,而且我还要马上给xxx(他讲了一位中央常委的名字)打电话,制止你们这种践踏法律的暴行!”
法官一下愣住了。我估计法官也没有遇到过口气这么大的人。王博士又让法官把电话交给方总。方总听了几句,就把那份冻结令往法官手上一塞,说:“现在我请你们出去,我不接收这份东西!而且我告诉你们,王博士在新红楼大酒店里面没有他的钱,我们只是用了他的名字,没有用他的钱!新红楼大酒店没有他的钱,没有他的投资!”
女总经理推推搡搡地把法官推出办公室,然后锁上门扬长而去。
上海来的两个执行法官也没有经验,只好走出酒店,坐上汽车,准备去机场打道回府。林律师正在酒店外面等候,一听就急了,马上向我通报。
我说:“你跟法官说说,好不容易大老远来北京,能不能够再进去,随便怎样也要想办法让他们签收。”
不签收,冻结令就无效!
两位法官想想也是,那么大老远来北京,一碰壁就拍拍屁股回家,实在也不好意思,于是调转车头,重新回到新红楼,再进去,转了一圈,找不到那位方总。找到财务部,财务经理也知道了,摆出一副恕不接待的样子,一边把法官往外轰,一边说王博士在我们这里没有投资,我们只是用他的名字。法官还是没办法,只好又出来。
林律师又跟我通电话。
我说:“到底有没有办法了?”
林律师说:“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先回上海,然后用特快专递寄过去,让他们签收。”
我说:“这个冻结令暴露了我们的意图,结果还没有冻结成?”
林律师说:“现在看来只能是这样,冻结令没有生效。”
我急了:“这不是白跑了吗?”
林律师说:“没办法,我跟法院的人商量,他们说法律上有一条规定,一定要对方签收,不能强制冻结。对方不签收的话,那就没办法。”
我说:“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
林律师说:“我再三跟法官说了,法官说,对方态度这么强硬,而且都跑掉了,你现在找也找不到人,实在没有办法。”
我说:“对方不签收,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啦?法院怎么可以这样无能?”
林律师说:“办法当然有啊,可以当着第三方,比如当地法院,宣读这个冻结令。有了第三方的见证,他不签收也不要紧,冻结令就可以生效了。”
我说:“那就赶快想办法去请人见证!”
林律师说:“两位法官实在不愿意跟他们纠缠,虽然我表示不同意,虽然我非常有意见,他们仍然坚持要回上海,我也没有办法。”
这两位执行法官从上海飞到北京,一下飞机直奔新红楼大酒店,几句话被人家轰了出来,就立马驱车赶回机场,两手空空飞回了上海。
一到上海,林律师就陪着两位法官回到法院,向经济庭作了汇报。分管本案的一名副庭长听了以后,不同意再用特快专递邮寄冻结令。
他说,既然对方有异议,就不要再寄了,因为,美国金箭公司是新红楼的大股东,王博士虽然是这家酒店的法人,但他与金箭的关系一时不好认定,而且对方好像来头很大,反应强烈,不要惹出什么政治上的麻烦来。
林律师据理力争,他说,如果对方有异议,不服这个冻结裁决,必须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提出复议,但是在复议期间不影响冻结,对不对?林律师跟分管的副庭长争执起来了。
那位副庭长脸一沉,说,在这个地方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要处理其他公事,你走吧!
下驱逐令了,林律师被赶了出来。
林律师也是一头火。出来以后,冷风一吹,他冷静了。这事还不能跟法官搞僵,还得求着人家!在中国打官司,跟法官搞僵不是很麻烦吗?再说,当律师的,以后还要在法院混吗?得罪了法官,到时候给小鞋穿,不是自找麻烦,堵自己的财路吗?
想到这里,林律师很后悔,又很懊恼。他打电话给我,一定要跟我谈谈。已经很迟了,还没吃晚饭。我就出来,一起进了附近一家小饭馆。
富人俱乐部的狼 七(1)
飞到悉尼,正值南半球的冬季,稍作停留,就转机去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的冬季比悉尼暖和,那儿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