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越南小吃卖，让女朋友打理这个店。我平时在店里帮忙，王博士需要的时候，就跟他出去跑跑。”

斯蒂文诉苦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可能成为彼特第二。于是简单问了一下他女朋友的情况，帮他分析：“这事情有点麻烦。因私护照上有职业这一栏，你的女朋友无业，护照上肯定填无业。这就有严重移民倾向，办澳洲签证就非常困难。你女朋友的英文和学历，估计也不够技术移民的条件。所以只能先办旅游签证，来澳洲以后跟你结婚，然后再想办法留下来……但是，你这边也有问题，你又不是澳洲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你怎么办？”

看我说得诚恳，他又求道：“肖先生，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已经50多岁了，就想结个婚，成个家，有一点小买卖做。我也不太想跟着王博士东奔西走了。”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九(3)

他说：“那太好了！这样吧，我今天挺忙的，晚上我们还是一起吃饭，去‘小台北’怎么样，吃你喜欢吃的牛肉面？”

我说：“好吧。”

他说：“我们说好，6点钟我回来接你。”

我说：“能不能在下班前告诉我，到底行还是不行？”

他说：“尽量吧，你就在屋子里等我，等我的消息。”

谈完了，王博士起身穿外套，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转过来对我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你今天这样，已经搞得我很没有面子了。海伦肯定会向我哥哥报告，说我又在外面欠别人的钱。你别在海伦面前说这些具体的事，行吗？你知道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我答应他：“好吧。”

他又说：“斯蒂文也在这里，他住在另外的地方。我让他陪你逛逛街，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你也不能跟他提这些事。”

我说：“那没问题，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王博士似乎有点放下心来，他说：“好，我们一言为定！一会儿我让斯蒂文来陪你玩，我这里还有很多很好的红酒，斯蒂文嗜酒如命，让他陪你喝喝。”

王博士请我喝红酒，是一种十分友善的姿态。澳洲的红酒非常好。高档的panford有好多品种，最高档的grange，差不多卖到1000多澳币一瓶，非常昂贵。如果出口到中国，加上运费和关税，一般都要卖上万人民币一瓶。

既然人家表示了善意，我也就不应该过于剑拔弩张了。第一天的短兵相接，就这样平缓告收了。

一个人在房间里干等着，那些英语电视节目又不爱看，挺无聊的。中午1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王博士的助手斯蒂文打来的。他说：“不知道你来了，老板让我来接你，我们去china town（唐人街）吃午饭。”

斯蒂文接我去了唐人街的一个餐馆，一人要了一份菜，各吃各的。在国外吃饭都这样，盘很大，量很足，往往一个菜就够了。不像国内，两个人要三四个菜，有时还吃得精光。最后结账的时候，斯蒂文说，老板讲了，全部由他来结账，包括你住的酒店费用，也由他结账。我自然老实不客气了，如果要在这里打持久战，最好天天由他王博士结账。

斯蒂文是台湾人，据说还有一点越南血统。一头鬈毛， 50多岁的人了，脸色已经有点苍老。他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在洛杉矶住下以后，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只得开出租车谋生，直到遇见王博士。王博士对他许愿，说是带他去香港、去大陆做大生意，问他愿不愿意跟他走。在国内生活的人，看到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穿金戴银，非富即贵，都觉得他们肯定在外面发了财。其实，很多情况并非如此。我在国外很多年，见到当地很多华人工作都很辛苦，赚点钱不容易。即使做了一个小店铺的老板，生活自由了，但是比雇工更辛苦，看不到什么发大财的机会。一般在国外的华人，遇到王博士这样一副大富豪派头的老板，十有八九会立马跟着走的。斯蒂文就这样做了王博士的马仔，或者叫做跟班。

我一边吃饭，一边跟斯蒂文聊了起来。

我问斯蒂文：“你太太是在美国，还是在布里斯班？”

斯蒂文说：“正好有件事想求你，我跟王博士说了好几次，他答应帮我，但一直没有办。”

我说：“你说吧，有什么事，能办的肯定帮你办。”

他说：“自从跟了王博士以后，太太就跟我离婚了。因为成天跟着王博士走来走去，也没赚到什么钱。你知道，女人都是把钱看得很重的。过去我在洛杉矶开出租车，收入还比较稳定。跟王博士出来以后，就很不稳定了。我想回去，王博士又不同意，所以我也很苦恼。后来跟王博士去北京的时候，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上海的小姐……”

说到这里，斯蒂文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拍得很艳丽，但是，这位小姐其实是一位大姐，看上去有40来岁了。

斯蒂文说：“这位小姐的家在上海，她也是离婚的，也没有孩子。我觉得挺好，就希望王博士能够把这位小姐办到澳洲来（所谓办，就是办移民手续）。王博士拖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目前，我跟那位上海小姐只能靠书信往来，我担心时间长了，人家等不及了会走掉。唉……”

斯蒂文叹了口气，继续说：“前几天，我跟王博士提出来，如果女朋友真的来了的话，希望王博士借我一点钱，让我在唐人街开一个越南小饭店，做一点越南小吃卖，让女朋友打理这个店。我平时在店里帮忙，王博士需要的时候，就跟他出去跑跑。”

斯蒂文诉苦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可能成为彼特第二。于是简单问了一下他女朋友的情况，帮他分析：“这事情有点麻烦。因私护照上有职业这一栏，你的女朋友无业，护照上肯定填无业。这就有严重移民倾向，办澳洲签证就非常困难。你女朋友的英文和学历，估计也不够技术移民的条件。所以只能先办旅游签证，来澳洲以后跟你结婚，然后再想办法留下来……但是，你这边也有问题，你又不是澳洲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你怎么办？”

看我说得诚恳，他又求道：“肖先生，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已经50多岁了，就想结个婚，成个家，有一点小买卖做。我也不太想跟着王博士东奔西走了。”

富人俱乐部的狼 九(1)

我们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前往尼加拉瓜的。

王博士认识尼加拉瓜三军总司令，并且有很多重要的尼加拉瓜朋友。他说，尼加拉瓜方面可以向我们提供10万根原木，可以拿到迷彩服、皮靴、帆布帐篷等等大批量的军方采购订单，还可以争取到诸如牛仔服、t恤、日用品之类的政府采购合同。

作为一位“红顶商人”，顾老板对这种有政府背景的大宗贸易，自然十分感兴趣。当然，顾老板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政治考虑：因为处于中国与尼加拉瓜断交的非常状态，如果能打通一条民间交流渠道，想必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外交大局，一定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于是，去尼加拉瓜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时候，王博士又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去尼加拉瓜，最好要显示一点实力给他们看看。我已经对三军总司令说了，你们是很有实力的商人，可能会在尼加拉瓜投资。所以，能不能开一张100万美金的信用证？因为有一些台湾人、香港人去那里的时候，都吹嘘自己是百万富翁，与总统、总理照了相，许了愿，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开得出100万美金的信用证，起码证明我们是一个真的百万富翁，尼加拉瓜方面就认可你了。”

十年前，100万美金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已经可以拿到一家拥有100间客房的中档饭店的30%股份了。

但是，开信用证遇到了麻烦。这种信用证算什么呢？没有采购标的怎么开？王博士说，这种信用证叫信用担保，我们可以随便拟一个标的物，比如做一个工程方面的合作文件。尼加拉瓜总理的弟弟准备盖一个建筑物，希望有10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工程竣工卖出以后连本带息归还。

王博士说这是国际金融惯例，可是这种信用证，我们国内的银行肯定不会给你开的。顾老板让我想想办法。

我手头没有多少美金，汇率又很高，更难办的是时间又很急。无奈之下，只得请美国的朋友帮忙。我给在纽约的戴维打电话：“能不能帮我开一张100万美金的信用证到尼加拉瓜去？”

戴维告诉我：“如果要开证，银行要求起码要有30%的现金打进去。另外，信用证上面的条款，还要对方确认。”

我说：“你先帮我把信用证条款确认一下，这个钱以后我想办法还你。”

戴维也是性情中人，非常豪爽，一口答应了。戴维直接与尼加拉瓜总理弟弟接洽。当时尼加拉瓜没有美资银行，只有邻近的巴拿马有一家花旗银行分行。总理的弟弟专门派人乘飞机去巴拿马，跟花旗银行确认了信用证条款。

第二天，三军总司令发来了邀请函：欢迎你们，我们相信你们是真正的合作者。

纽约的戴维提醒我，你们去了尼加拉瓜以后，如果签了工程合作的文件，他随时可以拿到银行去办收款，100万美金随时可能从我这里划走。他提醒我，小心信用证欺诈中的“受益人欺诈”！

仿佛从天而降一样，从菲律宾分手后一直不曾见面的彼特，突然来到了悉尼。他已经去过尼加拉瓜。为了方便，事先我们多申请了一本因私护照。一本用来进澳大利亚，另一本让彼特带去尼加拉瓜盖入境签证。有了尼加拉瓜的第三国入境签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办理从洛杉矶过境的72小时签证了。

我们跟着什么难题都能解决的王博士，前往美国驻悉尼总领馆设在martin place的签证处。

来到mlc centre，上到59层，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礼貌地注视着我们过了安检门。签证官看了一下我们的护照，眼睛一亮，怎么是外交护照？中国公民的因私护照原来是褐色封面，那一年刚改成与外交护照一样的红封面。签证官误会了。他打开护照内页，看了一下，眉头一皱，说，你们应该回北京去签证，或者去广州，或者去上海，我们这里不受理。

王博士很冷静。他说，好，谢谢。然后就扭头出来了。他对我们说，中国护照就是不好使！不要着急，我给华盛顿打个电话，让他们做个案受理。

到了第二天晚上，王博士来说，华盛顿的电话来了，明天上午我们去签证。又是一个特例！王博士在我们心目中又加分了。

果然，美国签证官受理了。我们把所有的表格填好，资料送上。签证官先看了我的护照，说，你可以去那边窗口交费了。也就是说，我已经通过了，交了钱拿上签证就可以走了。接下来，那位签证官拿起顾老板的两本护照看了一眼，就请顾老板过去询问。王博士跟着在边上当翻译。

签证官问：“你两本护照上的名字，为什么不一样？”

经历非凡的顾老板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居然忘了他的一本护照上用的是别名。顾老板连忙解释：“中国人往往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还有一个号。”

签证官一头雾水，又问：“那么，这两本护照上，你的出生年月为什么不一样？”

顾老板又解释说：“一个是公历、西历，一个是农历。”

这样解释，连王博士都笑了。他用中文对顾老板说：“你这个解释好像实在说不过去！”

签证官非常疑惑。他不再问你，就说：“对不起，今天我不能给你签证，你明天再来听消息。”

签证官就把顾老板的两本护照都收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碰到了麻烦。

富人俱乐部的狼 九(2)

王博士用流利的英语跟签证官解释了好一会。那位签证官迟疑了一下，拿着护照走进去，复印了一份留下，把护照还给了我们。

签证官又突然问：“中国的所有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没有填写你们的共产党员身份？”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连巧舌如簧的王博士都卡了壳。

签证官说：“好，不用多解释了。你们等我的电话。”

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来了个电话，签证官说：“很抱歉通知你们，这位顾先生我们不能给他签证。”

麻烦还不止于此。

邵彦打来电话，劈头就问：“你们出了什么事？怎么美国驻悉尼总领馆要求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调查你们几个人护照的真伪？还要给他们明确答复！”

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经过。他在那一头埋怨了一通，最后才说，事情已经被我摆平了。

我们没办法了。美国的移民官，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移民官，按法条办事，权力非常大，独立性也非常强。他们的顶头上司移民部长或者移民局长，不可以违法违规指定给某个人签证，或者不给某个人签证。尽管王博士的那位美国移民局副局长朋友，已经特地给悉尼总领馆签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