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就表了态。他说，军火生意我们不能沾。因为在中国，军火生意是指定公司专营的，别人不能插手。而且，如果转手机构多的话，中国是不会做的，因为担心军火流到一些反政府的武装组织，流到贩毒集团、黑社会集团的手里，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对武器出口，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渠道和规定。如果尼加拉瓜政府军需要向中国购买武器，因为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这个路线怎么走，需要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汇报以后，再来进行。所以，第一，购买军火的事，我们可以代尼加拉瓜军方与中国有关部门联络，但是我们不参与。第二，尼加拉瓜军方需要的一些物资，比如军用帐篷、军用服装鞋帽这些后勤装备，我们是可以经营的，希望能交给我们公司来做。
我们与王博士商量定了这两点以后，一起去跟总参谋长商谈。
参谋长当场决定，武器采购的事，由王博士和卡洛斯两人负责。将军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给中国的国防部长写一封信，大概内容写两点，一点，虽然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希望两军之间和民间组织之间能够继续保持往来；另一点，希望中国能给尼加拉瓜提供常规武器。王博士自告奋勇担负两军信使的重任。
事关重大，顾老板觉得心里没底。他说，这样吧，我们先打电话跟中国那家专营军火生意的公司联系一下，听听他们怎么说，然后才可以答复。我们集团公司跟那家公司有一些交往，在他们的上层，顾老板也有非常熟的朋友关系。
王博士插话说，顾先生，我看先不要打电话，因为你的这些电话都是通过卫星的，所有的卫星电话，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在监听。他们在全球的侦听站有好几万人，专门监听跟武器、军火有关的买卖。所以，如果我们的电话被cia知道了，对我们不利，对尼加拉瓜军方也不利。将来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他们就会进行破坏。还是等你们回去以后，专门跑一次北京，当面商量这个问题。王博士的老到，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接下来谈到付款方式。顾老板说，我们这一块，后勤装备这一块，很简单，我们只接收信用证，不可撤消的信用证（国际贸易的惯例，简称lc）。信用证到了以后，我们立刻组织货源，组织生产。但是武器军火这一块，我们不参与，完全由王博士和卡洛斯操作，付款方式你们必须和中国那家专营公司商量。
顾老板说，作为武器供货商的中国专营公司，首先一个要求，是你的交货地点不允许中转。如果中转的话，武器很有可能会落到反政府武装，或者落到黑社会的手里。所以，你必须让中国专营公司确信，武器能够直达尼加拉瓜，运输当中不经过转口。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所有去中美洲、南美洲这些轮船，航行当中肯定要靠岸补给，不可能一口气直航十万八千里。这个问题，要看跟中国专营公司怎么具体商量。当然，技术性方面还是会有通融办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尼加拉瓜方面如何开信用证。中国的军火供应商，要求你必须到中国银行开信用证，其他银行的信用证不一定接受。所以，你必须先到纽约中国银行，或是新加坡、香港中国银行开一个户头，然后放现金进去。军火都是现金交易，你要买几千万美金的军火，你就得放几千万美金进去，中国银行才能给你开信用证，或者开中国银行的本票，中国专营公司才能相信。
根据顾老板的介绍，他们商量请将军拍板，委托卡洛斯和王博士到新加坡的中国银行或者香港的中国银行开户，存几千万美金进去，作为向中国采购军火的专款。这个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最后，我们与尼加拉瓜军方签署了很多协议。
一项是军队后勤物资装备的订单，包括军用帐篷、军服、靴子、餐具等等。
一项是军队通讯工程总承包合同。因为我是搞通讯出身的，见尼加拉瓜的移动通信业还处在初创，寻呼业在民间也刚刚开始，军方还没有无线通讯系统，就提出我们来帮尼加拉瓜军方建一个传呼系统。
还有一个合作计划，尼加拉瓜军方把军队针织厂交给我们管理。尼加拉瓜的棉花质量非常好，我们从中国带一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注入一点流动资金，就可以开工了。我们可以大量生产热带地区最常用的t恤衫，当地市场很大，还可以卖到中美洲其他地方，还可以卖到美国去，都是不要配额的。
我们很兴奋，有了这些合同，区区1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也就无所谓了。
此外，还讨论了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尼加拉瓜处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狭长地峡带上，而且湖泊众多。尼加拉瓜的专家提出一个计划，把几个湖连在一起，只要稍微加加工，就可以开凿一条新的运河。专家们还把这条设想中的新运河，与巴拿马运河作了一个比较论证。顾老板提议，这事可以找香港李嘉诚，听说和记黄埔准备收购巴拿马运河管理公司的股份。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富人俱乐部的狼 二十(1)
人家解释得那么详尽，我只好在心里骂自己土包子，对银行运作一点儿都不懂。又苦苦地等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钱来。
银行的人看我很着急，就问：“你是从哪个银行汇出来的？你让他们把那个汇单传真过来。”
这对我来说等于上了金融操作学的一节启蒙课。在以后的经济活动中，碰到汇款的事，我都要求先把汇单传真过来。这确实是个很有效的方法，否则真的假的搞不清楚，会碰到很多空心汤团。
我又打电话满世界找王博士。北京新红楼大酒店说，王博士已经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但是香港的电话不知道。我又打到布里斯班他的公司总部，他们也不知道。我马上打到香港找阿汤，阿汤帮我打电话一家一家酒店问过去，终于在港岛一家超五星酒店conrad hotel，查到了王博士的名字。
晚上打电话过去，酒店的总机小姐问了我的名字，让我等一会，征得王博士的同意，才给我接通。
王博士接到我的电话很惊讶：“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说：“电话打了半个地球才找到你的！博士，那笔钱到现在没收到，你能不能把汇单给我传过来？”
王博士说：“是这样？那好吧，等我回到布里斯班，我就传给你。我过两天就回去。”
又焦急地等了好几天，再打电话去布里斯班，王博士已经回了。一接到我的电话，他就说：“刚准备给你打电话。一回布里斯班，我就去银行查了，哪晓得，银行搞错了，他们把钱汇到台湾的中国银行去了！你说这个老外，他没有这个常识，他把汇到北京中国银行的钱，汇到台湾中国银行去了。台湾中国银行肯定没有你这个账户的，所以就压在那儿了。我要求银行打电话到台湾去，让他们把钱退回来。”
真正哭笑不得。
我问：“这一来回，还要多少时间？”
他说：“我问了银行，大概还要两个礼拜吧。不要紧，你不要急，两个礼拜一到，我立刻给你转过去。”
即使我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他的故事编得那么圆，说得那么煞有介事，我又有什么话可说？这时候，我最担心的，已经不是汇单了，我担心失去跟王博士的联系。我跟他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热线了。我需要满世界找他。找到了，他总会接电话的，他不会拒绝我的电话。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局面就要失控了。
等了两个星期，王博士的钱依然杳无音信。我下了决心了，一定不能让这个老狐狸溜走！安排了一下公司的工作之后，我又一次地踏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旅程……到了布里斯班，又住到了那个酒店式公寓。考虑到这次讨债不会那么容易，很可能颇费周折，单枪匹马一个人不行，就把我曾在澳洲聘用的那位助手朋友叫了过来。
按照上次的办法，依旧先去楼外观察王博士房间的玻璃窗。直到夜里12点，还没有灯光，打他房间的电话也没人接。
第二天一早，我和助手到服务台查问，说是王博士已经搬走了，搬去哪里不知道。助手一下子紧张起来，忙问，王博士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纸条、电话、联系方式？服务台说，都没有，什么都没留下。
王博士去了哪里，一点线索也没有。真让他溜了，找不到了，事情就麻烦了。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到他的公司去。
为了方便活动，我租了一辆车，90块钱一天。我们驾车来到queen（女皇）大街布里斯班市中心最漂亮的一幢写字楼。王博士的公司在19楼。直接上去，他很可能避而不见，弄不好打草惊蛇，反而溜走了。不如在楼下等他，摸清底细后再采取行动。我和助手把汽车停在能看见写字楼出入口的地方。
这里是闹市区，街头停车得付停车费。路边设有带p字标识的电子计时收费器，放一个硬币进去，停半个小时，超时罚款。一次停车也就超了2分钟，正好碰上巡查员，被贴了一张罚单，罚了160元澳币。在澳洲，很轻微的违章都会罚得很重，人人都习惯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在汽车里守候到中午。王博士从写字楼里走了出来，边上开过来一辆黑色小奔驰，开车的是海伦。显然，这个女人不像王博士自己说的那样，是他哥哥派来的什么秘书，两人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就是两口子。
我们悄悄跟了上去，一直跟到新住宅区kangaoo point，darragh街的一幢新建的河畔高层公寓。王博士的奔驰车开到公寓的车库前，插了一个卡，卷帘门自动升起，奔驰车开了进去。我们的车赶到跟前，卷帘门已经落下。
可以断定王博士搬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盖了两栋楼，一栋纯住宅，一栋是酒店式公寓。
我们当即决定，马上搬到这里的酒店式公寓来，找了一个比较高的楼层住下。又从旅游商店里买了一个小望远镜，趴在窗台开始观察对面那栋住宅楼，一户一户看过去，看看哪一家的露台上有中式的痕迹，哪一家房间里的装修或摆设有中国味道。如果有，很可能就是王博士的新家。按澳洲白人社会的习俗，偷窥人家或是盯梢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报警会有麻烦。所以我们很小心，一直躲在窗户后面。搜寻了整整一下午，直到天黑亮灯，一家家都仔细看过了，没有什么发现。我和助手分析，王博士的新家可能不在朝我们的这边，很可能在面朝大河的那一边。王博士是个爱享受的人，租房子肯定要挑景观好的方位。
富人俱乐部的狼 二十(1)
人家解释得那么详尽，我只好在心里骂自己土包子，对银行运作一点儿都不懂。又苦苦地等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钱来。
银行的人看我很着急，就问：“你是从哪个银行汇出来的？你让他们把那个汇单传真过来。”
这对我来说等于上了金融操作学的一节启蒙课。在以后的经济活动中，碰到汇款的事，我都要求先把汇单传真过来。这确实是个很有效的方法，否则真的假的搞不清楚，会碰到很多空心汤团。
我又打电话满世界找王博士。北京新红楼大酒店说，王博士已经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但是香港的电话不知道。我又打到布里斯班他的公司总部，他们也不知道。我马上打到香港找阿汤，阿汤帮我打电话一家一家酒店问过去，终于在港岛一家超五星酒店conrad hotel，查到了王博士的名字。
晚上打电话过去，酒店的总机小姐问了我的名字，让我等一会，征得王博士的同意，才给我接通。
王博士接到我的电话很惊讶：“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说：“电话打了半个地球才找到你的！博士，那笔钱到现在没收到，你能不能把汇单给我传过来？”
王博士说：“是这样？那好吧，等我回到布里斯班，我就传给你。我过两天就回去。”
又焦急地等了好几天，再打电话去布里斯班，王博士已经回了。一接到我的电话，他就说：“刚准备给你打电话。一回布里斯班，我就去银行查了，哪晓得，银行搞错了，他们把钱汇到台湾的中国银行去了！你说这个老外，他没有这个常识，他把汇到北京中国银行的钱，汇到台湾中国银行去了。台湾中国银行肯定没有你这个账户的，所以就压在那儿了。我要求银行打电话到台湾去，让他们把钱退回来。”
真正哭笑不得。
我问：“这一来回，还要多少时间？”
他说：“我问了银行，大概还要两个礼拜吧。不要紧，你不要急，两个礼拜一到，我立刻给你转过去。”
即使我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他的故事编得那么圆，说得那么煞有介事，我又有什么话可说？这时候，我最担心的，已经不是汇单了，我担心失去跟王博士的联系。我跟他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热线了。我需要满世界找他。找到了，他总会接电话的，他不会拒绝我的电话。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局面就要失控了。
等了两个星期，王博士的钱依然杳无音信。我下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