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场空的结局，每一位在场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12时58分。

2小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历史，似乎再一次同世人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

当然，仍有人认为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还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或许是探测仪器不够先进，或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或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寻找与发掘，虽无果而终，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日本人真的与“北京人”下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吗？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1)

一张密图暗示的方向

就在日坛人园发掘不久，我再次来到胡承志老人的家中。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和日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图，几年前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便听一位古人类学家谈起，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只是这位古人类学家也只是道听途说，并未亲眼见到这张密图。后来经过一番查访才得知，这张图就在当年为“北京人”装箱，也是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胡承志手上。由于胡老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因而外界并不知这张图到底是什么模样，记载的是什么秘密。

日坛人园发掘的无果而终，促使我再次想起这张秘图，并想籍此就“北京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作进一步探索。感谢胡老的厚爱，当我说出此次来访的诚意后，胡老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把收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草图从一个带锁的箱子里拿了出来。

“这是一位叫皮特森的美国人给我的，快20年了，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 胡承志摇晃着一个陈旧的大信封说。

“这位皮特森有什么来头吗？”我问。

胡承志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他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有一次皮特森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g.h.r.von koenigswald）。他向孔尼华谈起自己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我与孔尼华是通过贾兰坡先生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待双方建立联系并相互信任后，他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秘密图”从信封里掏出来，在茶桌上缓缓展开。

这是看上去普通的草图，在一张十六开的纸上，画了十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字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图纸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图。

胡老用放大镜看图纸，解释道：“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京查寻‘北京人’时，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从这个日本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个美国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国内。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个美国调查官手上得到了它的复印件。”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我问

胡承志想了片刻，道：“我这也是个复印件，皮特森之所以要将这张图寄给我，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十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两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你看——”说着将草图推移过来。

我随着胡老手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果然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杠。

胡承志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向我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愚笨的我总算大体明白了这张图的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推测“北京人”去向的示意图。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2)

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人，由于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辨认，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人，是息式白；第三人，是德日进；第四人，是裴文中；第五人，是蓝玉田(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人，何博礼(协和医学院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人，博文；第八人，胡顿；第九人，由于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辨认，为一外国医学博士；第十人，马文昭；第十一人，松桥。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重点人物：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地点。这张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地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后来可能有六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某仓库，或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不知是个什么地方)。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面对这张草图，我的脑海里当即冒出两个疑点：一是近60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但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直接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到过美国公使馆。二是这张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将中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不凡，可能吗?

当我把自己的怀疑与思考提出后，胡老说：“送美国公使馆的事，没有一个中国人见到，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到底送了还是没送，我不清楚，恐怕裴文中也不清楚。”

当我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然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点像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我有些吃惊地抬头望着面前这位和善的老人。

胡老说：“我只是这样猜测，但没有根据，只是感觉。因为日本人写的字笔画大都很硬，而这上面的中文字写得很潇洒，很漂亮，英文字也写得不错，一般的日本人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英文的。从英文的笔体来看，有点像搞财经之类的人写的。”

显然，如果这张图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当年若是没有参与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搜查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画出这张草图的，更不可能准确地写出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那么，画出这张秘密草图的中国人——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又是谁呢?他或她当年在搜查“北京人”的过程中，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张秘密搜查图出自日本著名侦探锭者之手。虽然并不知道锭者的中文写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却很不错，这是当时的中国科学界许多人知道的事实。

临走的时候，胡老表示可把此图送给我，或许以后还用得着。我怀着感激之情接过了胡老送来的充满了信任与期待的特殊礼物。

回到家后，在寂静的夜晚，我独自展开这张草图，再次进行仔细慎密地观察、分析。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胡承志将“北京人”装箱并交到博文手上后，博文并没有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其理由和根据是：1.图上只有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路线图，没有地下室到美国公使馆的路线图；2.日本宪兵队列出的14个追查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一个是美国公使馆的人；如果博文确实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话，公使馆肯定会有具体的接收人，这个接收人也肯定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因此，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说法，不攻自破。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3)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我再次打电话给胡承志，希望他就此事再查阅一下有关信件。第二天，胡老告诉我说，他仔细查阅了皮特森给他的所有信件，其中一封信中明确说，据那个美国调查官员讲，博文没有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了美军陆战队兵营。

至此，半个多世纪的谬传终于得以澄清，我为此长长出了一口气——后来的“北京人”搜寻者，可以不必为这一点再费尽心思而把精力用到别处了。

这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草图，的确为“北京人”的去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解开了关键的一环，但遗憾的是仍不能由此推断出“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平搜查“北京人”的确下了一番苦功，而找到“北京人”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那么，“北京人”是否真的在日本人手中呢?

难忘的长春之夜

当历史的脚步即将迈过20世纪门槛，新世纪的曙光已映照全球时，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回顾与探讨，人们对“北京人”的渴望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当年在周口店那个荒凉的山野深处，继裴文中之后于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更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1998年，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土、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贾兰坡，已是91岁高龄。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

同裴文中晚年一样，面对匆匆掠过的时光和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状况，“北京人”的下落问题，越来越令贾兰坡挂念并为此焦虑不安。这种情愫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心中膨胀，使他经常为之彻夜不眠。有时在梦中突然看到“北京人”就在眼前的某个角落，而伸手索取时又神秘地消失于一片茫茫不可辨的混沌之中，为此，他常常半夜惊起。

不堪忍受这种心灵与精神折磨的贾兰坡，强撑着身体，于1998年夏季，与14位志同道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寻找“北京人”的倡议书，呼吁全世界人类立即行动起来，在新世纪的光照中，共同携手寻找失踪达57个春秋的“北京人”。倡议书通过媒体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不只是贾兰坡与14位院士的心愿，它同样代表了具有文化良知和精神追求的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希望。

于是，中外人士纷纷加入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之中，并以各种方式为这一世纪末伟大文化行动，尽心尽力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发表自己的推断和意见，从而再度掀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热潮。就在这股热潮中，一个日本人和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中外科学界的注意。

——此人的名字叫中田光男。

1998年10月28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座公寓里，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