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竟然一直在保护我，并和爸爸大吵大闹，说如果他打坏了我她就和他性感，以至于没有人会在乎她外表之外的东西。这是所有美丽女人的悲哀。

当然我对她的恶语演讲其实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成分：在我们相处的时候，她背叛过我。其实那不是她的错，她脸蛋漂亮身材性感，当然有权利在我对感情不太用心的时候去引诱别人，并在我的面前表现出忠贞不二的样子。长期以来我甚至坚信她是世界上唯一特别的女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兄弟——应该是伪兄弟——醉酒后向我吐露了他曾经上过“校花”的床的事实时，这一观点才寿终正寝。“兄弟”没有错，因为他是个正常发育的男性；“校花”也没有错，因为她终究是个发育正常的女人。而在那时的我看来，只要是女人，就是有罪的，是从诞生开始便背负了的原罪，后天的一切努力都无从改变。错的是我，认错了对象，把自己置于这不尴不尬的境地。

撒旦之一(3)

其实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起三年来合作还是主流，对抗只是支流。在我还对女性有兴趣的年代里她几乎接纳了我的所有冲动。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她。所以我认为我的忠告是善意的，甚至是伟大的。

她听了我的分手演讲，竟然在抽了我一巴掌后哭着跑了出去。真是令人费解的女人。

我执意拒绝了爸爸想亲自送我去上学的好意。离开家去北京上学的那天，继母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包。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把它塞进了衣服的口袋里。上了飞机后我打开看了看，是一块玉，碧绿色的，上边拴着一条红色的绳子——看样子她打算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无奈地笑了笑。她也想学电视剧里那些做作得有些令人肉麻的后妈，儿子到外地求学的时候，把她所谓的传家之宝偷偷塞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想到这里我几乎就要呕吐了。

于是我随手把那东西塞进旅行包里，开始憧憬我的大学生活。那个北方小城里让我厌恶的男男女女们通通都见鬼去了。

其实让他们去见鬼，并不是诅咒他们，而是对他们最诚挚的祝福。魔鬼喜欢破坏，比起爱来，他们更喜欢仇恨，但是他们从不说谎，也不会背叛，比最虔诚的教徒还忠诚。

那一年，我十八岁。

撒旦之二(1)

上海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在这里，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在一掷千金，在把他们拼命赚来的那点钱花在这片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换取一点点貌似很重要的面子或尊敬。任何人都可以在上海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因为它太大了，可以容纳一切光明磊落和鬼鬼祟祟。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例外。

我生命中的上海是个充满阴郁和孤独的地方。我生在上海某所谓富人区的一幢红色的洋楼里。那座楼房只有两层高，可它却是属于我们家的。听保姆说，那是我爷爷的父亲当年在上海滩摸爬滚打置下的唯一保留到了今天的家业。楼的样子很难看。夏天的时候，楼的外墙上会生长出许多绿色的爬藤植物，并会招致无数的蚊子和飞虫。楼里面却是冬暖夏凉的。我很想从房屋的构造上探究一下它冬暖夏凉的原因，但是我对建筑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这个从童年时代就困扰着我的问题至今我也没想清楚。虽然有一点我很感激——这幢楼房没有让我得上风湿之类的病，但它却成为我心中的巴士底狱，也就是我一生反抗的刺激物。

说实话，我对这座不伦不类的楼房痛恨不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很喜欢它。她喜欢在仲夏的傍晚到楼外的绿地去散步，向对面公寓里的那些体态臃肿的家庭主妇们吹嘘我们家的楼。当然吹嘘的内容有的时候还扩展到她那能赚大钱的丈夫和她那又漂亮又乖巧的女儿。我不喜欢她在别人面前谈论我，我不喜欢任何人谈论我。但她是我的亲妈，她给了我生命，这也使得她有权利在其他人面前对我评头论足。

我妈是那种香水，在任何社交场合都能微笑地和每个熟悉或陌生的人交谈，并自信可以成为任何场合中的视觉中心。在我眼中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在我的心目中有着偶像甚至神明般的地位。我甚至一直以为他娶了我的妈妈一定是因为我的祖父欠了我外祖父一大笔钱。

撒旦之二(2)

可是令我奇怪的是，爸爸对妈妈极好，他们一直相敬如宾。这让我无法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在和爸爸相处的时候有意隐藏了自己飞扬跋扈的个性。可是无论怎样，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的。这一点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爱——一个即使讨了个神经质老婆也还能保持风度的男人理应得到自己女儿的崇拜。

爸爸每次回来，都会带我到全上海最豪华的酒店去吃一顿，然后去听音乐剧或购物——我喜欢花钱，更喜欢音乐，何况我讨厌一直呆在那幢令人恶心的红楼里。

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听音乐。那几年我几乎听遍了所有的音乐，我甚至可以如数家珍般地说出20世纪人类音乐史上所有好莱坞电影主题曲的名字。

我喜欢欧美音乐胜过中国音乐。因为我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优美的旋律配上蹩脚的离婚了，我跟着爸爸，他天天带我出去玩。那是我十八岁以前最开心的一天。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女人。

撒旦之二(3)

高中毕业后，我哪所大学也没考上。长期压抑的心态让我对一切负担产生了恐惧感。我对我的妈妈说，我要到其他地方去再读一些书。她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可是这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刀片放在自己手腕的动脉上，用死来威胁她。于是，她很快就屈服了，因为她不想让她自己多年的梦想——把我变成她——变成泡影。

她和父亲决定送我去北京读一所专学外语的学校。原因很简单，我的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似乎还是一个很有职权的大官。这次我没有提出异议。并不是因为我对北京或我的那个舅舅有什么特殊的好感。只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至于到哪里去，无关紧要。况且我认为学好外语对我听外国歌也有好处。

上飞机前的那一刻，我哭了。因为那天我的爸爸竟然没有来送我——他三天前到其他地方去办事。他几乎是这个城市里我唯一留恋的人。

妈妈也哭了。那一刻我竟然发现，哭泣的妈妈看上去竟然也很美。我想当初爸爸一定是因为她的眼泪而爱上她的。那一刻我有生第一次感觉到她不是个间谍、法理学家或戏剧家，而是一个会为女儿的远行而流泪的母亲。

她一直没有结束她的嘱咐，直到我跨过安检的黄线。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竟感觉自己对她有那么一点舍不得。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被北方那个古老城市的巨大吸引力所取代。我终于得到片刻的清静和自由了。

那一年，我十九岁。

撒旦之三(1)

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最为根深蒂固的教育就是——绝对服从我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拥有不凡人生的伟岸男子。他十六岁那年即被家里送进部队，接受党的教育。随后他又多次立功，并且很快就得到上级的赏识，最终自己也成了别人的上级。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家里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用呵斥下级的语气呵斥他的妻子和儿子——无论他们有没有错，而我和我性格温顺的母亲生活的主题就是——服从。很多年后，在我回想这段童年的生活时，往往会有些疑惑：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如此温顺地服从我的父亲？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或许这就是行为的惯性吧。

在我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时候，就开始独自睡一个房间了。从小自己睡是父亲倡导的良好习惯。他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两岁以上的男孩子还要和父母睡在一起的话，那么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个猥琐的手淫者。每次说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的脸上总会浮现出一种诡异的神情，仿佛任何异议都是对神圣父权的亵渎。妈妈心疼我，怕我着凉和害怕，夜里总是以上厕所为借口，偷偷跑到我的房间里给我盖被子。这种习惯持续了多年，结果她老人家真的就患上了功能性尿频的毛病，这是多年以来我心里最大的愧疚。妈妈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一生都在努力从丈夫和儿子两个男人之间寻找平衡点，却最终迷失了自己，很可怜。

其实一个人睡觉倒是没什么不妥，我还是很喜欢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的——爸爸在家的时候我往往都是躲得远远的，因为他总是能从我的一举一动中挑出“小流氓”才会有的毛病来——只是长大以后我回想起这一细节的时候，总是怀疑我是不是他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因为依照现在通行的观点，这样对待孩子的家长都是被认为是心狠手辣的，会遭到老人们的诅咒。而且这样对待一个孩子的确不人道。试想对于一个小脑尚未发育健全的孩子，怎么能保证夜里他不会从床上滚下来，摔到地板上？事实上，我怀疑自己小的时候真的就摔过，因为我的脑子总是比别人反应慢一些。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极为隐秘的愿望，就是在潜意识里希望我的爸爸能在每天睡觉之前在我的房间里待上一会儿，即使什么都不说，只是坐那么一会儿，我也会很开心。遗憾的是，这样的一个愿望竟一直都没有实现。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必需之外的任何谈话。

最让我无法容忍的就是他不许我的手中有可自由支配的钱，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高中。其实想想父亲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所认识或了解的社会小流氓们的性格成因中，钱是很重要的因素——他们的罪行往往就是从向弱小的同学勒索钱财开始的。而且有一点我很放心，那就是：我没有钱，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来打劫或勒索我，多年以来在放学的路上倒也平安无事。

我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事。

班里一个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的男同学（其实我和班上大部分人都没什么交情，只是这个人我一贯看着不顺眼罢了），拿了一把结构很复杂而且外观很漂亮的折刀来到学校。班里所有的人都被折服了，大家传着看，刀的主人的脸上一直洋溢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幸福微笑。班里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们都簇拥着他，问他那把刀在哪里可以买到，那个同学俨然像是那把刀的形象代言人。他说那是他爸爸从瑞士（要不就是瑞典）带回来的，国内根本买不到。他那语气仿佛是在故意向我——我感觉是向我——示威一样。

于是我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耻辱。这种耻辱之所以可以称得上是耻辱，是因为它来自一个我平时最最看不起的人——我从小就讨厌那种暴发户似的小人，觉得他们简直庸俗透顶了。于是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于是我酝酿了一个很伟大的计划。之所以说它伟大，是因为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我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决定偷出爸爸的手枪并把它拿到学校去。我要让大家明白和手枪相比，一把瑞士买来的军刀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它的主人更是个可怜虫。

撒旦之三(2)

我没费多少力气就把爸爸的手枪偷了出来，而且根本没有被他发现。其实并非他麻痹大意，而是因为他对我太过放心——他不相信这个见了他就哆嗦的儿子有这个胆量。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它拿到了学校去。结果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所有的人都簇拥在我的周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那个男同学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角落里摆弄他的那把刀。我终于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的窘相。奇怪的是，当时的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那个男生眼中并没有出现我期待的嫉妒或沮丧的目光。这也使我的成就感大打折扣。

很快那把手枪就被班主任发现了。他看见那把枪的时候几乎是以足够打破亚洲记录的高度跳了起来，并且恶狠狠地用“暴徒”之类的词汇来形容我——可能他联想到了美国的校园枪击案，那个叫卢刚的中国学生，用手枪射杀了自己的老师，然后自杀。我想那一定是他的教师生涯中最灿烂的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初中教师，他居然可以在自己的班里发现一个持枪暴徒。如果他以后有资格写写回忆录的话，我想这段他不会错过的。

后来的事情更是理所当然——班主任把电话打到我家，我的妈妈来学校把我接了回去。我的爸爸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揍了我，而且揍得很重——几乎可以算作是“毒打”，因为我的鼻梁骨几乎被他打断了。从那以后鼻子成了我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动不动就会流血。

那顿毒打让我幡然悔悟——我不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家庭里生存，那样只会让自己受伤。我必须遵循这个毒打我的男人的规则。

于是我选择了做“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像我爸爸期待的那样。我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我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