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六镇营户的后裔。[7]刘氏为胡人改汉姓中最多的一姓。由于本身可能具有的胡人血统，山东豪杰中的刘姓者多善战。《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
刘黑闼不但善战，而且更善骑射。[8]被范愿等杀死的刘雅为窦建德故将。范愿在统帅问题上首先想到刘雅，可以推知刘雅必定善战，与刘黑闼相类。
刘兰成、刘世彻，也以善战著称。刘兰成，两《唐书》作刘兰，“颇涉经史，善言成败，然多凶狡”。《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条记其克綦公顺，攻北海城，击臧君相，皆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善于用兵，可见一斑。关于刘世彻，《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条略云:
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徐圆朗兖州人，曾隶属窦建德。刘黑闼起兵后，兖州等地均群起而应之，可知徐圆朗也是附属于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因而他也信奉“刘氏主吉”，在刘黑闼败亡后，欲迎立另一刘姓为主。刘世彻“名高东夏”，徇谯、杞二州，“所向皆下”，可见山东人对其之心悦诚服。刘世彻不世出之才当也是战略统领之才。宋代洪迈在读史之时，慨叹“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离乱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而被洪容斋首推为天下奇士的唐人就是刘兰成与刘世彻。[9]刘武周也可视为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旧唐书》卷55记载，武周为“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
刘武周在关陇称帝，骁勇善战，震骇关中，也是唐统一战争中的一个劲敌。
据上列诸刘之例，可知在山东豪杰中，刘姓者善战，可能是一显见的普遍事实。因此，窦建德余部在择帅时，鉴于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中善战者多为刘姓之人，在统帅的候选人上提出“刘氏主吉”的原则，希望以此号令建德余部，继续与唐作战。
范愿等推举的刘黑闼确实不负众望。这不仅表现在刘黑闼的骁勇善战使州之战成为唐太宗统一战争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而且在刘黑闼的统领下，这部分山东豪杰也利用了自己的图谶，形成了新的核心，不为关陇集团所用。“刘氏主吉”真正做到了与“李氏将兴”分庭抗礼。
刘黑闼举兵后，窦建德旧将多杀唐官，举兵响应。刘黑闼州失败后，逃亡突厥，引突厥入寇，流亡在鲜虞的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复举兵应之。转眼之间，刘黑闼等又尽复故地，迫使一向能征惯战的淮安王道玄败没，齐王元吉畏惧不敢进。最后李建成用魏征之计，采取释酋抚遣的方法，才侵黑闼，但“其党北遁”[10]，终未为唐所用。刘黑闼部将的善战，各地豪杰罕能及之；而平后复叛，顽强抗唐的举动更是绝无仅有的。
刘黑闼占领地区的民风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附其叔父“游秦传”[11]云:
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廉州的位置，同书卷39《地理志》“镇州稿城”条记载:
武德元年，改为廉州。其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复置廉州，领高木城、鼓城、毋极、(鹿城)四县。
廉州在恒、定、深、赵州之间，为窦建德、刘黑闼势力所及，民风“强暴寡礼”。《太平广记》卷253“解嘲”条云: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
上引《旧唐书-刘黑闼传》记载，范愿称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强暴与宽仁集于刘黑闼一身，虽相反，实相成。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胡化性强，因而民风寡礼，只为窦氏、刘氏之用，正是其胡化倾向的反映。刘黑闼部众的骁勇强悍与顽强抗唐也含有种族文化的因素。《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略云:
会刘黑闼乱河北，(王)王圭等进说曰:“……今黑闼痍叛残孽，众不盈万，利兵鏖之，唾手可决，请往讨，因结山东英俊心，自封殖。”
王珪、魏征等曾劝隐太子利用平刘黑闼的机会结山东英俊，但刘黑闼部将为隐太子所用者可能为数至少。《新唐书》卷78《庐江王瑗传》记载王利涉劝瑗曰:“山东豪杰尝为窦建德所用，今失职与编户夷，此其思乱若旱之望雨。王能发使，使悉复旧职，随在所募兵，有不从，得辄诛之，则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可见窦建德、刘黑闼余部与编户等夷，未被擢用。又如《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略云:
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苏定方为刘黑闼手下一员虎将，从刘黑闼平定，苏定方“归乡里”看，河北豪杰“失职与编户夷”是当时事实，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等并未能结这部分豪杰为己所用。
太宗有瓦岗寨系统豪杰为其效命、尽力，而建成结河北豪杰的举措又未获成功。玄武门事变太宗胜而建成败，山东豪杰的人心向背不能不说构成了一个主要原因。从建成未能结河北英俊看，窦建德、刘黑闼集团确实是一自成体系的独立集团，他们骁勇善战，胡化性强。由这一集团提出的当王天下的刘氏，不仅是一图谶姓氏，而且其中亦蕴含着种族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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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苏定方的生平考证
苏定方，名烈，字定方，以字行，是唐初声名显赫、军功卓著的大将。然而，现存《旧唐书》、《新唐书》苏定方本传却多有疑点[1]，关于苏氏的墓志铭文等相关的金石资料至今未见面世[2]，对苏定方其人事迹的研究亦未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仅有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有进一步商榷探讨的必要[3]。鉴于此，本稿即对苏定方的生年，苏定方与朝鲜半岛关联事迹，苏定方之死诸问题提出质疑，并试作考论。
一、苏定方的生年考辨
有关苏定方的生年问题，或许人们认为其无关紧要，历来就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而，探讨七世纪中叶唐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此却是一个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因为按照现存史书的记载，苏定方乾封二年（667）去世，享年76岁。就是说，显庆5年（660）苏定方渡海联合新罗征伐百济，龙朔元年（661）征伐高句丽时已年届古稀。当时的航海条件，长达数旬变换叵测的海上行程，对于一个高龄长者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虽然，李勣668年出征高句丽时也已超过七十岁，但与苏定方相比，李勣所率唐军是经过辽东陆路进发高句丽，其旅途条件差异很大。可以想象，陆路可能的一系列保护措施，相信对于作为唐高宗赋予重任、德高望重的唐军最高统帅，一个七十余岁的老者，不可能不做到周到齐备，这当然不能和苏定方所面对的艰难恶劣海上旅程相提并论。以此之故，笔者对苏定方的生年问题一直存有疑问。下面就先对苏定方的生年问题作以探讨。
关于苏定方的生年问题，现存最完整的史料于《旧唐书》、《新唐书》苏定方本传。不妨先征引上述史书有关部分如下，
《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载云：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曰：
苏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后徙始平。父邕，当隋季，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巨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按：乾封是唐高宗年号，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辞海》诸书依上引记载，考定苏氏生于公元592年[4]。如果不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此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仔细检讨上引资料，就会使人产生一系列疑惑。需要说明的是，《新唐书》苏定方传因编撰体例所限，文字较为简洁，也增加了一些《旧唐书》未载之内容。只是苏定方传开头(如上引)，似未有明显的增益，基本上延用旧传。无疑，探讨此问题，《新唐书》、《旧唐书》的记录可作互证。
“大业末”(《新唐书》作“隋季”)，苏定方的父亲苏邕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共有14年(605～618)。按一般观念推算，大业末至少应从大业十年算起[5]。假若这种推定不错的话，以上引资料为基准计算，此时苏氏的年龄应是22岁，而非上述的“十余岁”或“十五岁”。两相比较，其相差多达七年以上。如果向前推七年，当是大业三年(607)，当时正是隋朝的鼎盛期，所谓的“贼”还不可能出现，也不会有苏邕率大队人马讨贼的事件发生。显然，上引苏定方本传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另外，苏定方乾封二年死亡似是可以认定的[6]。鉴于此，不妨首先搞清楚隋末“贼”何时出现，特别是苏氏故乡所在的河北信都郡的“贼”何时出现？征引史料如下。
《隋书》卷85《段达传》载曰：
帝征辽东，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张金称等并聚众为强盗，攻陷城邑，郡县不能御……。
《资治通鉴》卷181云：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所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时鄃人张金；称聚众河曲，蓨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从上引史料并参照《隋书》卷2《炀帝纪》可知，隋炀帝第一次出讨高句丽始自大业八年正月，下诏书则在上年二、三月间。可以看出，各地百姓疲于军输及贪官污吏的逼迫，于大业七年末纷纷起兵，其中以河北、山东地区为主，后扩散到其它地区。据唐人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卷17及今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鄃县属清河郡，蓨县开皇五年划归信都郡，清河、信都两郡相邻，漳水从两郡交界处流过。苏定方的故乡武邑县与蓨县接壤。值得注意的是，史书除记载蓨县人高士达[7]聚众起兵外，再未见有信都郡辖下其它义军起事的记载；而且，高士达亦非在蓨县境内起事，而是在清河郡。此或许和《新唐书》卷85《窦建德传》所载清河境内“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葭莩阻奥，可以违难；承间窃出，椎埋掠夺，足以自资”的自然环境有关，而信都郡却无险可据。因而，信都郡百姓似到邻郡相聚为盗者为数不少，进而给清河郡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样，纠合信都郡各地的地方武装，由郡守或其它将领率领，到邻郡协助剿抚的可能性很高，此大概就是上引苏定方本传中所言“为本郡讨贼”的实际情况。
那么，苏氏父子随郡守出郡剿抚的时间，应该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述，大业七年末，河北各地义军蜂起，其中以清河郡境内最为有名，而苏定方故乡所在信都郡武邑县却相对平静。因隋朝此时正动员全国力量准备征讨高句丽，故对各地义军未予以特别注意，只是“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之”[8]；因而，此时苏邕率数千人剿抚的理由还不充分。另外，依《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信都郡下辖十二县，户168，718。若按平均数计算，每县约有14，059户，隋朝每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