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的是一间伸向花园的凹室，一块玻璃荧光屏将凹室与餐厅隔开，荧光屏后面是一个波光粼粼的小型大理石水池，一线清澈的水流汩汩往外流向花园。辛格取出一个巨大的遥控器，并将它指向餐桌上方的屋顶，我想象着大概会弹出另一个电视屏幕。他按下按钮，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沉重的鲁琴斯石屋顶缓缓地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你根本想象不到里面究竟有什么。我们仿佛走进了007式的电影里，彻底被所见情景惊呆了。屋顶完全打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屋顶变成了一个完全仿照巴黎卢浮宫顶建造的玻璃金字塔，上面的玻璃折射出远处绿色的露台。每个人都长嘘了一口气，我们半是震惊，半是羡慕。辛格转向我们，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现在，你们认为这是改进还是只能算改造呢？”他问。

印度富人区(2)

与印度国民志愿团成员接触的过程往往与我的设想大不相同，通常他们都极具个人魅力。有一次，我曾到一位非常好客的国民志愿团拥护者家里做客，他家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当时的另一位客人是国民志愿团在该邦的领导人曼莫汉?维迪亚（manmohanvaidya）。这次晚宴是为了向我介绍他们的运动而设的。维迪亚向我描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国民志愿团宣传干事：首先他必须立誓过独身生活，以确保只与这场运动相结合。其次，他要住在全国各地的招待所中，以国民志愿团的工作为中心，来来往往奔波。此外，他不能喝酒、抽烟、食肉。他的存在与国民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艰苦且自我否定的。“除了食素以外，”我说，“你们似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fundamentalist）有许多共同点。”听我这么说之后，维迪亚似乎有些震惊，随即笑道：“我们是非常专注的。我想你大概可以说我们有部分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太肤浅了，而我们是印度教教徒。”“只是印度教教徒，还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我问。“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这完全是两码事。”

几个月后，我拜访了国民志愿团的总部，去参观他们每年一次的“长官训练营”。国民志愿团的主楼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的市中心，俯瞰着一个尘土飞扬的巨大阅兵场，国民志愿团的志愿者们正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训练营是国民志愿团遍布全国的领导人的一种大型“沙卡”，持续三十天。拉姆?马达夫（rammadhav）陪同我参观，他是该组织全国性的发言人，非常健谈且富有个人魅力。我们看到两千人的队伍在阅兵场上来回行进，手里挥舞着一根警棍，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穿着标准的国民志愿团制服：白色衬衣，黄褐色短裤，中间系一条结实的黑腰带，黄色短袜和黑鞋。他们还戴着国民志愿团标志性的黑帽——对白色国会帽的反叛。国民志愿团的敬礼显而易见是法西斯式的：立正，然后将右手放到胸前，手心向下。每天清晨，训练者都会聚集在迎风招展的藏红花色国民志愿团旗帜下，向它敬礼致敬，然后齐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圣歌——“祖国万岁”（vandemataram）。在剩下的时间中，直到晚上10点，他们将分别进行军事训练和“品格培养”，中间插入讨论会和一些传统比赛，如卡巴迪等。卡巴迪要求两个队伍的人参加，分为攻守双方，比赛过程中，双方都竭尽全力，同时要高喊“卡巴迪，卡巴迪”。49训练营不提倡进行单项体育比赛，甚至是起源于印度的项目，如象棋。而板球尽管是个集体项目，但也被禁止，因为它是一种外来运动。

观看完训练，我们回到国民志愿团在那格浦尔古城中心的官方总部。这里是高级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总领导和副领导共住一个套房。他们的卧室都是僧侣式的，简单得近乎单调，与一个狭小的客厅相邻。有些人争辩说，国民志愿团实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单个领袖的盲目崇拜上，而国民志愿团强调的是集体领导，其领导人只扮演“向导和顾问”的角色。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当然，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可以被描述成苦行者，其领导人简单的卧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住宅就像卡尔特会僧侣或提倡苦修的主教的修道院。“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在这张床上终老，”我的向导告诉我。

随后我们到了国民志愿团创始人海德格瓦的家宅。这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brahmin，海德格瓦的一个副种姓）的住宅，展示了富有的印度教上层阶级的生活。19世纪，海德格瓦家从海得拉巴迁到那格浦尔，当时的海得拉巴是在一个专横的穆斯林领主的统治下。50海德格瓦德的伊斯兰恐惧症或许是受这个家族史的影响。“这房子漂亮吗？”我的向导问。

印度富人区(3)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此期望得到不会拥护他们观点的人的认同。国民志愿团对世界的见解如此具有侵略性，而它的多数成员却文雅谦恭。他们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和善待。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或许远比他们的思想意识复杂。陪同我到那格浦尔采访的是索海尔?阿克巴（sohailakbar），一名德里的穆斯林摄影师。他不知道如果国民志愿团发现他的宗教背景会有什么反应，心里忐忑不安。然而没有人发现，或者说他们其实发现了却假装不知道。

然而在我们以下的访问中，将索海尔的全名隐藏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印度国民志愿团最具战斗色彩的分支是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hinduparishad，vhp）。国民志愿团着掌控社会的整体改革，印度人民党是其政治前锋，而世界印度教大会负责印度教的改革。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dal）是印度教大会的年轻一翼，为之提供突击部队，任何时候只要有动乱就会前去冲锋陷阵。印度青年民兵以猴神（hanman）的名字命名，在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猴神用尾巴烧毁了兰卡岛，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15～30岁的男性青年。据说目前为止，已经有30万～40万人接受过训练。

我们在那格浦尔参观了一次印度青年民兵的训练课。与国民志愿团的训练不同，这些年轻人——许多甚至尚未成年——除了使用警棍外，还用剑和气枪。教练用慢动作挥舞着一根警棍，告诉他们：“这个动作是怎样击打人的后脑，使他一击毙命，非常简单。”这些年轻人大多蓄着浓密的军人式胡须，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训练。其中一个少年来自一片基督教传教士比较活跃的区域，他说：“基督徒试图使我们的人民变节，我们需要自我防卫。”另外一个人说：“在我们的城镇，穆斯林要杀牛，并且在我们做祷告时制造许多噪音。我们不是去杀人就是被杀。”这里每个人都急切地想展示他们的技能。教练也非常友善，“这是印度教徒自卫的突击训练，”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掩饰。”训练课是在那格浦尔市中心一所大学的操场上进行的，过往的车辆行人可以一览无余。我们离开后，索海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如果他们知道是一名穆斯林在给他们拍照，上帝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他的担忧的确情有可原。在上个世纪印度最严重的三次流血冲突中，印度青年民兵在其中两次中扮演了主角，即1991年和2002年的教派冲突。51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重写历史计划，直接导致了1992年的暴力冲突。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身份受到质疑时，历史将变得多么血腥，三千被屠杀的平民（绝大部分是穆斯林）就是最好的例证。1992年12月6日，一群好战的印度教暴徒捣毁了北方邦印度教圣城阿约迪亚（ayodhya）内的一座清真寺，冲突由此爆发。1987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阿德瓦尼（l.k.advani，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后，阿德瓦尼成为党主席）的带领下，发起了一场摧毁清真寺的运动。他们声称巴布里清真寺（babrimasjid，以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名字命名），是1528年巴布尔捣毁了当地印度教寺庙改建而成的。他们还声称，寺庙原址正是罗摩王的诞生地。然而，没有证据证明罗摩王的存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印度教教徒都只将他视为一个神话人物（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认为《罗摩衍那》“是一则无与伦比的寓言”52）。而且据经文记载，罗摩的生日是在几万年以前，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场所原来有一个印度教寺庙。印度独立后，有关罗摩诞生地和消失的寺庙的理论才逐渐盛行起来。在一名无神论者看来，阿约迪亚运动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力量的最好例证。1984年，在罗摩庙运动发起之前，545个议会席位中印度人民党仅占了2席；这项运动发起后两年，印度人民党的实力扩展到84席；而当1999年，该运动到达高潮时，印度人民党赢得了183个席位，2004年大选中才又降到138个席位。

印度富人区(4)

2002年，古吉拉特的高德拉（godhra）发生了暴乱。2月27日，一节列车车厢起火，烧死了58名印度教教徒乘客，引发了此次骚乱。这次事件与十年前巴布里清真寺被捣毁引起的大屠杀直接相关。高德拉是一座穆斯林聚居的城市，也是古吉拉特邦至北方邦铁路沿线的一个重要停靠站。在该事件发生之前几周，火车里满载的都是前往阿约迪亚的世界印度教成员，他们是为了重建罗摩神庙而赶去参加声援大会的。53高德拉火车站附近的穆斯林社区有许多人在火车站兜售货物或当苦力。他们声称，几周以来一直受到车厢中印度教教徒的奚落。后来政府对该事件的调查未能找到车厢起火的原因，但是所有目击者都说，车厢起火时他们看到一大群愤怒的当地穆斯林。

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由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领导，他原是国民志愿团的宣传干事，该事件发生前几个周刚成为邦首席部长。事件发生后，他宣布2月28日为追悼日，将在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上为死去的乘客送葬。这无异于一种不加掩饰的煽动。数千印度教教徒包围了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古吉拉特邦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聚居区，形势剑拔弩张。而暴乱发生后，莫迪引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他的话纵容、鼓励了凶手的暴行。随后的反作用力远非大小相等。接连几天，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冲突在这个邦蔓延，一些血腥的杀戮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攻击者对待穆斯林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令人发指，暴徒们聚在一起奸淫妇女，把煤油灌进她们以及孩子们的喉咙，然后将点燃的火柴扔向他们。数百人站在一旁观看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雀跃欢呼，这种焚烧象征为高德拉火车站被烧死乘客的报复。凶手们将受害者家庭里的男性成员拖到火烧现场，让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妻儿被活活烧死，然后再将他们烧死。这些暴行显然早有预谋：暴乱者拥有选民名册，因此他们能在混合社区挑出穆斯林家庭，而不会触及周围的家庭。他们还能准确无误地找出穆斯林的商铺，尽管这些店铺已经受到他们印度教商业伙伴的预警，改用了印度教名字的铺面招牌。暴徒们屠杀的形式和效率再次证明他们的暴行蓄谋已久。54

而古吉拉特警察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同样让人们感到震惊，他们对眼前发生的屠杀袖手旁观。据说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是暴徒们的帮凶，比如告诉凶手当地穆斯林的住址，将逃亡的穆斯林拉回暴徒们的控制范围内。印度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对此次事件开展了大量调查。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古吉拉特警察曾受到指示不要干涉暴力活动。55“暴徒们抓住我的丈夫，用剑在他的头上砍了两下，”詹娜?谢赫（jannatsheikh），一名穆斯林主妇，在一次独立的法律调查中说。

然后他们把汽油浇到他的眼睛上，并把他活活烧死。我的小姑被剥光了衣服，然后被强奸，当时她怀里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们把汽油浇在她和孩子身上，并点燃火将他们烧死。我的婆婆没法爬楼梯，因此她和一个4岁的孙子留在一楼。她告诉他们拿走所有的钱和珠宝，放过孩子。他们把钱财拿走，然后还是烧死了孩子。我所在街区的少女们都被剥光衣服、强奸然后烧死。警察在现场，他们都是暴徒的帮凶。56

这只是众多人权组织记录的几百份目击者证词之一。几乎在每次调查中，警察都拒绝记录下证人的证词。

印度人民党的一名部长哈伦?潘迪亚（harenpandya）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对手。2003年，他答应一个调查委员会出面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