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蓬勃的。抒情诗在中国就像史诗戏剧在西方，那样自来已站在最高的位置。
西方对抒情传统的评价，从中世纪经文艺复兴一直都在与日俱增。“抒情诗是纯诗质活力的产物”，因此“抒情诗(lyric)和诗(poetry)是同义字”。再加上柯立芝(coleridge)的浪漫看法：“不管散文或韵文，所有成功的文学创造都是诗”，那么我们可以回头也捡到一句代表东方文学观的中国老话：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诗的传统。
陈世骧且专文论述“诗”这个字在中国最早的源起，及其如何演化为表达抽象范畴的名词。因为一个新名词的建立，代表一个新观念逐渐辨析成形，其过程在当初是激烈新鲜的。
他提出，“诗”字最早的应用，特有所指，是在公元前第九世纪至第八世纪，西周末年厉宣幽三朝。西洋文艺哲学和批评上承希腊，可说来奇怪，事实是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文中竟尚无一个“诗”字。亚氏的《诗学》(poetics)是一创举。但他开宗明义就说，用抑扬格、挽歌体或其相等音步写成的艺作，直到目前还没有名字。为要阐明诗的艺术旨趣方法，他又非用一个相当于“诗”的字不可，只好强用了一字，此字后来拉丁文写成poesis，中古英文的poesie,和现今的poetry。然而这个字在当时希腊文中只是普通“制作”的意思，可泛指一切制作品，是经过亚氏一番辨析创见，此字才成了专名。据考《诗学》作成于公元前三三五至三二二年间，当中国战国晚期，已是屈宋骚赋创作的时代了。
的确，从来西方文学传统的最高境界不在诗，在悲剧。悲剧性tragic一词，意指严肃的，常超乎自我的，恐怖与怜悯，对人生大宇宙的彻悟。
希腊悲剧，是把英雄个人的意志，跟命运的摆布，两者冲突加强戏剧化。或是悲剧主角盲目地行动着，直到最后发现命运一直已安排好了他的下场，他毫不自知。对此我们经验到悲剧性的恐怖和怜悯，从中获得了洗涤、升华。人跟命运直接接触，命运成了人格的化身，而且不只一个，是三个女神，用线索牵着每一个人。但命运在中国不论是天命或天道，它都不是人格化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命运包盖一切无可逃避，但它并非有意志人格的神，而只比作一个网，虽然不漏，但是疏的。所以个人的意志和这样一张茫茫漠漠的网冲突时，自然不会带冲突性。本来中国文学自古便没有产生过像希腊那样的悲剧。
中国文学里的命运观念，既然不像希腊化身为三个有形象的女神，那么是以什么姿态出来呢?陈世骧说，命运常是一个空白的时间和空间的意象，是巨大无边流动的节奏，没有人格意志，不可抗逆，超乎任何个人，在那里运转。个人没法和它发生冲突，就像地球运转一样。固然一个人也可以说向着地球运转相反的方向走，但若这就是和地球冲突，那实在太可笑了。非但不成为悲剧，倒是喜剧。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上都当作是好笑的人物。
诗的方式，不是以冲突，而是以反映与参差对照。既不能用戏剧性的冲突来表现苦痛，结果也就不能用悲剧最后的“救赎”来化解。诗是以反映无限时间空间的流变，对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实却也是稍纵即逝的事实，终于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这个事实啊。对之，诗不以救赎化解，而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
《悲情城市》十三问(4)
陈世骧指出，十九世纪末，有少数几个欧洲文艺批评家和戏剧家，为西洋的悲剧艺术找新路子新标准，他们提倡所谓是“静态的悲剧”，要一出悲剧的戏里面取消动作。主张“生命里面真的悲剧成分之开始，要在所谓一切惊险、悲哀和危难都消失过后”，“只有纯粹由赤裸裸的个人孤独面对着无穷大宇宙时”，才是悲剧的最高趣旨。不过这些理论对当时悲剧的创作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力量，亦缺乏实际成就。“静态悲剧”的戏剧，不要动作，这句话本身是一个矛盾。正如既是韵文就不能没有韵，既是戏剧，就不能没有动作。
于悲剧的境界，西方文学永远是第一手。而于诗的境界，天可怜见，还是让我们来吧。
第六问真的有那么“好”吗?
恐怕没那么好，但却是“独家专卖”。
我一边厚颜借攀附两大文学传统来给“东方情调”撑腰，一边也觉得，不论东方的或西方的传统对今日而言，谈起来真是前朝遗韵，往事如烟。使我想起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每每走到何处何地，昔日曾是谁谁在这里讲经宏法，仙佛驻迹，善男信女供养的珠花金玉宝物，而今“去圣逾邈，宝变为石”，再过多少年，石迹也要风化乌有了。
去圣逾邈，宝变为石。可偶或从那遗烬逾邈里闪出瞬间宝光，游魂为变，就教后代人炫目不已了。说穿来，侯孝贤电影在欧洲影艺圈内引起的骚动，大概可类比做如此。对于那些电影创作和评论者，他们发自内心讶叹着，故事也可以这种讲法的!
这么简单到居然可以是一部电影!
给我们拍的话，他妈还真搞不过这种怪东西!
但也太简单了吧。
好像并没有在说什么，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想不承认它，它又笃笃在那儿。是个不言的石头，看半天，似乎倒有块玉隐在里面。拿它没办法，最后只好当成是少见的奇禽异兽，列入稀有动物保护罢。
以上，我说明了包括《悲情城市》在内的侯孝贤电影，将是以何物立足于国际影坛，获得卖埠。以下就可以开始质询《悲情城市》。
第七问故事怎么产生的?
是的从周润发和杨丽花产生，千真万确这一切，都从他们开始。
一九八五年底对侯孝贤来讲是黑暗的时代，也是光明的时代。《童年往事》在那一届金马奖前后引起悍然两极的争论，新电影风风光光闹了两年突然色老艺衰，一片招打声。同时，《冬冬的假期》又蝉联法国南特三洲影展最佳影片，各地邀展纷沓而来。侯孝贤摆荡于市场考虑和创作意图之间，是或者不是，做哈姆雷特的选择。此时制片张华坤替他发了一记怪招，找来两个在现实跟逻辑上都不可能碰到一起的人让他们碰见，杨丽花与周润发。那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民生报》影剧版头条刊登：“周润发配杨丽花，花这回遇见发，立刻有化学变化”。
根据卡司来为他们想剧本，侯孝贤陈坤厚搭档时代做过颇多，秦汉林凤娇，林凤娇阿b，阿b凤飞飞，阿b沈雁，陈b江玲。重操旧业，很快，故事出来了。杨丽花的台语跟豪气，周润发的广东话跟帅，雄见雄，所以设计杨是酒家大姐头，周从香港来身负密务，也许是查访一批不明被吞的走私货。两人打冲突起，经过一些事情，发展出微妙的关系，彼此相知甚深之类的，云云。符合这种故事发生的背景，台湾似乎只有放在基隆港连带其腹地金瓜石、九份、北投、台北，复杂且老早已发展。年代要往前，至少九份金矿仍盛的时候，模糊估计，也要光复左右。极可能在光复以后，因为日据期间轮不到台湾人干这些营生。杨周是主线，支线设计一对年轻的恋人，阿坤与美静，跟他们或平行或交织，参差映照。后来我们给了杨丽花一个名字，叫她阿雪。
这份由吴念真写成的故事大纲，嘉禾大表兴趣，希望若能改成香港版在澳门拍摄就更好。而侯孝贤先去拍了《恋恋风尘》。一面把故事扩充，为了建立阿雪扎实的身家背影，她的兄弟姐妹父母和祖先们必须逐一出生，地瓜藤般越拉扯越多，隐隐一门大户呼之欲出，故也曾经号称将拍成六小时剧集发录影带，同时剪成一部电影。但侯孝贤又去拍了《尼罗河女儿》。沧海桑田，阿雪业已易主，周润发也不知成不成。至一九八七年底决定拍成上下集，遂看书读资料。阿雪一度变成侠骨柔情，一度仍恢复原状，改来改去，倒是阿雪的家人终于一一诞生完毕，乍一看，赫赫斯族哉。
阿雪少女时代的家人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便构成《悲情城市》的上集。现在，上集远比下集吸引我们多多了。下集已成遥忽记忆，只剩最初的原型阿花与阿发，偶尔在那里烙烧一下。
下集遂自动消失。上集扶正为本片，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十三问(5)
第八问事件怎么编排的?
要从建立人物而来。
事件既不能开头就去想它，也不能单独去想，它永远是跟着人走的。
当然也可以从一个现象或意念出发，而终究要面对是如何把它说出来，说得好，这个残酷的事实。残酷，是因为再伟大的理念，碰到创作这件非得具象造形的东西时，往往却不知何处下手起，没辙。当然也可以用诸如象征手法，隐喻暗喻，反讽对照，平行排比，等等一大堆，但是拜托这些在作品完成之后让人家去说吧。事件的选择与安排，顶好莫搬出这些宝贝来。
直接进入人，面对物事本身。当人物皆一一建立起来撼他不动时，结果虽可能只是采用了他的吉光片羽，那都是结实的。显现的部分让我们看见，隐藏的部分让我们想象。那么环绕他现在未来衍生的任何状况都是有机的，与别人有时重叠，有时交叉，有时老死不相往来。剩下的工作，便如何把他们织拢在一起而已。
我看出侯孝贤编剧时的一招，取片断。事件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侯孝贤说，择取事件，最差的一种就是只为了介绍或说明。即使有，侯孝贤总要隐形变貌。事件被择取的片断，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的魅力，而非为了环扣或起承转合。他取片断时，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浸染透了，以至理直气壮认为他根本无需向谁解释。他的兴趣常常就放在酣畅呈现这种浸染透了的片断，忘其所以。
《悲情城市》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四五年光复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初时看书，忘路之远近，上溯到清末台湾五大家族，叶荣钟的《台湾民族运动史》写史像写他的切身之事。材料的丰富浩瀚把人诱入其中无法自拔，什么都想装进来，什么都难装进来。这个过程，我鲁钝才学到，编剧其实也是一种如何兼备理智和豪爽去割爱裁剪的过程。侯孝贤敏捷得多，他很快走进状态，丢开所有资料，素手空拳直接面对创制。
一切的开始从具象来，一切的尽头亦还原始具象。
第九问■剧本等不等于电影?
大不等于。
根本是：编剧的思路与导演的思路已经不同。从一件事足以看出来，吴念真的剧本可读性极高，一般读者当成文学作品阅览都很有乐趣。杨德昌的剧本则像施工蓝图，除了工作人员必须看，电影系学生研究看，及电影发烧友为特殊兴味看，旁人来读总之要花点苦功的。
编剧的思路是场次相联结的思路，导演的思路是镜头跳跃的思路。
编剧拿场次为单位来表现时，借对白以驰骋。导演不是，他的单位是镜头。不论他或者用单一镜头里的处理，或者用一组镜头的剪接，会令他感到过瘾的只有一个，画面魅力与光影。
什么样的思路必然决定了什么样的结构。一路以场次对白，一路以镜头光影，其实是判别了两种不同的形式风格。侯孝贤曾说过，念真应该去当导演了。因为念真强悍的编剧思路已足成一家之言，若去当导演，他的会是另一种有趣的类型吧。还有一位编剧也应该去当导演，丁亚民是也，他的又会是另一种类型。
所以拿《悲情城市》的剧本去看《悲情城市》的电影，是灾难呢?是惊奇呢?它们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又何其之不像。非但不像，简直两样。
第十问 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理由啦，剧本，不可能也不会，等于电影。
今年坎城影展有人问温德斯他自己的电影最满意是哪一部，他说在脑子里。而且我想，将是永远在脑子里。
剧本构思完成时，绝对是电影全部的工作期间最快乐的一刻。那时你觉得啊这片子铁定把全世界打挂!你踌躇满志，意兴风发到神经兮兮的地步，如此持续好几天。再来，你必须开始执行这部旷世巨作了。于是你必然遇到千古以来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理想如何落地于现实中。然后你开始生气，挫折，沮丧，在芝麻俗务里消磨殆尽。没有夸张，电影拍摄的过程，最后就是一场不断打折扣的过程。
这样说来，只有宿命论的份了?那倒又不是。
譬如演员，因为台湾缺乏像好莱坞那样普遍整齐的专业演员，大量用非职业演员演出时，首先你很难把镜头切得太近，他们没有任何表演训练足以支撑个人暴露在特写底下，你只好多以中景远景。既无法依赖演员达到戏里的要求，你只好在场景里营造出一种气氛让他活动，因此你会特别注意选择场景，借重环境的特异味道烘托出人。非职业演员素涩无华的节奏，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