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听他指令就行了。

要剪到后来，侯孝贤才明确能说出他要的是，像云块的散布，一块一块往前叠走，行去，不知不觉，电影就结束了。他叫小廖仔细看剪接机上拍到的阿公，他说：“片子照阿公讲话的神气去剪，就对了。”

剪出来，两小时二十二分钟，一百个镜头。真是少得可怜的镜头。其使用，跳接(cut)之外，只有五个摇移(pan)。一个照片特写，余皆近景，中景，全景，远景，大远景。除此，再没有了。

用这样的镜头说故事，使人想到手工艺时代。

后来在东京现象所作冲印，意外看到禁片《蓝风筝》，好片。小廖赞叹若能让他来剪《蓝风筝》，会比现在看到的厉害几倍。小廖那副模样，很像米开朗基罗指着一块大石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大卫。他要凿开沌■，将不出世的大卫现身。

这次小廖谈剪接心得，他说，法则这个东西，你别小看它，它是很严酷存在的。好比《戏梦人生》，你非得花那么多时间去找，跟它相处，长期相磨，慢慢这个法则才出现了。看到它，它统一着这部片子，是最适合这部片子的形式跟内容，然后，你就顺着它，它会带着你，一路下去，很快，剪出来了。

我把他的话记下来，或可名之曰，云块剪接法。

这次他开始动了(1)

——谈论《好男好女》

后见之明

如果一个创作者不甘寂寞跑出来谈论自己作品，对他已经完成在那里的东西而言，任何说明或辩解，都是多余的“后见之明”。

也许是我的一点浅薄经验，谈论的时候，谈的其实都是知道了的，开发出来的，这些，不会超过创作的当时。创作很像李维史陀说的：“我的工作能够找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会有的想法。”所以创作者最好是学学天何言哉，什么都别说吧。

可是为什么又要说呢?

只有一种情况，因为失败了。因为没做到，做得不够好，应该这样的，那样的，早知道的话，还可以如何如何的。懊恼，悔恨，终日喃喃不止。这时候的说，与其是说给别人听，倒不如是自言自语，接近忏情了。

与侯孝贤导演共事十余年，合作过十个剧本，目睹他每完成一部电影，便如此来一回周期性的喋喋不休。结语总是说：“再给我重剪一次的话，片子绝对比现在好百倍。”似乎，每一部片子都是一个抱憾，与不满足，下一部片子成了对上一部片子的补遗。

我常常想记录下来他这些后见之明，作为殷鉴不远，提供给电影发烧友们。毕竟，成功的果实大多相同，失败的滋味却形形色色。

《戏梦人生》的位置

日后若有研究侯孝贤电影的人，将会发现，《戏梦人生》在他创作的历程中，是一次巅峰，然后，转折了。

从现有的作品来看，侯孝贤一九八二年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是告别作，告别他自一九七三年入行以来参加或拍过的各类卖钱片。一九八三年拍《儿子的大玩偶》，开始中毒发作，这一发就到一九九三年拍完《戏梦人生》，终于才算发光光，痼疾出清，好不畅快。

他被人讨论最多已成为他正字标记的固定镜位，和长镜头美学，至《戏梦人生》达到彻底。其彻底，朋友们笑他，可比照相簿，一百个镜头，不妨当作看照片般一页一页翻过去。

长镜头，如众人所知，意在维持时空的完整性，源于尊重客体，不喜主观的切割来干扰其自由呈现。长镜头的高度真实性逼近纪录片，散发出素朴的魅力。

处理长镜头单一画面里的活动，以深焦，景深，层次，以场面调度，让环境跟人物自己说话。因此，单一画面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是多重的，歧义的，暧昧不明，洇染的。其讯息，端赖观者参予和择取。

使用长镜头之难，难在如何统摄住看起来是散荡游离，缺乏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一画面。因为既然不走戏剧，放弃掉冲突、高潮，也无视于情节起码需要的铺陈或伏笔，那么，靠什么东西来完成一部电影呢?

我以为，根本上，长镜头是干脆采纳了另外一种角度看世界。一种理解，一种诠释。

台湾新电影的长镜头泛滥，侯孝贤是始作俑者。但长镜头的问题不在于它的长跟缓，而在于它只是美学形式，却不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态度和眼光的时候。徒当美学，莫怪焦雄屏要说，宁可去看好莱坞电影。

《戏梦人生》把长镜头发挥殆尽，譬如，他在结构上的大胆省略。以他自己的说法是取片断，用片断呈现全部(synedoche?)他说：“问题是，这个片断必须很丰厚，很饱满传神，像浸油的绳子，虽然只取一段，但还是要整条绳子都浸透了进去。”一个片断一个镜头，联接片断之间的，并非因果关系，而是潜流于镜头底下的张力，弥漫于画面之中的气息。

连带的，他影片中一向特有的节约，更节约了。他善借存在于景框之外的空间，声音，事件，以虚作实，留白给观者。由于省略和节约，剪接上他常把尚未发生的事先述了，不给一点解释或线索，待稍后明白，始追忆前面片断的意义。观者得一路回溯，翻耕，不停与整个观影经验对话。

所以单一镜头里，可能倏忽已十年。画外音跨越场景，梭织事件了无障碍仿佛时间的旅行者，一如亚伦雷奈。(以上乃“村声”的吉姆霍伯曼所言。)

《戏梦人生》总结了他过往电影的特质，朝前跃一步，到头了。戏味愈淡，走向愈纯粹的电影。到了电影的边界，令观者起好大疑虑，这到底算不算电影?我的体会，它似乎格外是属于电影创作人看的一部片子。

电影创作人，特别能从这部片子获得喜悦和启发似的。好比黑泽明，路数跟他迥异，看了四遍。伊朗的阿巴斯在坎城看过，后来到日本，对媒体说此片：“看完觉得好，回去再想想，岂止好，简直是厉害。”

大概，这就是《戏梦人生》的位置，归在研发单位吧。不幸的，它离观者恐怕也是又远了些。

做演员

“到得归来”，一幅挂在能乐大师野村保家里的字，意思是，到了彻底，于是回来。用长镜头看世界来表达，到《戏梦人生》满足了，开始想别的。

这次他开始动了(2)

想做演员。

由于长镜头的真实性，侯孝贤几乎不用明星，直接选择非演员。其实呢，他怎么会不想用明星。但除了明星太贵，太忙，关键还在于，明星是电影工业养出来的夜明珠，用它，就得搭衬其他来调和。工业体系中的各项专技分工、制片、编导、演员、摄影、美术、服装造型、音乐、剪接，要把调门全部提到一般高，才用得好。而台湾是，打以前到现在，从来就没有过电影工业。工业所需要的那种量，跟质，没有过。所以都去了香港，才变成明星。依我看，台湾以后也出不了明星的。

所谓台湾新电影，什么样的生态，产生什么样的物种，“新电影有文化，可是不好看”，诚然。只不过一桩事实须指出，是先有国片的完蛋在前，新电影发生于后，因此非但不是新电影把国片玩完了，倒是新电影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了一条可能性。碰巧这个可能性偶尔又还会赚大钱，便以为它主导了国片市场动向。焉知新电影的发生，走的是手工业，在以后，至少也仍是手工业精神，它哪有力量涉及市场荣枯呢。

十年来，侯孝贤惟用过一位明星，《悲情城市》里的梁朝伟。是从这部片子起，侯孝贤就老说要拍演员。包括去帮人监制了《少年■，安啦》若干片子，说得更响。至《戏梦人生》讨论剧本时，信誓旦旦要拍人，拍演员，结果拍出来，比他任何一部片子都更看不清楚谁是谁，戏谑为“蚂蚁兵团”。主角索性是时间，空间，沧桑也不兴叹，根本是原理。

创作，原来一半也身不由己。要到《好男好女》，他才有余裕说变能变。这次他实践诺言，真的来拍演员了。

自找题目

但为什么是伊能静?

十个人里面九个人怀疑——不，九个半人吧，伊能静说。总之是，一片看坏。

认识伊能静在一九八八年，《悲情城市》的女主角本来找她。当时她刚出道，电视上看到她还不习惯媒体，眉带霜。她戏虽没演成，却交了个友谊。不远不近，居然也六年。所以有机会看到媒体底下原貌的、真实的她。

她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是个有能量的人，她的上进心、企图心，久而久之，好像成了一份责任得负起，最后变成是，再不拍她，她就老了■。

这次，侯孝贤改变往常以剧本发展为先，再找寻适合剧中角色的人饰演的工作方式。盯住伊能静，环绕她而想剧本。逆势操作，自找题目来解决。

材料最早是朱天心的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典出日本童话，渔夫浦岛太郎救了海龟放生，龟为报答，载至龙宫游玩，送返岸上，哪知龙宫一日，世上甲子，浦岛太郎同时候的村人都已不在了。小说描写老政治犯适应社会不良，一似浦岛太郎。侯孝贤的台湾悲情三部曲，这次把焦点移转到现代，拍今天，即浦岛太郎存在的荒谬已不言而喻。

排列组合过几种情况，例如伊能静饰老政治犯的小女儿，或者一都会女子新人类的起居录，与老政治犯的生活互相交错对照。为了贴近伊能静，演变到后来，浦岛太郎换成《幌马车之歌》里的蒋碧玉夫妇，现实部分则循伊能静熟悉容易进入的角色状态来拣择，艺人、歌手、演员之类，遂发展出一人饰两角戏中戏的架构。

可以说，若不是伊能静这个题目，不会有《好男好女》剧本，连这片名亦不会有。

也可以说，侯孝贤这位不动明王(a master of the stationary camera，乔治布朗语)，想动了。于是拍演员，成为他的新挑战。没有伊能静，也会有另一人站到这个题目上，并且，发展出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剧本。

拍不出醚味

戏中戏，女演员梁静的现实生活，及梁静与死去男友阿威的一段往事，三条线索要织在一起。

用什么织呢?

摸索的结果，似乎是，用梁静的主观意识来织最好。贴着梁静的意识，镜头爱到哪里即哪里。这是为什么，在剧本讨论过程中，侯孝贤叙述镜头时开始运动了。

梁静的意识，梦跟记忆的混沌边缘，渐渐，本来是戏中戏的部分，转生为梁静的想象了。戏中戏始终未开拍，电影结束时戏才要拍。

每回我总叹气，侯孝贤说出来的电影，比他拍出来的，好看太多了。听他运镜，我拜托拜托他，千万把《好男好女》拍出这股醚味好不好。梁静意识里的现在过去和戏里，搅在一起发酵了，溢出醚味。

后来看到毛片，我大失所望，还是这么冷静，一点醚味也没有。

剪接时又跑去看，有一段推轨移镜，我万分惆怅说，这里算也捞到一点醚味了。摄影师小韩睁大眼睛问，什么是醚味?果然前所未闻的。小韩拍了十年广告，第一次拍电影。

共事多年的陈怀恩，这次担任摄影指导，回头望小韩一眼说，什么是醚味，你要自己去想啊，体会啊，自己去看啊。

这次他开始动了(3)

醚味，是的。我瞧他们俩，真像卡通片《台北·禅说·阿宽》里的大师兄与二师兄。

告别老朋友

镜头动了，依然是不跳接，不切割的长镜头。用摇移(pan)，用推轨(dolly)，用升降机(crane)，保持空间的连续性，跟住梁静盯拍。

五十七个镜头，比《戏梦人生》的一百个，还要少，差不多是一场戏一个镜头。说故事的方法，省略，节约，前述，后设，历历如昔。但确实可见的，诸般地方，不大像了。

剪接中，他每嫌片子小，常说，画面小不啦叽的，单薄。这种感觉，至澳洲做混声期间，变得很沮丧。他说，从前那种固定镜位大大派派的魅力没有了，新的东西，画面讯息太简单，为顺从镜头移动而拉不开，动得也不够好，整个都小小的，很单。

我替片子辩护说，但它恐怕是你近期作品里最接近观众的一部电影了，起码情绪上是清楚的。而且我说，《戏梦人生》的好处难看见，难说明，《好男好女》却好处容易看得见。按焦雄屏讲法，《好男好女》是做在戏头上。亦即取片断，以前取在事件的平常处，这回则在事件的激昂处。

当然这些，并不能平息侯孝贤。事实上，敏锐的詹宏志也感觉到这点，他的说法是，片子太干净了。

的确，侯孝贤承认，若画面里的空间一暧昧，讯息一复杂，梁静的意识就会被淡化掉，在拍时已经是拍她，剪时就只有剪她，把所有不相干的蔓延都排除了。

看完片子后詹宏志的惘然，使我想起唐诺戒烟，一次就戒成了，唐诺念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问他戒烟难不难，他说还好，只是像告别了一个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