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第三章 开路先锋(2)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11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气氛。

在饭桌上，东北局领导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

9月2日，二十一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正在大面积爆发鼠疫，进入苏联的列车和旅客必须进行防疫处理。在边境小站奥得勃尔，大家的衣物都被收走进行消毒，列车在奥得勃尔滞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不能随意离开车厢，最多只能在车厢附近散散步，透透空气。

两个星期过去了，列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赤塔，留学生们的旅程再次停顿下来。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并不是每天通行，因此大家不得不在赤塔等待下一班列车。在这里，由于东北局的事先关照，同学们得到了来自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的热情接待。大家在赤塔停留了几天，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游览市容、观看电影，对苏联的社会风情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

离开赤塔，经过六天六夜的漫长旅行，疲惫而兴奋的学生们终于到了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在站台上迎接的，除了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居然还有几张东方人的面孔。大家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

大家跳下列车，和久别重逢的伙伴们拥抱拍打、欢呼雀跃。想到即将在莫斯科重温童年时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大家无比欣喜，一路的风尘仿佛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当天，二十一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连夜送往距莫斯科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同学们被安置在国际儿童院。天气很快变冷了。苏联红十字会“雪中送炭”，为每个人赶制了一件夹大衣和西装。幸亏有了这件夹大衣，同学们才得以捱过漫长的严冬。

为了提高中国留学生的俄语水平，国际儿童院为他们指派了专门的老师。这位叫做费得洛娃的俄文女教师非常和善友好，对中国学生极尽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述难点和要点。在她的关爱和鼓励下，学生们的俄语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第三章 开路先锋(3)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些学校在名望和教学水平方面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学校相提并论。这一情况，与大家的期待相去甚远。

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正式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为了顾及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苏方刻意淡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不能进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正规大学就读。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一方面，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时局进展的消息；另一方面，苏方似乎也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境遇不再给予关注。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既然来了苏联，就要进入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是就在伊万诺沃这样的小城里，不明不白地度过留学生涯，回去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可是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又是尽头呢？每每想起临行前首长们的殷切希望和自己的郑重承诺，大家心急如焚。加上对气候、饮食不适应，有些人病倒了。

就在大家沮丧苦闷的时候，叶楚梅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叶剑英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12

青年们争相传阅这份沉甸甸的来信，分享着来自祖国亲人的温情。父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重新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理想之火。

高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二十一名同学的父母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瘳夫来调查此事。

1949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来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谢绍明讲，在大家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49年夏天，苏联红十字会安排大家到莫斯科附近的谢涅什疗养院休养，途中要经过莫斯科。伊万诺沃方面不知何故不愿让大家去莫斯科上学，就将其中两位同学扣下来不让走，希望借此牵制中国的学生们。可这哪里难得住具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青年干部呢？大家暗地里把两人的行李运上车厢，就在列车启动的时候，两位同学偷偷爬上列车。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二十一名中国学生终于结束了曲折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正规学习生活。

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

在出国前，东北局就已经指示，到苏联后，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专业，并建议学经济、学工业。中央关于留苏学生学什么，也有比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