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格勒造船学院的历届中国毕业生们将举行一次聚会。

4月14日下午，我赶到北京市翠微路。在中国船舶总公司某部门院内，往日的寂静被沸腾的人声所打破。

六十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聚集在庭院里，欢声笑语在天空中弥漫。在这里，同学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温暖的夕阳，将最灿烂的余晖播撒在每个人的脸上，勾勒出一张张欣喜的笑容。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们，在毕业五十年以后的第一次全体聚会！

在苏联学习造船和海洋军事技术的留学生共七十八人，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到军工单位，长期从事保密工作，因此很多人毕业后再也没有见面。岁月沧桑，不幸有八人已经过世，十一人在国外定居或者失去了联系，能够联系上的还有五十九人。

如今，当所有人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时候，都想了却一个心愿，那就是能够和同窗五年的同学们再见上一面。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易事。

酆炳林告诉我，最初在策划活动的时候，他不无顾虑。

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已经八十多岁了，最小的也在七十开外；有的人疾病缠身，有的人腿脚不便，平时在一个城市里见一面都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要把分散在北京、上海、大连、武汉等全国各地的同学聚在一起。

“这么多人，分布这么广，组织一次聚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大家年纪都很大了，身体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怕出意外。可是，是几位老同学的坚持和热情影响了我，是同学们的积极响应打动了我，使我从怀疑派变成了一个积极推动者。”

这么大的活动，需要有热心人来组织。王光启、余承安、刘其春就是热心人。但是，组织这种活动光有热心不行，必须还要有经费，几十人的食、宿、游览开销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最终还是上海的校友、著名企业家李培植[u42]，为举办这次活动慷慨解囊，提供了赞助。

4月14日是预定聚会的日子。来自祖国各地的校友们如期来到北京，不少校友结伴而来，有人还带来了第三代。萦绕在同学们心头几十年的梦想，此刻终于成真了。

母校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现已更名为圣-彼得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校长得知中国留学生聚会的消息后，专门发来了贺电。他在贺电中意味深长的说：

“……你们中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优秀的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俄语和造船的专业知识；

你们是苏联的热爱者，一如既往地促进着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

你们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为中国造船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你们中的很多人成了主任工程师、科学家，一些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的走上了中国造船工业的领导岗位。

时至今日，我们还常怀尊重之情回忆起你们。

我们深信，中俄两国间的合作和传统友谊将日久天长！”

欢聚场景非常动人。

老同学们一见面你拉着我的手，我挽着你的臂，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尽的情，诉不完的思念。

当看到这群早已是爷爷奶奶的老人们嘻笑打闹，看到他们脸上浮现出的年轻的红晕，听到他们彼此称呼对方的昵称，我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时钟仿佛一下子回拨了五十年。此刻，再没有身份、地位、财富的差别，只有同学间最纯真的友情。

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

当刘光宇、吕培忠两位老学长的手握到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愣住了。他们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头脑在飞速地翻阅五十年前的记忆。“你是刘光宇！”“你是吕培忠!”两人几乎同时喊了以来，紧紧拥抱在一起。

五十年杳无音讯，五十年岁月沧桑。

昔日的青春少年已经变成垂垂老者。每个人的面貌都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以至于这对五十年前曾经大课、小课形影不离的好友，竟然无法一下子认出对方！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6)

我至今还记得，在分别的酒宴上，同学们兴致勃发，一首接一首地合唱青年时代熟知的苏联歌曲《海港》、《在遥远的地方》、《纺织姑娘》，当然还有那首永恒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激动的情绪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光芒，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溢着幸福的红晕。

我的耳边，至今还回响着严宝兴学长席间饱含激情朗诵的诗篇：

“不论去到海角天涯，远渡重洋，

?? 我那忠实的朋友永远在我身旁。

?? 不论动荡的岁月里和暗淡的时光，

?? 友谊的火把为我们把道路照亮。

我们在痛苦不幸的时候也很坚强，

?? 彼此帮助，相互鼓励，永不颓唐。?

?? 尽管岁月一年年地不再回头，

?? 我们的友谊永远放着青春光芒。

每桩事情都忠于友谊，从不欺诳，

?? 同心同德走向目标，实现理想。

?? 深厚的友谊好像歌曲，毕生难忘，

?? 忠实的朋友肩并肩地一路前往！62

我至今还记得，离别的时候大家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一遍遍叮嘱保重身体，相约两年以后再次重逢。

目送一位位老校友心满意足地离去，为这次聚会操劳了大半年的王光启如释重负。

长期积压的劳累、紧张一下子释放出来，他病倒了。

与此同时，信笺、电话如雪片般飞来，参加聚会的老同学们纷纷对这次活动的成功组织表示感谢。

然而，欢声笑语犹存，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却突然袭来。沈士良[sg43]同学因癌症病逝了！

王老告诉我，在得到消息的当晚，他彻夜未眠。老同学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聚会时的音容笑貌，在眼前一幕幕地闪现。当夜空中浮现出第一缕晨曦，他翻身下床。所有的切切深情，从笔端如激流般倾泻——

士良，你怎么走的那么突然

五一节刚刚过去，一条短讯击中了我的脑海，击中了我的心头，击的我脑海和心头发颤。我们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同窗学友、大好人——沈士良在节日前的最后一刻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欲哭无泪，泪流满面。

士良，你知道，咱们的全国性校友聚会活动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周，可是我至今还没能从聚会的疲惫中复原，毕竟都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岁月不绕人，我有了亲身的体验。服药、输液都没能把我治好，整日卧床还得好几天。是的，若把分散在全国的五十九位学友凝聚在一起，这有多难！如果不去办，那就更难。五十多年的愿望只能是梦想，不会实现，那将成为终生的遗憾，成为我和其春、承安三位承办人以及诸多学友的遗憾。

士良，你知道，聚会活动虽只三日，筹备工作何止百天，至少要再加一番。发出的函电一次次，长途电话打了个遍。个别学友事多、忙，不搭不理把你干，你得耐着性儿、厚着脸皮再把信息传。地址不详退回来，再查再找再发函。报到地点要写详细，避免出租车绕道把人骗，每件事情都得事先想完全，因为我们都已年事高，记忆不再那么健全。

士良，你知道，二〇〇七年三月初的一天，我发现你在电话中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定有变。老实人经不住盯着问，从未发过火的你说了一句：‘他妈的，我造什么孽了’后，对我说了实言：“肺癌在扩散！”轰的一下，天旋地转。我不敢把噩耗告诉学友，我愿在即将到来的聚会前奇迹出现，康复的士良高高的站在大家的面前，笑的那么甜。

士良，你知道，再过两天——四月十四日我们就要相聚了。我问：“你身体怎么样？可以来吗？”你没说别的，只回问：“照相吗？”我忙不迭的说：“照，集体照，分组照，都照。一定和爱人一起来，终身相伴的潘胜凡。我们还专门给你们留了房间呢。”这次你回答的挺干脆：“我一定去。”听得出来你是在那儿笑呵呵的回答我，我很高兴。与此同时，我冥冥中突然预感，这也许就是你的梦，你要圆了的梦，你要把最后的身影留在老同学中间的梦，梦想实现了，那该是多么的欣慰，所以你笑了，所以你一定会来。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7)

士良，你知道，时间到了，四月十四日到了。这天从一大早开始，上海的、大连的、武汉的、东北的、西北的各地学友和亲人都陆续到了，那场景怎么形容呢，都记录在摄像机里了，可惜你再也看不见。下午三点你女儿开车把你夫妇二人送到了会场的庭院，我忐忑不安的看着你下了车，只见你面带笑容，红光满面，一一和大家握手，一点也看不出你全身骨头发疼的表现，但愿我以前听到的是谎言！

士良，你知道，聚会开始了。我在主持会议，但我的目光时时注意着你坐着的方向。你挺直腰板、半张着嘴在那静静地听着学友们的发言，那么的全神灌注，那么的让人心颤。要知道，这短短的半小时，对你来讲，该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我再也不敢往你那方向张望了，我要赶紧结束大会的发言，去招呼大家到大院里的大树前摄影留念，去满足士良的心愿。

士良，你知道，事有多巧。按照原来的计划，前排就座，妇女优先。正在安排，却有人高喊：“年纪大的、名人、领导坐前面。”于是，重新做了调整。空了一个位置，就在你身边。又有人喊：“你就坐在那里吧，看你忙的团团转。”这一刹那，你的左手和我的右手紧紧握成一团。至今，我的手心里还保留你那软乎乎的温暖。

士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五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在苏联。那时候每当听完课回到宿舍，你总是第一个下到厨房，淘米、洗菜、切肉、削土豆皮……，样样抢先。不一会儿，桌上菜肴摆满，虽然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大家确实吃的欢。还有一点人们都不会忘记，那就是饭后碗筷洗刷轮不到他人你全包揽，这一切你做的那么自然、随便。五年啊五年，应该说你这五年的付出、默默无闻的无偿付出，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每一位学友分数簿的分数门门饱满。

士良，你为人诚实，性格憨厚，没有歪心眼。你从不与人争雄，也从未与人纠缠。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每位党员都不把你另眼相看。五年多啊，一位大好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你这一走，更增加了人们对你的怀念。

士良，你为什么要那么匆匆忙忙的离开我们，撒手人间？为什么不等到我们下次、下下次、再次、再再次聚会、相见、联欢、畅谈，这也是我们这次聚会后全体学友的一致留言。好吧，你等等吧，耐心的等等吧，我们会陆续的去找你，不过要等十年、二十年，反正等候的时间不会太短！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1)

1952年9月，年轻的朱训和同一批出国的二百多名学子一起，乘坐火车抵达莫斯科。

出国前，朱训已经从事了多年的生产管理工作，并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学习。按照事先的专业分配，他应当学习工业经济专业。

在莫斯科的站台上，大家正在忙碌地整理行李。忽然，一位使馆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电报大声问：“哪一位是朱训？”找到朱训后，他宣布；“接到国内通知，你改学地质，不学经济了！”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朱训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尽管地质一词对我非常陌生，学地质是什么味道，干地质又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很清楚，但听从祖国的召唤和服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留苏学子的天职。我听了这个改变的决定之后，当时感到很突然，但没有任何不愉快和不高兴的感觉，立即就欣然地表示服从祖国的决定，从学经济改学地质专业。”63

在五六十年代，有许许多多的留苏学子，和朱训一样，在出国时改变了原来的志愿和专业。在我数量有限的采访对象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例子：

沈菊生，自幼对俄罗斯语言文学深感兴趣，出国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一直梦想到苏联汲取文学营养的他，最终学习的却是铁路专业；

出身书香门第，曾立志成为一名医生的籍传茂，最终与水文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的郭树言，做梦也没想到会成为一名冶金专家；

曾经申报“地球物理”专业的谢自楚，成了我国冰川研究的奠基人；

喜爱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贾泽林，改学了哲学；

倾心于铁路和建筑的叶舜赞，却与土地规划相伴一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在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千挑百选出来的留学人员，无论在人数上，还是专业分布上，都与国家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临时改变一部分人的专业，就成了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