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早起半个小时，用还稚嫩的声音，大声的去诵读那些音标、单词、英语断句，每篇英语课文都倒背如流。因为勤奋，因为天分，她的英语发音是班上最标准的。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杨澜在英语的学习上尝到了甜头，有了成就感，就感觉到学习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心态的转变，杨澜在其他课业上就开始显现出主动的精神状态。于是在完成所有功课，保证优秀的背后，杨澜开始涉足文艺活动。

每当学校组织演出，杨澜总是起着文艺骨干的作用，这样的活动极大地锻炼了杨澜的台前感觉，当杨澜后来走到电视前面的时候，杨澜说：“小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好像昨天在学校里的演出就是今天的实习课一样。”

有一次，学校举办“六一”演出，这时候杨澜的英语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她很大方地站到台上，先用汉语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开始用英语来演唱。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词用英语唱出来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了阵阵掌声。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歌曲英文版。

成功永远是前进的动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用英语唱中国歌曲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时候的杨澜来说，其意义可想而知。因为这次的尝试，因为这次的成功，让杨澜知道，只要我努力了，我一定可以做到，也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从此英语成了杨澜的第二语言。后来杨澜走进《正大综艺》，到后来的走出国门留学美国，都应该与这次中国歌曲的英语演唱尝试有着微妙的关系吧。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两面看的，杨澜的学校时代虽然充满了快乐，但有时候也难免会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有同学借了杨澜的橡皮不还了，比如，上课的时候谁影响杨澜专心听讲了。这些琐碎的小事情在小孩子的心里可能是严重的事情，不及时疏导可能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抵触情绪。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普及教育心理学的概念，但杨澜的爸爸妈妈都会及时给杨澜正确的引导，让杨澜明白，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小事情还是不要放在心上的好。所以，每次杨澜回家告状诉苦的时候，杨澜爸爸对杨澜的教育都是一个短语“与人为善！”这种教育让杨澜养成了一种有话好说的习惯。

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心态。“与人为善”在杨澜的教育里，让杨澜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常心让杨澜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以最大的努力、最认真的态度，最轻松的心态来认真对待，这也许就是杨澜做事情可以一帆风顺的原因吧。

其实，杨澜的父母对杨澜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希望杨澜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好人。当然了，好人的前提就是善良，善良也是中华传统的美德。至于事业成功与否，杨澜的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重要的是希望杨澜能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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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小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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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杨澜父母的工资不是很高，双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这样在杨澜的玩具购买上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杨澜的玩具并不是很多。

每次进玩具店的时候，妈妈总会先对杨澜说：“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杨澜当时只有六七岁，但已经很懂事了，而且也很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杨澜觉得那很丢人！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杨澜每次都很郑重地答应妈妈，只看不买。

玩具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无疑都是一座充满了诱惑与渴望的殿堂，那是一个孩子童心里最美丽的梦想和奇迹。杨澜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着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柜台的玻璃上。那时候杨澜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在这样的陶醉过程里，杨澜体会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每次的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只是那时候的杨澜没有注意到妈妈疼爱的眼神，也没有注意到每当妈妈看着杨澜眼巴巴的神情，都会下意识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杨澜感到很意外。因为妈妈看到邻居的孩子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杨澜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杨澜一边亲着妈妈，一边很懂事的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因为手枪的玩具不仅好玩，拿着威风，更重要的是，标价并不是很贵。虽然那时候杨澜还不会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但杨澜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了，知道应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

杨澜天生的领导能力在与孩子们的嬉戏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有的孩子看到杨澜手里的小水枪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玩具了。在当天，几个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之后，杨澜他们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会喷水的手枪。孩子们在水枪里找到了童年的乐趣。

于是，夏天暑假的每个炎热的中午，杨澜就带着这帮孩子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当然射击的部位主要在对手的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有时候，你刚想张口说点什么，就会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伴随着得意的嬉笑喷进了你的嘴里。有淘气的男孩子就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这些开心的、得意的、愉悦的童声，惹得柳树上的蝉儿使劲地狂叫，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那时候的游戏很简陋，但孩子们的兴奋与喜悦和今天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孩子就是孩子，只要在游戏中找到了乐趣就会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幸福印象。

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敌人好人”。因为手里有枪，所以游戏就更真实，大家也玩得很尽兴，很入戏。其实这些游戏就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经常会出现惯用的台词。比如：“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或者是“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之类的话语，有时候这样悲壮的情节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已经死了！”

马上就会有反驳的抗议“凭什么我死啊，我还没有呢，只是受伤，我轻伤不下火线！”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怎么了？”

“没怎么！坏人先死，谁规定的呀！？坏人还吃大鱼大肉呢！”

“要吃回你们家吃，现在是坏人先死，电影里都这样的。”

演坏人的不干了。“那干吗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当水枪里没有水的时候，就说一句：“灌水喽！”随着一个人的离开，大家就再也没有兴趣争了，再争执下去，到游戏的时候没有水可以用的时候，那才没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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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抓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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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腻味，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觉了，于是抓特务就成了另一个活动的内容。这样的游戏需要有人先藏起来，然后有人负责捉拿。

有时候是藏人，有时候是把枪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让大家来搜索。虽然可以交叉着来玩但还是有人提议了：“没意思，咱们要是能抓到一个坏蛋，才有意思呢！”

“对啊，对啊，可咱们去哪儿抓坏蛋啊？”于是大家就沉默了，好像刚才的兴趣因为没有抓捕对象的出现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大家兴趣索然。

突然有人说：“有了，最近，我们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要不我们就把这偷车贼给抓了吧？”

马上有人说：“我们只抓特务，小偷有什么意思啊。”反驳者用一种阶级立场，用一种孩子气的思想说服大家：“自行车是革命群众的财产，我们保护了群众的财产也是一种革命行为。想来我们欢迎，不来我们不强求。”说得态度坚决，全是电影看多了后背会的台词。

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于是大家三三两两的隐藏了起来。隐藏对于杨澜和她的伙伴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玩了这么久的游戏，大家对什么地方可以藏人都了如指掌。大家约定，一旦发现“敌情”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大家的脑门，夸大家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大家呢，那样大家就可以使双枪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让杨澜和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起，开始了“蹲点”。

北京夏天的闷热可以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得到证明：一瓢凉水进肚，马上就成了汗排出体外。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玩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热，但要不动地藏在一个地方，没有风、没有游戏、没有对话，还要聚精会神，可以想像那种难受程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澜和小朋友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浃背，紧张得不敢说话，藏了几天都没有见到小偷。

树上的蝉儿好像是因为没有了竞争的对手，大唱特唱地烦人，唱得大家心里痒痒的，都奇怪了，怎么以前没有听到过蝉儿的鸣叫呢？这时候要是可以的话，一早就拿根竹竿把它们都黏下来了。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有的孩子不来了，但还有人在跟杨澜一起坚持着，虽然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那天的中午，天气闷热，杨澜跟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就在大家要散伙的时候，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

这个发现几乎让杨澜他们就要欢呼起来了，这样的鬼鬼祟祟足以说明有问题。大家都很兴奋，都等着最后的场面。来的人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所以孩子们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有人悄悄地说：“看，这个地主要来搞破坏了。”

有人说：“电影里的地主都有本变天账。这邱老头的变天账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还有人说：“你看他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到车棚，还能做什么？很可能又开始偷自行车了。我们终于要胜利了。”

有人很老练地说：“沉住气，我们等他偷的时候再动手。”

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大家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孩子们手里都有“枪”！

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

杨澜他们蒙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样的场面不吻合剧情。可惜这是杨澜他们看到的现实，不是排戏。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雨说来就来了。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掩藏着的想抓他的孩子们，但他能看到雨。他在看天的时候就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出了孩子们的视线。

雨，哗哗地下起来，杨澜和朋友们又找到了新的乐趣，当然抓坏蛋的乐趣远远比不过玩雨的乐趣。大家冲到露天的空地上，把水枪向天上喷，然后让雨水淋湿头发和衣服。终于有大人惦记着雨里的自行车，从家里跑出来，然后没有看到自行车就自然要问杨澜他们有没有看见放在门口的自行车。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大人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第三节 童年里的点点滴滴

童年的岁月里，我们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足迹，在多年以后回头看过去的时候，才发现有些无奈，有些幼稚，有些可爱，有些天真。而岁月的河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年轮的深处。当杨澜走到今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