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而儿子则希望从中作梗的父亲"死掉".

弑父之后的薛丁山,罪孽深重,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逆子.但他以两种方式来弥补他的罪恶:一是他开始做一个好父亲,对四个儿子都相当友善,即使薛刚"吃酒生事",他也只是担心,而未见严厉的惩罚.一是在薛刚闯祸后,钦差来拿薛丁山全家时,薛丁山束手就缚;当时陈金定曾劝说:"我们反了罢",但薛丁山不从.薛刚虽是逆子,但薛丁山却不愿再做恶父,而宁可从容就死以弥补自己也是逆子的罪过.事实上,被他这个父亲怀疑与樊梨花有"亲密关系"的义子薛应龙,等于是他的"替身",已在战场上被击为肉饼.

最后,薛刚三扫铁丘坟（埋葬薛氏满门的坟地）,向父亲悔过,打破了父子冲突的恶性循环.

"伊底帕斯情结"的商榷

在以精神分析观点对薛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作如上的分析后,我们马上就又面临了下面两个问题:一、"伊底帕斯情结"适用于中国文化吗?二、由一堆文字堆砌而成的虚构人物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

弗洛伊德无疑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它是人类"种系发生的遗产".但这种看法可能稍嫌武断,一些左翼的精神分析学家如瑞克（w.reich）、列因（r.d.laing）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来看这个问题,而认为即使有"伊底帕斯情结",那也是父系——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家庭这种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譬如瑞克就说在父系资本主义社会下,父亲是权威人物,白天外出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儿女.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全家挤睡在斗室内（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景况）,夫妻丧失了他们正常的私生活,欲求不满的妻子遂转而关注自己的儿子,在搂抱怜爱中对失去的夫妻关系作一种"悲哀的模仿".年幼的儿子沉醉在母亲的柔情中,但他终将发现这种情感是社会所禁止的,在鼓励与禁止的冲突中,儿子遂陷入"伊底帕斯情结"的困境中.

一些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为"伊底帕斯情结"的"普遍性"打上个大问号.譬如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托布伦岛人（trobriandislanders）,他们的家庭接近于母系社会的结构,而且不像文明社会有那么多性禁制,儿童的性探索及性行为不仅不受禁止,甚至受到鼓励,虽然他们也有"乱伦禁忌",但却少有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及"精神官能症".托布伦人儿子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并非父亲,而是母舅;儿子反抗的也是母舅而非父亲,有趣的是,如果儿子做了类似"伊底帕斯式的梦",那么在梦中出现的"敌手"也是母舅,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会自动调整成父亲.

晚近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用较具弹性的尺度来赋予"伊底帕斯情结"以新义,基本上认为它"可能存在",但却"因人而异",而它也绝非什么"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能采纳这种观点,那么"伊底帕斯情结"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非"文化"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

从薛氏父子传奇故事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薛仁贵长年征战在外,薛丁山与母亲柳金花在破窑里相依为命,这是颇为符合诱发"伊底帕斯情结"的父系社会核心家庭情境的.但薛丁山毕竟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前文这样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谈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性角色认同"、他的"爱与恨"、还有他的"伊底帕斯情结",不是很荒谬吗?精神分析基本上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乃是作家丰饶心灵与敏锐洞察力的"外射",而作家又是读者乃至社会大众心灵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故事中诸角色的心灵,等于是在尝试勾绘出作家及读者的心灵样貌.质问"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也等于是在问"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过类似薛丁山这种恨父恋母的阶段?""我们对薛丁山的遭遇,是否能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的了解'?"

当然,笔者所能提供的并非"科学真相式的分析",而是"哲学意义式的解释",这也是当今以精神分析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的主要功能,它要提供的是人类心灵样貌的"丰富"与"感动",而非"诊断"与"治疗".

几句感言

笔者以精神分析学说来诠释此类的中国古典小说或民间故事,基本上是想开另一扇窗,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就像贝托鲁奇（b.bertolucci)将"伊底帕斯情结"引进电影《末代皇帝》中,以诠释溥仪人生悲剧性的一面般,是为了增加感动,而非制造荒谬.这多少是从西方的悲剧观点来衡量的,但如果我们能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用西方的理论架构来拆解、诠释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里面其实也有着与西方一样、甚至更深邃的悲剧内涵.

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1)

今年妇女节,全省八十余家戏院再度联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古装黄梅调电影曾重映多次,每次均造成轰动.二十余年前当它首映时,笔者就躬逢其盛,当时正值情窦初开的思春年华,青稚的心弦被那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与画面拨弄得丝纷音乱;弦韵心声,将我引进一个迷离恍惚的世界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余音缭绕,悲愁着脸,仿同剧中的梁兄哥,同时喜甜着心,暗慕剧外的梁兄哥.它的重映使笔者惊觉岁月的无情,如今已是年近不惑、意长情短的中年心境,心弦早收,不复有浪漫遐思,只适合用这支秃笔弹些弦外之音,冷静地来分析梁祝这个爱情悲剧,以及环绕它的一些问题,聊以纪念逝去的少年情怀.

一则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

梁祝故事见于《七世夫妻》此一民间通俗小说中（本文根据的是台北文化图书公司《中国民间通俗小说》版）,电影与原故事稍有出入（下详）.在原来的故事里,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州读书,与梁山伯在草桥关义结金兰,同窗共砚三年,英台见山伯是个志诚君子,心暗许之,一日思归,留下花鞋一只,托师母做媒.山伯长亭相送,在送别途中,英台真情暗吐,但山伯却恍若呆头鹅般难以领会.直至数月之后,山伯亦辞学归家,师母告知实情,他才兴冲冲地前往祝家庄,可惜来迟了一步,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马文才.晴天霹雳,山伯犹如怀中抱冰,在花园叙旧时,他对英台动之以情,责之以义,奈何英台无力回天,只能好言相劝.经此折腾,山伯美梦成空,而情丝难断,竟患了相思之症,茶饭不思,终至一命呜呼.英台闻耗亦痛不欲生,亲往梁家吊唁.马家迎娶之日,花轿路经山伯新坟,突然狂风大作,英台下轿祭拜,山伯坟墓裂开,英台往墓中一跳,结果两人变成一对花蝴蝶,向空中飞去.

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乃至双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笔者将在下文《七世夫妻》的整体结构中,讨论它的"浪漫"与"凄美",现在先行剖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位主角的心理形貌.

祝英台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在故事里,祝英台是个外向、开朗、沉着、果敢的美丽少女,她活泼好动,打秋千的技术高超,乔装卖卦先生哄骗老父,又女扮男装到杭州,混在一大堆男人中读了三年书;其间几次差点被山伯识破女儿身,但都被她冷静地应付过去.见山伯眉清目秀,一派风雅,志诚可靠,心生爱慕,主动托师母做媒,并在长亭相送中,频频向山伯示爱.这样一个奇特的"前进"女子,为什么会在回到家里后,听命于父亲的安排,违背前心,辜负山伯的一片深情,而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呢?笔者认为,这是她的爱情观与婚姻观有别使然,爱情是私人事件,而婚姻则是社会事件,爱情是婚姻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婚姻所必要的乃是说媒、下聘、迎娶等社会仪式.因此,英台会留下花鞋,托师母做媒;长亭相送中,又提醒山伯,家中小妹,"今日亲口许配于你,你可早日回家,请出媒人说亲".回到家中后,焚香拜祷,"保佑梁兄早日前来议婚","倘若父母把亲事许配他人,那时梁兄前来,也是悔之不及,枉费了奴家一片爱慕之心".直到山伯果真迟来,花园叙旧时,英台责怪山伯"我初时叫你早些回来,只怪你自己耽误了","马家有三媒六证,你的媒人在哪里?"最后送给山伯三百两银子,劝他回家"另娶一位贤德小姐".

这固然可以说是编故事的作者硬派给祝英台的观念,但多少也反映了世间女子的普遍心思,它不只是祝英台所独有,也是《七世夫妻》中孟姜女、秦雪梅等所共有的.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观点来看,在性结合中,负担怀孕、生育、哺乳等任务的女子,其"投资"远大于男子,她需要仪式性的保障,能依社会所规定的仪式来示爱者,才是性结合的保障,也可以说是女人对男人爱情的一种考验.社会生物学家认为,这是由遗传基因所规划的"生殖行为模式",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女性的集体潜意识.很显然的,梁山伯并没有通过这个考验,最后甚至不理会这个考验,而在花园中"抱住英台纤腰,不肯放手",但女性在这方面是决绝不可退让的,已非男性意志的延伸,结果山伯被英台一句"梁兄不必如此"说得心如刀割,意兴阑珊.

三年同窗共宿而不及于乱,完全是来自祝英台女性的自持,这种自持为她塑造了完美的形象,激昂了一个男人的生命,但同时却也将他带向毁灭之途.

梁山伯生命的提升与毁灭

梁山伯这位眉清目秀、一派风雅的书生,在故事的前半段,给人一种拘谨、沉闷的感觉.三年与祝英台日则同桌,夜则同宿,虽然见英台胸前两乳甚大、白绫小衣上有血迹（月经斑点）、两耳穿眼等种种迹象,怀疑英台有些"女子模样",但总被英台巧言哄过.有一次在深夜写了个生字,想欺身试探英台,结果反被英台一状告到老师面前,山伯吓得"魂不附体".老师罚他领个大纸箱放在床中,不许碰破,山伯唯唯遵命,以后即不敢造次.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不许"碰破纸箱",固然含有不许"从事性冒险"的象征含意,但由此亦可知,梁山伯原是个服从权威的人.

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2)

在长亭相送中,英台以各种明比暗喻大谱凰求凤的恋曲,只差没有直接说出"我要嫁给你",但梁山伯却是一路的"愚兄不懂""荒唐""讨我便宜""你我就在此地分手罢!"他的无法领会,在原故事是因太白星君摄去他的真魂所致;但在紧要关头变得呆傻,正暗示他是一个身不由己受命运作弄的人.

这样一个拘谨沉闷、服从权威、受命运作弄的书生,在知悉祝英台是个女红装,且对他情深似海后,平稳无波的生命开始起了变化,因爱的召唤而展现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师母告诉他真相,出示花鞋凭证后,他立刻离开了学堂,"奔上"阳关大道,也不返家,直望祝家村而来.见了改着女装的祝英台,犹如九天仙女下凡,不觉"神魂飘荡,心旌摇曳起来".当英台告以爹娘已将她许配马家后,他虽然犹如"冷水浇头,怀中抱冰",但却像奋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声言马家迎娶之时,"自己也要撞轿来娶".在英台夺走花鞋信物后,悲愤得要到衙门告状,继之则"抱住英台纤腰,不肯放手".

这些激昂的生命力表现,大不类从前,是由炽热的爱所催化的,但它亦预含了毁灭的种子.毁灭梁山伯的,与其说是外在的横阻,毋宁说是祝英台本身的决绝;"原欲"（libido）的受阻,使它自外在的客体（祝英台）退缩回来,而以自身及想象中"理想的祝英台"为对象,遂导致了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的相思之症,自我燃烧,终至步上了身毁人亡之路.

梁山伯所无法理解的是,祝英台既有情于他,何以要他接受考验?而祝英台所无法理解的是,梁山伯既有情于她,何以不接受考验?

七世夫妻的深层结构

这个考验,在原故事里乃是天上的玉帝对金童玉女的一种试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惩罚.要进一步分析梁祝爱情悲剧的深意,需从《七世夫妻》的整体结构中去探寻.人间有《七世夫妻》乃起因于某年七夕,玉帝在天庭欢宴群仙时,金童敬酒不慎摔破玻璃盏,玉女对他哧地笑了一声.玉帝大怒,认为二人动了凡念,罚他们贬谪红尘,"配为夫妻,却不许成婚",等到功行圆满,才能复还本位.

一世夫妻是万杞良与孟姜女,万杞良为避秦祸而流落异乡,躲在孟家花园中,见孟姜女脱衣捞扇,两人情动.孟父做主为他们完婚,洞房花烛夜时因流痞密报,万杞良被缉拿赴边塞造城,到塞三日身亡,孟姜女过关寻夫,哭倒长城,后投河而死.二世夫妻即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世夫妻是郭华郎与王月英,郭华郎至王月英的胭脂店,郎情妹意相互调笑,两人因他人出现而受阻,密约在土地祠幽会.郭华郎因事迟到,佳人已杳,只见王月英的一双绣鞋与悲怨诗句,情事不遂,两人均因风寒与相思而成疾,双双归阴.四世夫妻是王十朋与钱玉莲,由父母指腹为婚,及长,王十朋中了新科状元,先因在朝供职后因父母辞世而蹉跎婚事.他致函钱玉莲,言明三年丧服期满即请旨完婚.孰料钱玉莲不堪继母虐待,留下婚书与花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