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幸福来得太突然了。那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跑了六年的两会，每年坐第一排，就每年举手，举手，举手，举了六年。然后到了今年这时候呢，特别有意思，我一看已经是总理说最后两个问题，一个给中国记者，一个给外国记者。先给外国记者，我就想最后一个中国记者肯定轮不上我，我就给我们的司机发了一个短信，我说做好准备，咱们可以把车挪出来了，因为很多车嘛，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赶紧回去发稿子，晚上还要直播。我正发完一条短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说那个穿红衣服的第八排的那位女士。

开心考官：王小丫(3)

杨澜：你没举手吗？

王小丫：不是。当时反正听说提问就举呗，那个时候举手都是习惯动作了，然后明明人家旁边那个人也举，说这个是外国记者，自己也在那儿举，就这样子的。那个举手就是一个动作，必须每个人都举着，就这样，然后一边举，一边发着短信。啊，然后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准备了三个问题，当时有三个选择，然后我就挑了个……

杨澜：捡着最长的问。

王小丫：对，捡着那个出镜率时间最长的，然后自己还停顿很长时间。

杨澜：但是做主持人做记者做这么长时间，你还有这种热情和激情，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事，好多人觉得，反正每年都这么做呗，就很容易被消磨掉了。我看你还特别热情，好像你还发明了一个绑架法，说她就是看着一个部长出来，啪，一挽手是吗？说属于绑架了。先绑架了，然后再开始问，是这样吗？

王小丫：最有戏剧性的是我们一上去之后，就看到那个水利部的一个部长，然后我们心想肯定也是一个领导，就嗖地冲上去，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勇猛，他说薄熙来在后面，然后就听见这一群记者，哗，就往后头瞅。

杨澜：这有点像转移目标的意思是吗？

王小丫：对。所以我们当时也觉得这个特别好玩儿，然后有一年大概是跑两会，跑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动感采访，每天就看见我和摄像不拿脚架，摄像是一个特别高的东北小伙，一米八，就扛着摄像机先冲上去，基本上就先把那个胳膊给挎着，然后有些时候脚还顶着人家，意思就是不能动。

杨澜：脚上这招我没听说过。

王小丫：绝对绝对管用，要抵着，这样他不能转嘛。

杨澜：太棒了。

王小丫：因为很多人围着，我得照顾机位，就得这样。他有些时候，比如说这边一个问题，一下又到这边了，你就先拽着，不许动。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谁在拽他，一群人围着嘛。

杨澜：那时候你那只脚挺有劲的。

王小丫：一群人，一想这么有劲的胳膊，肯定不会是我的，我胳膊这么细。肯定还不知道，想那是谁的呢。然后哇哇哇问完之后，立马一蹲，就从人群脚下蹿出去了。如果你一直在里头的话，就会挤得七零八落的，问完自己的问题就一蹲，从底下一出溜就出去了，当时特别可笑。就这样，我们也不带脚架，也不带什么，那个画面就是这样摇摇晃晃的，后来他们就说哎哟，这种动感采访，老百姓特别爱看。

杨澜：就爱看你们七歪八斜的这种。

王小丫：对，然后说真好看，今天有新闻。

自信源于父亲

杨澜：小丫，你第一次把电视主持人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时候？

王小丫：我没有规划过，纯属偶然。因为我以前在一家报社工作，后来我们报社垮了，不能继续了，就停刊了。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发了一个特别小的停刊启事，然后我就在想，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我有几个朋友在中央台，她们在《 半边天 》，阿果啊，梁红啊，刚刚那段之前开过世界妇女大会，在怀柔……

杨澜：那是1995年的时候。

王小丫：对，就是1995年的时候。她们当时革命热情特别高涨，就说嗨，这个电视真好，你看这个电视比报纸就是好，报纸只能看，这个电视呢，我说电视那不是也只能看吗，不对呀，还能听。

杨澜：嗨，成广播了。

王小丫：我说那不是成广播了吗？她说不对呀，又看又听啊，还能有音乐，报纸能写出音乐，你有这个旋律吗，你有这个节奏吗，哇哇哇就说了很多。我到机房去看她们，我觉得她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就是一排机房，当然现在我们很熟悉这个环境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电视，红红绿绿的，在那儿咔咔咔咔的。

杨澜：很娴熟啊。

王小丫：特别高科技，怎么一下一个特技了，一下又怎么了，哎呀，我觉得你们的职业太有意思了。我每天拿个本拿个笔，颠簸颠簸就说杨澜，请你谈一下什么什么，就记下来，晚上熬个夜，第二天交给总编看。我就觉得她们的职业特别有意思，但是，我对电视特别不懂，除了知道把电视开关打开，关上，就再也不知道别的了。后来她们跟我说你去广院学学吧，然后我就去了广院。

开心考官：王小丫(4)

杨澜：你文字上好像一直是挺有自信的，这种自信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王小丫：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我爸，因为他是报社的总编，所以他经常要写点社论啊什么的，写到得意之处就……

杨澜：写社论啊？

王小丫：对，还给我们朗诵。你看，今天的社论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还写点什么电影剧本啊，写点副刊上的文章啊。所以我就一直对文字很崇拜。

杨澜：造诣特别高的人，就容易给女儿起名字叫王小丫，是吗？

王小丫：虚怀若谷。

杨澜：你有没有反抗过，跟父亲？

王小丫：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在特别小的时候，对很多事情就是只能知道表皮的东西。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在四川嘛，四川人经常就是这么叫你。

杨澜：怎么叫你？

王小丫：说那个树丫，树丫丫，就说你是一个树丫丫。

杨澜：树丫丫。其实四川话是很亲切的。

王小丫：对啊，这种感觉很温柔的，不像北京话，一说就特职业。当时就觉得老是被小朋友取笑呀，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比较轻，出门看见一棵树，就是树丫丫什么的，就觉得不对。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能不能改一个名字，当时给自己改了很多名字，自己翻字典。

杨澜：什么淑英呀。

王小丫：还翠芬呢。

杨澜：你给自己改一什么名字？

王小丫：比如说我当时特别喜欢一个字，三个水叠在一起。

观众：淼。

王小丫：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字，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课外读物……

杨澜：你要取了淼，跟我这澜就差不多了，反正都在海里的。

王小丫：对，我就把我所有的书上都写上王淼，就好像这是我的名字。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抒情的抒字也不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刚刚开始成长。

杨澜：王抒。

王小丫：刚刚开始成长，总是想表达自己的内心，王抒，我也写过。后来，我们隔壁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凯字特别好，那个时候有一个《 凯歌高奏 》啊，老在电视里播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多激昂啊，跟你这丫字，刚好是反差挺大的。对，我说这字也不错，挺有力度的。

杨澜：王凯。

王小丫：我说王凯吧，后来说不行，这音好像太脆了。后来我就拿着好多字给我爸看，我说你说哪一个好，他说你哪一个都不要，都不要改，以后你长大，你就知道这名字好了。后来还真是。后来我不是在报社吗，我们总编辑叫张大明，一般这个报纸呢，大家仔细地看啊，总编辑谁谁谁，用的差不多是三号或者四号黑体字来写的，本报记者王小丫呢，一般是五号字，你想字体差了两个级别呢。但是我跟他有一次去四川的内江出差，当地接待我们的人说，王小丫怎么怎么，那次你还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后来我就发现，我有点冷落我们的领导了，我说这是我们总编，意思就是你也跟总编聊聊天呗，然后说总编辑，哎，总编贵姓啊？总编就说，你没看我们报纸啊，我天天在那报眼儿上……

杨澜：瞪着，瞪着三号字的眼睛看着你。

王小丫：对。后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爸说的你大了就知道了，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记住，觉得好像跟自己家里人似的，比较好养活似的。

杨澜：我们印象中王小丫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这个女子啊，其实她在学生时代也有过很不自信的时候，主要是那时候特别偏科是吧？

王小丫：对。差不多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数学就没有及格，语文比较好。所以呢，成绩经常在这个山谷和山峰当中就这样来回。

杨澜：你数学那么差，你怎么考上大学的，你走后门了吧？

王小丫：哎呀，我当时考大学，真是考得特别特别痛苦，特别特别特别痛苦。

杨澜：为什么呀？

开心考官：王小丫(5)

王小丫：因为我第一次没考上，拿成绩单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说这孩子完了，毁了。

杨澜：哎哟，天哪，为什么呀？

王小丫：因为那一年，我的数学只考了二十分。真的。你想一个二十分……

杨澜：要能差成这样也不容易。

王小丫：另外一个一百分你拽不回来，你真的拽不回来。

杨澜：你当时语文得多少？

王小丫：我那年语文总分是一百一吧，我得了九十七。

杨澜：很高。

王小丫：我觉得分数在当时还是蛮高的了。

杨澜：就是。

王小丫：我妈妈就很发愁，就说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你要是再考不上，或者明年她万一就考十分回来怎么办啊。这完全有可能的呀。

杨澜：有可能是吧？

王小丫：像我这种人经常属于容易自暴自弃的，然后就特别特别发愁，然后就找了一个数学老师给我复习。当时那个数学老师是一个老头，他是一个桥梁工程专家，不是老要算嘛，算力学什么的，他就给我讲，最后就发现讲数学我根本是听不懂。后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记性好，这样，我给你一些题型，你去套，你把这些题型全部背下来，他说如果你哪怕算错了，但是你一步一步的步骤是对的，他说老师会给你分的。

杨澜：对。

王小丫：总共的题型，他给了我这么厚一个本子，他让我去记。

杨澜：你就背。

王小丫：基本上呢，我觉得我是背不下来，但是我就说你再精选一遍，把那最重要的给我，因为那么厚一本我肯定要记晕了。等于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作业，那个特别可敬的桥梁工程师呢，就把这个又拿回去了，过了几天之后就变成了十来页，说我给你浓缩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不能再减了。我就拿着那十页纸，每天记每天记，后来再考的时候呢，分数高了一点，但是也不是……

杨澜：多少？

王小丫：也不是太理想，反正也没及格。

脆弱无助时

杨澜：小丫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有忍耐力的一位主持人，她的同事们也告诉我，有一次好像在录节目的时候，她的胆结石发作了，是吧？

王小丫：嗯，胆结石发作了。

杨澜：对，因为我家里也有人曾经得过胆结石，我知道那个是要在床上打滚的那种。

王小丫：对。

杨澜：你当时怎么样？

王小丫：当时我正在录像，我觉得就不舒服了，就开始疼了，疼了之后呢，我立马就觉得整个脸上的表情是扭曲的了，然后说停。

杨澜：疼到什么程度呢？

王小丫：反正当时挺疼的。我可能不是那种碰硬一点就尖叫的那种，也不能吱哇乱叫。

杨澜：也不敢叫。

王小丫：我就坐在那儿，特别像焦裕禄，拿手顶着，顶着。当时我怕人家觉得误会说你这是怎么了，我说我太像我党好干部焦裕禄了，然后说我不是肝的问题，我不传染大家，我跟大家说了两句。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看到我们其中有一个选手一个箭步就飞过来了，说怎么回事，喳喳喳喳就开始问。我说您是干吗的，他说我是大夫。噢，我说大夫，我说您是哪方面的大夫，我得问清楚。他说我是眼科大夫，我说这个离这儿远了点，我在胆上。但是他当时跟我说，你赶紧吃一种镇痛药，所以我们从医务室赶紧拿了镇痛药，吃了之后就好一点，下午就住院去了。

杨澜：但是你还把那期节目录完了。

王小丫：那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吃了药之后就赶紧把尾收了。

杨澜：那个时候旁边也没有说有一个人来照顾你？

王小丫：有，很多。